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间小居室的曲折辗转，一个大家庭的悲欢愁喜。《小宅门》集中呈现了三代中国人和房子间的复杂抉择、羁绊互塑、扶持接力，以温暖明亮的基调，浓缩展现了三十年来中国百姓安居史”。
《小欢喜》《三十而已》总制片人徐晓鸥如此评价鲁引弓新著《小宅门》。
作为全网累计百亿热播电视剧《小别离》《小欢喜》《小舍得》的原著作者，鲁引弓一改之前17天完成《小别离》的神速，潜心三年，寻访近50家中介公司，继高考、小升初、低龄留学后，聚焦又一国民话题——买房。
一部《小宅门》，写尽三十年我们与房子的牵绊，努力寻找一条回家的路。鲁引弓又一次用自己的作品，为当代中国人提供一张探讨房产、伦理、职场、教育的公共圆桌。
当我把搜集整理的数万字的鲁引弓背景资料导入一款AI助手后，它为我自动归纳了鲁引弓的创作特色：
温暖的现实主义——他的作品以温暖明亮的基调呈现，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并传递积极向上的力量；
信息量和当下感——他强调作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感，通过采访和调研获取素材，以保证作品的真实性和吸引力；
共情能力——他认为文学作品应该能够引发读者的共鸣，通过作品传递温暖和力量。
我把AI生成的这段文字发给鲁引弓看。
第二天面对面采访时，他告诉我：今天上午我去浙江图书馆，经过旁边的浙江文学馆，馆里有一款AI设备，任何人对着麦克风问一个文学问题，就能获得答案。我问，“鲁引弓作品的文学风格是怎样的”，出来的内容和你昨天发给我的非常接近。
脑补一个半老头儿对着AI问自己的文学风格的场景，我哑然失笑，觉得有点搞笑，又透着点天真和可爱。接着，我怀疑，是不是我昨天的操作相当于投喂了数据，所以鲁引弓得到了高度相似的结果。鲁引弓对此表示赞同。但我们都不确定事实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两个文科生就此展开了一段云里雾里的讨论。
讨论没有结果，只是证明了一点：我们都对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充满好奇。
小宅门
《小宅门》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男生丁咚的出生，与房子有关。为赶20世纪90年代最后一批福利分房的末班车，丁咚父母认识两周就火线结婚，又因性格不合匆匆离婚，留下了1岁的婴儿丁咚，作为这场短命婚姻的遗产。
长大后的丁咚意外成为房产中介。一篇报道，五张订单。丁咚自此卷入海归女青年雷岚百般腾挪、急于买房上车的跌宕历程，以及尚城丁家“桃李迎春风”兄妹五人为各自子女买房的曲折故事中。他和那些涉世未深的中介小哥一样，在深入某些房屋交易的过程中，一不小心，就直抵了他人生活中隐秘的深处——房子，房子。
买房，如同一场挟风带电的奔跑。众人屡陷困境，屡现转机，又屡屡失控。
读书周刊：您曾说过，“一个教育，一个房产，象征着当下生活中让我们焦虑的两头”，《小宅门》的出版，是否意味着您在完成教育四部曲《小别离》《小舍得》《小欢喜》《小痛爱》之后，开始“转战”房产了？
鲁引弓：是的。这是个自然发生的过程。就像我并非天生关心教育，而是出于一个媒体人的选题意识一样，写完教育去写房产，也是因为我发现，几乎所有人都在聊房子。哪怕是晚上我在马路上夜跑，身边走过的散步的人，也在聊房子。到处是“买了吗？卖了吗？”的问答。你还会发现，不仅坐在单位工位上的每个人都在聊房子，而且，聊的结果会把人分成不同的圈层——有房的，没房的；房大的，房小的；房远的，房近的。本来你以为在同一个单位上班，坐在同一块天花板下的同样规格的工位里，大家都是一样的，可房子让大家变得不一样了。当然，也有不参与这个话题的讨论的，以年轻人居多，他们不参与讨论的原因，又是各式各样的。
