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为《文学的一生：阿瑟·米勒自传》撰写的前言里，英国导演、编剧理查德·艾尔形容阿瑟·米勒及其作品为“远方一场让人无法忽视的森林大火”，以此隐喻他和英国当代戏剧的关系。阿瑟·米勒之于中国戏剧也同样是“远方无法忽视的烈焰”，从他在1983年为北京人艺排演《推销员之死》直到今天，《推销员之死》《萨勒姆的女巫》和《代价》这些作品仍不断被搬上舞台，并被视为“艺术介入现实”的“社会疗愈物”。
1948年，米勒随一位意大利裔的候选议员访问西西里岛，当时接待他们的地陪青年是后来惊动全欧洲的“意大利强盗王”萨尔瓦多·朱利亚诺。得知他是“写剧本的作家”，热情的西西里土匪安排了一辆菲亚特小轿车把“美国朋友”送去一座被铁栅栏围起的废墟——尚未得到修缮的锡拉库萨的古希腊剧院遗址。米勒看到依着山体雕凿的巨大圆形剧场延伸到悬崖边，下面是蓝色大海，抬头见苍穹，他瞬间感受到古希腊戏剧的宽广心胸和坦荡视野带来的震撼。上海译文出版社日前推出《文学的一生：阿瑟·米勒自传》新版中译本，对于今天的观众和读者而言，这本米勒生前出版的唯一自传产生的能量，也许并不亚于那座烈日下的古剧场。
“一个年轻人对自我身份的寻找”
米勒出生于纽约的一个犹太富商家族，他的父亲差点参与创办好莱坞大片厂20世纪福克斯；他少年时遭遇大萧条带来的家道中落，在半工半读的学生时代他开始接触美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他在成名以后仍关注底层劳工的命运，介入过纽约的码头工人运动；他在1950年代美国糟糕的政治环境中遭受审查，但当时公众关心的是他和玛丽莲·梦露的恋情……米勒的一生被各种传奇包围，他坦言写自传是“先发制人”的行动。但是，“没完没了地讲述自己的过去，这令人沮丧”。他把自传写作定义为“和自己聊天”，这场特殊对谈的动机是“和年轻人分享我经历的过去”。
米勒有一个重要的创作观念，他提出“戏剧是切开的时间”，过去和现在是被戏剧同时呈现的，两者并不是有始有终的线性逻辑，优秀的戏剧致力于使人“不忘记”，由古见今，由今见古。他给自传命名为timebends，也是在实践他的创作观念，这个英语单词的字面意思是“逆行的时间，扭转的时间”，他说：“我不是书写历史，而是确认我对20世纪几个关键年代的个人认知。”米勒以他最重要的剧作为梭，以个人生活为经线，他与外部世界的交集为纬线，织出了一张“幽暗美丽的挂毯”。他回望了《吉星高照的男人》《都是我的儿子》《推销员之死》《桥头眺望》《萨勒姆的女巫》《代价》这些作品产生的过程，个人微妙的“感知”怎样转化成对群体、对时代的观察。这本自传既是“关于作品的作品”，但又在米勒的创作序列里，自带一种奇异的独立性。米勒的写作被两个强大的主题驱驰着，其一是“孤独”，另一个是渴望找到归属感，寻求精神层面的共同体，他在迟暮之年的“自我评述”，仍然是“执迷于在一个没有答案的世界里，坚持一个年轻人对个人身份的寻找”。
在自传开始的部分，米勒以浪漫感伤的笔调记叙了少年时的一次“离家出走”，他骑车进入纽约北部的哈莱姆区，那里尚未沦落成贫民窟，但已经是非裔和加勒比海移民的聚居区，他身处其中，没有任何人在意或排斥他，然后他逐渐忘记了自己和家里怄气的原因，悠哉游哉地骑车回家了。50年后，他到哈莱姆区做完讲座离开，发现在夜幕下，他成了陌生人和入侵者，而这个区域的出租车不能开去曼哈顿中心城区，“只能开到96街，这是两种文化之间坚不可摧的界线”。哈莱姆这个场景被赋予了隐喻的色彩，这是米勒走向生命尽头时仍困惑的，“人以群分”是他所不能理解的人类的非理性——为什么人对一部分同类不离不弃，同时又自我封闭着疏离“他人”。
在写作中袒露幻想和梦碎
