艾丽丝·门罗永远在场给更多人逃离和写作的勇气

发布时间: 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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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5月13日晚，加拿大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丽丝·门罗在安大略省去世，享年92岁。

艾丽丝·门罗是本世纪最杰出的短篇小说家之一。据新闻说，她在去世前十年饱受失智症困扰，这使我想起了同样患上失智症的侯孝贤。艺术巨人敌不过时间的风蚀，但他们已经在世间留下快乐影子之舞。

别再说她是加拿大的契诃夫

她是艾丽丝·门罗

早在2012年，门罗就已经宣布封笔。2013年，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诺奖评委们称她是“当代短篇小说大师”。在她还不被中国读者熟知时，出版商给出的噱头是“加拿大的契诃夫”。这一说法来自于造词大师詹姆斯·伍德。

但现在，我们不再需要这样老掉牙的称谓，一个女人，不需要被称作某个男作家的化身。在诺奖授予她十年以后，门罗已经被中国的文学爱好者所熟知，她也是近十年来销量较好的诺奖得主之一。在她笔下，女性逃离与回归时的复杂心境得以显形，一间看似平淡的屋子也能上演着女性命运般的复调悲戚。当古板批评家呼吁当代作家把格局撑开，效仿历代先贤如托尔斯泰、狄更斯、莎士比亚时（这时候，你准能想起阿兰·布鲁姆这个骄傲的老顽固），门罗反其道而行，在短篇小说这条路上一意孤行。谁说女人的内心就比男人和马的战争格局小？谁说写短篇就一定比长篇小家子气？门罗将这些庸俗成见通通摒弃，不是以嘲笑的方式，而是以巨大的冷静和耐心，就像女人搭建和守护属于自己的房屋。

房间是门罗小说中的重要象征。在《重重想象》中，玛丽·麦奎德想象自己是房间里的另一座孤岛。大部分时间，她坐在风扇旁边，“风扇似乎已然筋疲力尽，搅动空气的模样仿佛是在搅拌浓汤”，而她的声音充满了苍凉而婉转的控诉之声；在小说《苔藓》中，女主人公斯泰拉住在休伦湖旁白垩岩上的一座木屋，她干农活，种蔬菜，不再按照男人的审美来打扮自己；在《办公室》中，门罗干脆写道：“房子对女人的意义和男人不一样。她不是走进屋子，使用屋子，然后又走出屋子的那个人。她自己就是这房子本身，绝无分离的可能性。”

有意思的是，当门罗回击他人质疑其重复写作时，她也用了“房间”这个喻体：“（一个故事）更像是所房子，你进去，然后在那里待上一段时间……你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到房子里。每次回去，这所房子—这个故事，都比你上次看到的包含更多内容。它有一种自身的存在感，一种自身存在的必要性，而不是仅仅为迷惑你或者给你提供落脚之处。”

当女人决定出走

门罗本名艾丽丝·莱德劳，出生于安大略省休伦县温海姆镇。父亲饲养狐狸和家禽；母亲是一名乡村教师，罹患帕金森综合征。为了分担母亲的担子，门罗早早学会承担家务。在她8岁时，加拿大卷入二战。战后，她去了西安大略大学读书。高中毕业那年，她的学业成绩位居班级第一，荣获西安大略大学奖学金。大一时，她攻读新闻专业，大二转入英语系——那是她这辈子少数不用做家务的日子。

好景不长，她在20岁时与大学同学吉姆·门罗结婚。二人移居到温哥华，先后诞下四个女儿，其中二女儿出生当天不幸夭折。在日后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门罗回忆，自己当初早早结婚是为了避开长辈的压力，“想着赶紧解决掉这个问题，他们就不会再用这个事情来烦我。然后，我就会成为一个独立的人，我的人生就会开始了”。她和吉姆在温哥华岛南端的维多利亚市开了一家小书店，在带娃之余，她抓住空余时间写作。她试过一直写到凌晨一点，第二天一早六点起床。她在熬夜过度时会想：“我可能要死了。我会心脏病发作，但就算我死了，我也已经写出了那么多页的东西。”

门罗自1960年代开始写作。彼时世界正处于新的动荡，反越战运动、五月风暴和平权运动交替进行，门罗则在1968年出版了首作《快乐影子之舞》，那一年她37岁。41岁，她决定和丈夫离婚，成为全职作家。在81岁封笔时，她已经出版了14部作品，包括13部短篇小说集和1部仿佛故事集拼贴的长篇小说。

跟阿特伍德有明显的写作更迭期不同，门罗一出手就很老辣，她不会为了迎合市场而添加猎奇糖精，也不会刻意为了彰显自己求新，就去写作并不熟悉的题材。门罗并不是博尔赫斯那样的博物想象型作家，她贴着生活经验而写，力求轻盈、准确、生活化，把作者的姿态埋得很低很低，犹如摄影机对人际交往的注视，在那猝不及防的刹那，撕开关于生活本质的血口。

1970年代起，门罗开始为《纽约客》撰写专栏。她精巧的短篇吸引来眼尖手快的同行，但由于短篇不如长篇在推销上更有噱头，早期门罗仍处于相对小众的位置。直到她的小说攒到一定地步，读者们赫然发现：他们喜欢的诸多短篇，原来都出自同一个人。