总之，房子影响着大家；总之，当所有人在谈论房子时，房子一定就是社会议题之一。我就想去写它、触碰它，就像当年写教育一样。
我手头在写《小饭碗》，关注就业问题，是另外一个重大的社会议题。正是对社会议题的关注，推动着我写写写。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文学创作回应时代。
读书周刊：《小宅门》不仅是一部关于买房的小说，它还深入探讨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多个方面，包括家庭关系、婚恋观念、个人价值观等。例如，小说中提到的“新门当户对”现象，反映了现代婚姻中房产问题的重要性。还涉及年轻人面临的买房困境、单身女性的房产独立意识等新兴社会现象。不仅房子本身是社会议题，您借着房子，在大议题下还藏了很多小议题。
鲁引弓：很高兴大家都看出来了。其实，小宅门是大家庭，是大社会，是大课题。通过“小宅门”，我想揭示和反映当今社会的诸多热点、难点，包括择业、就业、创业，包括亲情、爱情、友情，包括与防老、养老相关的家庭保障，等等。
你看作为女主角的“雷岚”过山车般买房经历的背后，是她与房子间跨越三代人的羁绊。因为多个家庭蜗居斗室，竟酿就了雷岚父亲和舅妈的不伦恋，导致两个家庭破碎。后来母亲为她留学卖房，而和年老的外公、生病的舅舅挤住在更狭促的房子里。这样的成长经历在她心中种下了买房的执念。
作为小说“穿针引线”者的中介小哥丁咚，他接到来自丁家大家庭“桃李迎春风”兄妹五人的五张订单，更是勾勒出了中国家庭的买房众生相。
读书周刊：“为房子，中国人是真舍得感情”，我读到这句话时，也十分感触。
鲁引弓：房子，意味着“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终身追求，是中国人对幸福的具体定义之一。每一个中国人，一生都无法逃离房子的羁绊，因为它与中国人的乡土观、财富观、伦理观、家庭观、子孙观息息相关，房子即是家。但是，如我在小说中所写的，“房子大小可以跟人竞赛，但过日子，如果这样的心态，哪怕房子越住越大，心也越来越小”。这部小说，我写的不是房价的起起落落，我希望的是引发大家讨论房子和家的关系。
读书周刊：小说中的“雨林小屋”仿佛是一处精神安放之所，每个走进“雨林小屋”的人，在此得到喘息，得到平静，得到反思。
鲁引弓：所有看了这部小说的朋友都反馈给我说，“雨林小屋”很温暖。我起初给丁咚设置这么一个小小的空间，只是因为人物需要有安身之所。写着写着，就写成了“雨林小屋”现在的样子，它甚至最终促成了“老丁铁”和“朱伊奶奶”的复合。它给我们示范了什么是家：我心安处即是家。
神算子
在《小宅门》中，鲁引弓不仅精准捕捉了中国房产市场和房产政策变化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还精准预测了市场和政策的发展走向。在小说完成后的这4年多时间里，生活中的很多变化和政策变化，仿佛被小说剧情剧透了。
鲁引弓“神算子”般的预测能力，还出现在《小舍得》里。这部完成于2017年的小说，写到5个奥数杯赛被喊停3个，写到课外培训班被大力整顿，写到减轻学生负担的政策出台……
读书周刊：您为什么总能“预测”得这么准？
鲁引弓：那是因为我做了大量的采访，通过种种表象，找到了生活的底层逻辑。凡是不符合逻辑的，一定会被修正的。
《小宅门》是2020年6月写完的，那时还在疫情期间，大家还在抢房子、抢大房子，有种疯狂的感觉。疯狂的东西是不可持续的。