33岁的米勒在《推销员之死》写下这句台词：“我觉得自己有点漂泊不定。”72岁时，他意识到这成了他一生的状态。米勒拥有一种惊人的诚实，他在写作中袒露着他的幻想和他的梦碎，也不遮掩他的悲伤和愤怒。在他打工攒学费时，他试图融入爱尔兰裔的工人群体，但因为他的犹太身份、因为他要去上大学，直到离开工厂时，他仍是被排挤的。他的往后余生都被这样的矛盾撕扯——渴望不可能实现的团结的共同体，不得不接受作为局外人的自我放逐。他在声名鹊起时惶恐：“我的文字具有超越我自身的力量，但我该如何一边生活，一边同戏剧界称为的平民百姓保持联系。”“我不愿接受名气带来的孤独，渴望成为底层集体的一员，但其实没有集体，我以为自己在某种高度为劳工发言，那只是我的错觉，他们对此知之甚少。”《萨勒姆的女巫》大获成功，他却不胜悲戚：“时代抛弃了我，我越来越孤僻，无论在戏剧界还是生活里。”他为妻子梦露撰写电影剧本《不合时宜的人》是在他声名鼎盛时，但他感叹：“我再不能听清时代的节拍了。”他类比自己是聋了的贝多芬：“失去听力地指挥第九交响乐，他挥动手臂，听着他听到的东西，而听众听到的完全不同。”他一生的斗争，要对这个世界昏昏入睡的感知能力给以重击，他在写作中寻找“一个隐喻，一个包罗万象的意象，一件响亮的乐器，余音直接穿透时代的瘴气”。
作为剧作家，他最终接受了个体命运中不可幸免的荒诞性——他接受肯尼迪勋章的地方，正是他昔日接受审讯的办公室，他苦涩地在自传里总结：“我的人生是一个关于永久放逐和永久回归的梦。”自传的尾声是一个诗意的苍凉的画面：年迈的作家在他的书房里，看到黄昏时的郊狼穿过冬日凋零的树林。“我不知道这片土地是谁的，它们疑惑我在木屋的灯光下做什么。我对它们来说是个谜，但事实是，我们，包括那些树，互相凝视着并相互关联。”在这个抒情写意的现实情境里，老作家达成了和世界的和解。
在为《文学的一生：阿瑟·米勒自传》撰写的前言里，英国导演、编剧理查德·艾尔形容阿瑟·米勒及其作品为“远方一场让人无法忽视的森林大火”，以此隐喻他和英国当代戏剧的关系。阿瑟·米勒之于中国戏剧也同样是“远方无法忽视的烈焰”，从他在1983年为北京人艺排演《推销员之死》直到今天，《推销员之死》《萨勒姆的女巫》和《代价》这些作品仍不断被搬上舞台，并被视为“艺术介入现实”的“社会疗愈物”。
1948年，米勒随一位意大利裔的候选议员访问西西里岛，当时接待他们的地陪青年是后来惊动全欧洲的“意大利强盗王”萨尔瓦多·朱利亚诺。得知他是“写剧本的作家”，热情的西西里土匪安排了一辆菲亚特小轿车把“美国朋友”送去一座被铁栅栏围起的废墟——尚未得到修缮的锡拉库萨的古希腊剧院遗址。米勒看到依着山体雕凿的巨大圆形剧场延伸到悬崖边，下面是蓝色大海，抬头见苍穹，他瞬间感受到古希腊戏剧的宽广心胸和坦荡视野带来的震撼。上海译文出版社日前推出《文学的一生：阿瑟·米勒自传》新版中译本，对于今天的观众和读者而言，这本米勒生前出版的唯一自传产生的能量，也许并不亚于那座烈日下的古剧场。
“一个年轻人对自我身份的寻找”
米勒出生于纽约的一个犹太富商家族，他的父亲差点参与创办好莱坞大片厂20世纪福克斯；他少年时遭遇大萧条带来的家道中落，在半工半读的学生时代他开始接触美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他在成名以后仍关注底层劳工的命运，介入过纽约的码头工人运动；他在1950年代美国糟糕的政治环境中遭受审查，但当时公众关心的是他和玛丽莲·梦露的恋情……米勒的一生被各种传奇包围，他坦言写自传是“先发制人”的行动。但是，“没完没了地讲述自己的过去，这令人沮丧”。他把自传写作定义为“和自己聊天”，这场特殊对谈的动机是“和年轻人分享我经历的过去”。