她的短篇犹如小长篇，让读者感受到庸常生活里的巨大张力。在对普通人物的描绘中，她娴熟运用跳接、隐喻、象征、对照等手法，将一个人的命运浓缩在很短的时间。在她的小说中，主人公一直在逃离某种秩序，婚姻的、家庭的、道德的甚至整个社会的。这些女性也许没做出激烈行动，但内心已是千回百转。在短篇《亮丽家园》中，门罗反思了现代生活对于个体的驯服；在《漂流到日本》中，她描绘了登上去多伦多的火车的女诗人格丽塔；而在《太多的欢乐》中，她再一次提及房间与女人的关系：“男人走出房门的时候，他就把一切都丢到了脑后……而女人走出去的时候，却把房间中所发生的一切都带在了身边。”

为真实而战

在门罗写作的年代，短篇小说家一度不受重视，阿特伍德就为此替门罗鸣过不平。而门罗频繁书写女性生活，极少书写战争、史诗等宏大题材的选择，也一度让主流批评家颇有微词。门罗一度被贴上了“家庭主妇”的标签，有评论说她的作品太过家庭化。但门罗不在乎这种狭隘之见，她写关系，写空间结构，写人心之谜，她忠实于写作正在面对的生活。有人曾玩笑称诺奖颁给短篇小说家是恶作剧，而门罗是诺奖得主中罕见的以短篇小说为主要成就的作家。她坚持写中短篇，写女人们的各种困惑。阿特伍德认为：门罗对于社会阶层和细枝末节极为敏感，她笔下的人物习惯于严格审查自我的行为、情绪、动机和良知，并寻找不足之处。

阿特伍德同时指出：“门罗故事中的作家主人公都蔑视和不信任艺术作品矫揉造作的一面。应该写些什么？该如何写？艺术作品中有多少是真诚的，又有多少不过是装满廉价花招的包袱——复制人类，操纵他们的情感，做做鬼脸？”

随之，阿特伍德归纳了门罗小说的一个重要母题——为真实而战。门罗笔下的人物反抗着令人窒息的重负，渴望挣脱强制性的行为规则、噤声不语和精神压抑。阿特伍德总结道：“在工作优秀但矫情且内心麻木和表现糟糕但真实且活力四射之间，门罗笔下的女性可能会选择后者；要不然就是，如果她选择了前者，便会自责于自己的圆滑世故、背信弃义、诡计多端、阴险狡诈和无理取闹。在门罗的作品中，真诚绝非最佳策略：它根本不是策略，而是如空气一般必不可少的元素。”

在爽文流行的当下，门罗的小说初读起来并不“爽”，甚至可能给你添堵，但她有一种魔力会召你回来。起初，她看起来只是不紧不慢地谈论一段生活，你仿佛置身于多雾的天气，眼前是辽阔的港湾或清冷的小镇。可是随着叙事的推进，当门罗将她想要讲述的情境一点一点剥开，你就有可能被突然击中——在一个他人睡去的夜晚，兀自惊心动魄。

如果你想要一览更完整的门罗图景，除了《亲爱的生活》《逃离》等虚构小说集，门罗的自传性小说《岩石堡风景》也值得阅读：从文海姆镇维多利亚路尽头的住宅，到“9英亩”的休伦县农庄；从房子内部的许多转角和奇怪的小台阶，到门罗的父亲罗伯特·莱德劳逃离失败的故事，《岩石堡风景》浓缩了太多作家本人生命的影子。

颇为有趣的是，当门罗获得诺奖的消息传到故乡时，并不是谁都乐意恭喜她。评论者王芫在谈论门罗时就提到，当时《多伦多星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艾丽丝·门罗从哪里找到她的故事》。文中谈道：“一位来自门罗家乡的女士告诉作者：自己的母亲当年读过门罗的小说后，认为‘艾丽丝·门罗应该为自己感到羞愧”，理由是：她写的既不是小说——我们能认出书里的每一个人；又不是纪实——书里的每一个人都比实际要坏。”

比方说：1939年，温海姆镇发生过一起18个月大的婴儿被开水烫死的事故。结果门罗的短篇《死亡时刻》里也写到类似情节，就连一些细节也跟现实版本一致，这导致死去婴儿的家属和门罗发生过争议。据说婴儿的父亲带着枪来找门罗的父亲，要求门罗承诺不再写家乡的故事。门罗则认为这些指责是不实之词，她写的是小说，并不是非虚构，她使用了一些新闻作为故事背景，但人物早已经过了艺术加工。

笔者不想因为门罗去世就避讳这一争议，作家是人不是神，对一个作家的神话或选择性叙事都毫无必要。当作家选择忠实于她的精神世界，后人对她最好的纪念就是尽可能接近那个真实的她，去读她不同阶段的作品。

而如今，斯人已去，像是耳边一阵巨响，却是那么平静。门罗去世这一天夜里，我久久未眠，一直到凌晨。这篇纪念性质的短文也正写于这个长夜。于我而言，门罗去世，起初带来的是惊诧与失落，但很快会复归平静。有一种人的死亡并不需要郑重其事的伤感，因为作品已经令她永远在场。哪怕她离开了，而她的声音永远存在——在每一个平静生活里准备裂开又勉强修补的洞口里，在每一间并不属于自我的房间，在每一次坐在车上渴望逃离又松手的时刻。艾丽丝·门罗永远在场，就像一百年后人们还在谈论着弗吉尼亚·伍尔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