我不是在写市场规律，而是在写人性规律。聚焦课外补习的《小舍得》也是一样。《小舍得》是2016年写的。那时候，你无论走到哪条街上，抬头看到的高楼大厦的外面，挂的都是培训机构的招牌，都形成一种楼宇经济了。双休日，孩子们辗转于一个又一个培训班，光一门奥数就可以报三个班；还在幼儿园的孩子，已经被妈妈带来占坑了；中午时分，为了让孩子稍稍休息一下，有家长在培训班门口搭起了帐篷；四年级的小学生在做高中的数学卷；孩子在里面参加奥数竞赛，妈妈在场外生二胎；一个原本佛系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妈妈，也像魔怔了似的开始逼孩子……这些小说情节都不是我编的，都来源于生活。生活之魔幻程度，超乎我们的想象。当这样的情况不是个别的，而是社会普遍现象时，你说它合理吗？我不知道好的教育是怎样的，但我知道这样的教育是不正常的。放眼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的孩子是在题海里泡大而能把国家建设好的。
于是，我写孩子们在奥数竞赛中，掀翻课桌，冲了出去。这是真事，有一个孩子就这么干了，上了新闻。
我不是神算子，奥数班不是被我“写死”的，是这些东西自身不符合逻辑、不符合人性、不符合成长规律。
读书周刊：与其说您是神算子，不如说您领先在理念上。
鲁引弓：这还真的是。《小欢喜》拍成电视剧后，偏重于亲子关系，因为这样好看。但我在小说里提出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教育公平问题，那时社会上还没有关于寒门难出贵子的讨论。
再往前，我的第一部小说不是《小别离》，而是《姐是大叔》。小说只有三四万字，讲的是“80后”职场美女王若兰，不做争着升职的“杜拉拉”，不愿以一个女孩的美好、善良、心性去换取利益，而是在一个急匆匆向前赶的生存环境中，以自成一体的“大叔”哲学，在职场和情感获得磨砺，完成一个人的精神成长。当时《杜拉拉升职记》成为职场畅销书，励志成为职场文学的核心。我发现，单位里就有很多这样的女孩，她们受过很好的教育，长得漂亮，素质高，工作也都很努力。可是，她们中的不少人彼此竞争得非常厉害，这个获得了什么，那个就要来找我谈，问我她哪里做得不够。有一天我突然想，如果单位里人人都想做杜拉拉，会怎么样？想想就觉得那样的生态是有点可怕的，那样的生态不就是今天的“内卷”吗？作为个体，在一片集体焦虑中，有不做“杜拉拉”的选择吗？顺着这样的想象，一个身高170厘米的漂亮女生王若兰就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了。她原本也天天化着精致的妆容、踩着高跟鞋上班，各种抢、各种卷，可有一天，她对自己说，我不想跟别人争奇斗艳了，我不想“卷”了。她就换上宽宽大大的汗衫，成了日剧里的“落拓大叔”。她给了自己一个深呼吸——当所有人都往前冲的时候，她退一步。退一步也是励志啊。
实际上，我写的是一个职场“道家女孩”。儒道是互补的——当所有人选择入世这一条路的时候，必然有人以出世的方式和自己和解。
读书周刊：“王若兰”的影子好像在您此后的作品中一再出现：她是《小宅门》中“陶春”的师姐，放弃深圳一家大公司高管的职位，来到五指山种茶；她也是外科医生“天帆”，当他和“雷岚”合伙预先买了婚房后，他发现自己无法再安静地做手术了，于是选择退出；她甚至化身成为《小欢喜》中“潘帅”老师手里的那本书《过去与未来之间》。
鲁引弓：虽然我当初写《姐是大叔》有点闹着玩的意思，但里面呈现的逻辑是对的，延续至今。我们总在讲“剧场效应”，但讲了又讲之后，依然要求孩子考试、考试、考试，难道人生永远就是考试吗？
你提到的《小宅门》里的“师姐”，她不是我纯想象的理想化人物，而是有原型的。原型是名校毕业生，她当年放弃大城市住房，划竹筏进五指山荒野山间，带着当地黎族妇女种茶，资助黎族子弟读书。她如果当年不离开大城市，而是像有些人那样倒腾房子，这数十年的投入产出比相对种茶可能躺赢，但她的自我选择让她实现了更独特、有意义的人生价值。
我在小说里写，师姐告诉“陶春”，茶叶就是要慢慢长的，要听着早上的鸟叫、喝着露水长的。巧的是，在一次读书分享会上，我生活中的一位师姐，带着她自家阳台上种的葫芦来看我。她还没读过《小宅门》，但她说：你尝尝，我的葫芦很香的，它是听着鸟叫、喝着露水长的。
一颗糖
鲁引弓曾任《钱江晚报》副总编辑，那会儿每天的愿望就是能从当天的选题中找到一个温暖动人的好故事，把它放到头版，让每个读者，在工作了一天之后，能读到温暖、读到希望。
