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1日是作家米兰·昆德拉去世一周年的日子。昆德拉在其随笔集《小说的艺术》中说道：“一个真正小说家的显著特征是：他不喜欢谈论自己。”也就是说，关于私人生活与文学作品的关系，昆德拉以福楼拜、福克纳、纳博科夫等作家为榜样，在两者之间垒筑了一堵坚固的高墙，彼此独立，互不相涉。正因为此，他反感媒体采访，排斥书信往来，也拒绝对个人作品的过多阐释。他这种后撤的态度和隐身的行为无疑为其传记写作增加了难度，毕竟，一个作家的传记需要建基于详实的材料、清晰的透视和实在的认知。
法国作家让-多米尼克·布里埃做到了，他的《昆德拉传：一种作家人生》还原了昆德拉的多面人生，包括艺术、文学、政治乃至心理和精神等领域。当然，昆德拉的一生是漫长而复杂的，试图纤毫毕现地铺陈是无益的徒劳。这部传记抓取了昆德拉人生历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和里程碑事件，用以解释昆德拉是如何成为昆德拉的，以及他的那些作品（尤其是小说）所隐含的时代符码和个人印记。
需要说明的是，如果刨除2008年的德沃拉泽克事件，本书对昆德拉人生的叙事，基本上止于上世纪80年代初。可以这样说，作者认为昆德拉一生的重大事件在他1981年取得法国国籍时就基本完成了，此时作家才52岁。而在这52年的岁月中，两个重要的变化或许最值得一提，因为它们深刻影响了昆德拉的生活与创作。
一是文学意义上的转向。昆德拉如今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是小说家，不过，起初他的父亲想把他培养成为一名音乐家，他却在堂兄的影响下，走上了诗歌创作的道路。昆德拉选择诗歌并不意外，诗歌与音乐，本来就具有其他艺术形式无法比拟的亲缘性，而且东欧的土地盛产诗人，他只不过与先辈和同辈走到了同一条道路上。以诗歌为志业的昆德拉，为何中途抛弃了诗歌，转移到了小说的世界呢？
布里埃进行了详细的探询，将其归因于昆德拉于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所经历的“一场严重的生存危机”；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产生了无法自洽的精神危机和信仰危机。用作者的来讲，“他得出结论，认为诗歌对自己而言不再是适合的表达方式。昆德拉变得清醒，摆脱了自己的革命幻想，于是便逐步放弃了与前一时期紧密相连的抒情性，转向疑惑和怀疑主义”。
是的，昆德拉的诗歌创作是与抒情年代紧密相连的。抒情年代是政治热情和革命理想空前高涨的年代，昆德拉所在的捷克斯洛伐克，深受苏联意识形态的影响，他也被承诺的美好未来所陶醉，处于一种乐观、昂扬、激情四射的状态，而只有诗歌才能表达这种饱满的情绪。昆德拉后来说道，抒情年代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人生阶段，只有跨越了这个阶段，才有可能步入成年。因此可以说，当他从诗歌投向小说的怀抱，是从抒情年代步入反抒情年代，也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成年”。
于是，他从抒情转向反讽，从拥护转向批评，使用虚构（小说、戏剧、散文）去拆穿陈词滥调和表里不一，使用笑（《好笑的爱》《玩笑》《笑忘录》）去消解一本正经和冠冕堂皇，并一举“摧毁青年时代的抒情幻想”，与曾经的那个诗人正式作别。
二是地理意义上的迁移。如果说昆德拉从诗歌转向小说是一种文学场域的“生活在别处”，那么从捷克斯洛伐克到法国，则是一种物理空间上的“生活在别处”，这个改变对他的人生同样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与其他流亡作家不同的是，昆德拉是合法地离开了他的祖国。1975年7月，他和妻子持着离境签证赴法国第二雷恩大学任教。也许他怎么也料想不到，再次踏上故国的土地还要再等上二十一年。因为他在法国的写作“损害了捷克斯洛伐克在其与苏维埃联盟关系中的利益”，1979年夏天捷克斯洛伐克取消了他的公民身份，他瞬间成了一个无国籍之人，也被动成为了一个流亡作家。