米勒有一个重要的创作观念，他提出“戏剧是切开的时间”，过去和现在是被戏剧同时呈现的，两者并不是有始有终的线性逻辑，优秀的戏剧致力于使人“不忘记”，由古见今，由今见古。他给自传命名为timebends，也是在实践他的创作观念，这个英语单词的字面意思是“逆行的时间，扭转的时间”，他说：“我不是书写历史，而是确认我对20世纪几个关键年代的个人认知。”米勒以他最重要的剧作为梭，以个人生活为经线，他与外部世界的交集为纬线，织出了一张“幽暗美丽的挂毯”。他回望了《吉星高照的男人》《都是我的儿子》《推销员之死》《桥头眺望》《萨勒姆的女巫》《代价》这些作品产生的过程，个人微妙的“感知”怎样转化成对群体、对时代的观察。这本自传既是“关于作品的作品”，但又在米勒的创作序列里，自带一种奇异的独立性。米勒的写作被两个强大的主题驱驰着，其一是“孤独”，另一个是渴望找到归属感，寻求精神层面的共同体，他在迟暮之年的“自我评述”，仍然是“执迷于在一个没有答案的世界里，坚持一个年轻人对个人身份的寻找”。
在自传开始的部分，米勒以浪漫感伤的笔调记叙了少年时的一次“离家出走”，他骑车进入纽约北部的哈莱姆区，那里尚未沦落成贫民窟，但已经是非裔和加勒比海移民的聚居区，他身处其中，没有任何人在意或排斥他，然后他逐渐忘记了自己和家里怄气的原因，悠哉游哉地骑车回家了。50年后，他到哈莱姆区做完讲座离开，发现在夜幕下，他成了陌生人和入侵者，而这个区域的出租车不能开去曼哈顿中心城区，“只能开到96街，这是两种文化之间坚不可摧的界线”。哈莱姆这个场景被赋予了隐喻的色彩，这是米勒走向生命尽头时仍困惑的，“人以群分”是他所不能理解的人类的非理性——为什么人对一部分同类不离不弃，同时又自我封闭着疏离“他人”。
在写作中袒露幻想和梦碎
33岁的米勒在《推销员之死》写下这句台词：“我觉得自己有点漂泊不定。”72岁时，他意识到这成了他一生的状态。米勒拥有一种惊人的诚实，他在写作中袒露着他的幻想和他的梦碎，也不遮掩他的悲伤和愤怒。在他打工攒学费时，他试图融入爱尔兰裔的工人群体，但因为他的犹太身份、因为他要去上大学，直到离开工厂时，他仍是被排挤的。他的往后余生都被这样的矛盾撕扯——渴望不可能实现的团结的共同体，不得不接受作为局外人的自我放逐。他在声名鹊起时惶恐：“我的文字具有超越我自身的力量，但我该如何一边生活，一边同戏剧界称为的平民百姓保持联系。”“我不愿接受名气带来的孤独，渴望成为底层集体的一员，但其实没有集体，我以为自己在某种高度为劳工发言，那只是我的错觉，他们对此知之甚少。”《萨勒姆的女巫》大获成功，他却不胜悲戚：“时代抛弃了我，我越来越孤僻，无论在戏剧界还是生活里。”他为妻子梦露撰写电影剧本《不合时宜的人》是在他声名鼎盛时，但他感叹：“我再不能听清时代的节拍了。”他类比自己是聋了的贝多芬：“失去听力地指挥第九交响乐，他挥动手臂，听着他听到的东西，而听众听到的完全不同。”他一生的斗争，要对这个世界昏昏入睡的感知能力给以重击，他在写作中寻找“一个隐喻，一个包罗万象的意象，一件响亮的乐器，余音直接穿透时代的瘴气”。
作为剧作家，他最终接受了个体命运中不可幸免的荒诞性——他接受肯尼迪勋章的地方，正是他昔日接受审讯的办公室，他苦涩地在自传里总结：“我的人生是一个关于永久放逐和永久回归的梦。”自传的尾声是一个诗意的苍凉的画面：年迈的作家在他的书房里，看到黄昏时的郊狼穿过冬日凋零的树林。“我不知道这片土地是谁的，它们疑惑我在木屋的灯光下做什么。我对它们来说是个谜，但事实是，我们，包括那些树，互相凝视着并相互关联。”在这个抒情写意的现实情境里，老作家达成了和世界的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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