昆德拉承认移居法国是“他的存在中最具决定性的事件”，但并不承认他是流亡者和受害者。或许出于个人的倔强与尊严，或许是找到了身为作家的创作自由，他始终致力于破除“不幸的流亡者”这一贴在自己身上的标签。从另一方面来讲，作家真正的祖国是文学，是艺术，或者说，作家很大程度上是世界公民，他们的身份不会因为被剥夺了国籍而丧失。对于昆德拉来说，捷克斯洛伐克公民还是法国公民，左翼还是右翼，这些都没那么重要，小说家才是他最重要的身份。在小说中，他可以深入地介入政治，也可以抽身其外，探讨生死与悲欢、爱情与人性。
昆德拉与捷克的关系，本书也有不少论述。很显然，作家与他的祖国存在十分紧张的关系。1989年11月之后，昆德拉虽然数次回到祖国，但仍然选择定居法国。更让捷克人民失望的是，昆德拉迟迟不愿出版他的小说的捷克语版本，比如他最著名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1984年在法国出版，直到2006年捷克人才能用自己的语言读到它。他们被这位来自祖国的作家的“轻视”和“傲慢”所激怒，从对伟大作家的仰慕和期待，转为挞伐和怨恨。2019年11月28日，昆德拉才重新取得捷克公民身份，2020年又获得了卡夫卡文学奖。这两个事件或许表明，昆德拉终于在地理意义上结束了“流亡”，又在文学意义上“回归”了祖国。
2023年7月11日，米兰·昆德拉以94岁的高龄离开了这个“媚俗”的世界，而他的作品仍被广泛地阅读着。在这个激荡的当下，我们当然需要阅读昆德拉，读他放纵中的理性、欢愉中的反讽，也读他冷酷中的激情、清醒中的幻想。感谢昆德拉的小说，为我们筑造了一个美好而轻盈的“别处”，去托举那些“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
7月11日是作家米兰·昆德拉去世一周年的日子。昆德拉在其随笔集《小说的艺术》中说道：“一个真正小说家的显著特征是：他不喜欢谈论自己。”也就是说，关于私人生活与文学作品的关系，昆德拉以福楼拜、福克纳、纳博科夫等作家为榜样，在两者之间垒筑了一堵坚固的高墙，彼此独立，互不相涉。正因为此，他反感媒体采访，排斥书信往来，也拒绝对个人作品的过多阐释。他这种后撤的态度和隐身的行为无疑为其传记写作增加了难度，毕竟，一个作家的传记需要建基于详实的材料、清晰的透视和实在的认知。
法国作家让-多米尼克·布里埃做到了，他的《昆德拉传：一种作家人生》还原了昆德拉的多面人生，包括艺术、文学、政治乃至心理和精神等领域。当然，昆德拉的一生是漫长而复杂的，试图纤毫毕现地铺陈是无益的徒劳。这部传记抓取了昆德拉人生历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和里程碑事件，用以解释昆德拉是如何成为昆德拉的，以及他的那些作品（尤其是小说）所隐含的时代符码和个人印记。
需要说明的是，如果刨除2008年的德沃拉泽克事件，本书对昆德拉人生的叙事，基本上止于上世纪80年代初。可以这样说，作者认为昆德拉一生的重大事件在他1981年取得法国国籍时就基本完成了，此时作家才52岁。而在这52年的岁月中，两个重要的变化或许最值得一提，因为它们深刻影响了昆德拉的生活与创作。
一是文学意义上的转向。昆德拉如今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是小说家，不过，起初他的父亲想把他培养成为一名音乐家，他却在堂兄的影响下，走上了诗歌创作的道路。昆德拉选择诗歌并不意外，诗歌与音乐，本来就具有其他艺术形式无法比拟的亲缘性，而且东欧的土地盛产诗人，他只不过与先辈和同辈走到了同一条道路上。以诗歌为志业的昆德拉，为何中途抛弃了诗歌，转移到了小说的世界呢？
布里埃进行了详细的探询，将其归因于昆德拉于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所经历的“一场严重的生存危机”；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产生了无法自洽的精神危机和信仰危机。用作者的来讲，“他得出结论，认为诗歌对自己而言不再是适合的表达方式。昆德拉变得清醒，摆脱了自己的革命幻想，于是便逐步放弃了与前一时期紧密相连的抒情性，转向疑惑和怀疑主义”。
是的，昆德拉的诗歌创作是与抒情年代紧密相连的。抒情年代是政治热情和革命理想空前高涨的年代，昆德拉所在的捷克斯洛伐克，深受苏联意识形态的影响，他也被承诺的美好未来所陶醉，处于一种乐观、昂扬、激情四射的状态，而只有诗歌才能表达这种饱满的情绪。昆德拉后来说道，抒情年代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人生阶段，只有跨越了这个阶段，才有可能步入成年。因此可以说，当他从诗歌投向小说的怀抱，是从抒情年代步入反抒情年代，也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成年”。
于是，他从抒情转向反讽，从拥护转向批评，使用虚构（小说、戏剧、散文）去拆穿陈词滥调和表里不一，使用笑（《好笑的爱》《玩笑》《笑忘录》）去消解一本正经和冠冕堂皇，并一举“摧毁青年时代的抒情幻想”，与曾经的那个诗人正式作别。
二是地理意义上的迁移。如果说昆德拉从诗歌转向小说是一种文学场域的“生活在别处”，那么从捷克斯洛伐克到法国，则是一种物理空间上的“生活在别处”，这个改变对他的人生同样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与其他流亡作家不同的是，昆德拉是合法地离开了他的祖国。1975年7月，他和妻子持着离境签证赴法国第二雷恩大学任教。也许他怎么也料想不到，再次踏上故国的土地还要再等上二十一年。因为他在法国的写作“损害了捷克斯洛伐克在其与苏维埃联盟关系中的利益”，1979年夏天捷克斯洛伐克取消了他的公民身份，他瞬间成了一个无国籍之人，也被动成为了一个流亡作家。
昆德拉承认移居法国是“他的存在中最具决定性的事件”，但并不承认他是流亡者和受害者。或许出于个人的倔强与尊严，或许是找到了身为作家的创作自由，他始终致力于破除“不幸的流亡者”这一贴在自己身上的标签。从另一方面来讲，作家真正的祖国是文学，是艺术，或者说，作家很大程度上是世界公民，他们的身份不会因为被剥夺了国籍而丧失。对于昆德拉来说，捷克斯洛伐克公民还是法国公民，左翼还是右翼，这些都没那么重要，小说家才是他最重要的身份。在小说中，他可以深入地介入政治，也可以抽身其外，探讨生死与悲欢、爱情与人性。
昆德拉与捷克的关系，本书也有不少论述。很显然，作家与他的祖国存在十分紧张的关系。1989年11月之后，昆德拉虽然数次回到祖国，但仍然选择定居法国。更让捷克人民失望的是，昆德拉迟迟不愿出版他的小说的捷克语版本，比如他最著名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1984年在法国出版，直到2006年捷克人才能用自己的语言读到它。他们被这位来自祖国的作家的“轻视”和“傲慢”所激怒，从对伟大作家的仰慕和期待，转为挞伐和怨恨。2019年11月28日，昆德拉才重新取得捷克公民身份，2020年又获得了卡夫卡文学奖。这两个事件或许表明，昆德拉终于在地理意义上结束了“流亡”，又在文学意义上“回归”了祖国。
2023年7月11日，米兰·昆德拉以94岁的高龄离开了这个“媚俗”的世界，而他的作品仍被广泛地阅读着。在这个激荡的当下，我们当然需要阅读昆德拉，读他放纵中的理性、欢愉中的反讽，也读他冷酷中的激情、清醒中的幻想。感谢昆德拉的小说，为我们筑造了一个美好而轻盈的“别处”，去托举那些“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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