从媒体人到作家，身份变了，鲁引弓的愿望没变。在他心中，“小”系列作品是一颗给奔忙者的糖。
他说：
“社会节奏快，日常生活中人们常有焦虑，我由衷地觉察到他们需要温暖。所以，我希望我的文字能成为一颗安慰人心的糖。创作的小说能给读者带去温暖，也是我对文学功能的一种理解”；
“我希望我的这颗糖是一丝温柔，让我们通过阅读和讨论，获得多一点善良，多一点努力，同时少一些失控”。
读书周刊：《小宅门》里有个情节：一个女生委托丁咚卖房，原来，女生父母意外身亡，雪上加霜的是，女生这时才发现她家房子早先被爸爸帮做生意的战友做了抵押贷款，本来是战友在还贷，但战友的生意不好做了，还不上贷款了。与其房子被拍卖，女生就想赶紧自己卖了，把贷款还上，余钱还能买套小的住。一个男生来看房，不仅看中了房，还和女生谈恋爱了。这个情节过于美好，是真的吗？
鲁引弓：是真的。告诉我这个故事的中介小哥说，“我做了那么多年的生意，终于做了一件美好的事”。
为了写这本书，我三年里走访了近50家中介公司，还在一家大数据房产公司“卧底”工作了半年。中介大多是年轻人，知道我是来听故事的，都很愿意和我聊。我采访的第一个中介小哥，是才毕业的大学生，一张非常干净单纯的脸。我非常震撼，我就想，这样一张脸，干房产中介，能干得下去吗？现在离我采访他已经过去五六年了，我看他的朋友圈，他还在卖房子。大多数中介小哥都像他一样，没有多少人生阅历，就因为房子而一下子接触到人生百态，甚至看到很多“狗血剧情”。有时我问小哥们，你们会一直干下去吗？他们也表现得很迷茫。
读书周刊：这个情节大概就是您说的“一颗糖”吧。
鲁引弓：真实的生活是很痛的，痛才使一颗糖带来的一点甜比黄金还稀缺。转型时期社会发展太快了，当下很多问题没那么容易解决。我借小说人物的纠结，带着大家，跟着主人公，去反复解这道题。
读书周刊：因此，也有声音批评您的作品是在加重大家的焦虑。
鲁引弓：写与不写，焦虑都在那里。相对于生活本身，没有人会因为读一本小说、看一部剧而产生焦虑，大家都是在读小说、看剧的过程中，看见了自己的困境，并以作品中他人的智慧、解法来丰富自己的内心。这不叫引发焦虑，这叫产生共鸣。就焦虑而言，我觉得我的笔是写不过现实的。正因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焦虑已经有非常真切、深刻的感知了，所以，我的小说不是只讲焦虑。
读书周刊：是为大家提供不焦虑的解药吗？
鲁引弓：也不是，我的小说无法提供答案，而是提供不一样的视角，提供价值观。
不一样的视角怎么来的？也不是我直接提出的，而是通过小说人物或纠结或荒诞或一步步的成长，展开来给大家看。拿《小舍得》来说，什么是舍，什么是得，是随着小说情节的展开，是我们跟随南丽的脚步，一点点悟出来的。南丽一家四口旅行回来会怎样？看似问题还在那里，但我们在读小说的过程中，心里对“得”和“舍”可能会有一些思考，可能会有一丝转念，可能会让你在某些情境中多一点温柔。比如在管孩子作业的时候，急性子的妈妈可能就不会那么失控。
总之，我希望借故事中的人物，让大家观照自己的生活。我们读小说，为的就是通过文学的形式，代入他人的生活，以他人的经验、智慧，丰富我们的内心，其实就是换位思考。比如读《小宅门》，我们就在旁观雷岚怎么从一个理性、冷静的独立女性，一步步走向为房疯狂，然后又是如何一点点自省反思，于混乱中理出头绪，于懵懂中了解自己的。
读书周刊：这要求小说人物形象具有极丰富的层次感。
鲁引弓：是的。我的小说看起来都是家长里短，看起来写的都是身边的你我他，但这些人物代表不同的角度，站在不同的位置，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每一句对话都要写得精准，要钻到人物的心灵深处去写。钻得深了，就会看到人性某些黑暗的东西，会让我觉得很累。
读书周刊：然后还要在最黑暗处开出温暖明亮的花来。
鲁引弓：是的，文学需要有正面强攻的勇气，也需要那点暖来提供情绪价值。
读书周刊：您一直在正面强攻，之前的教育四部曲，今天的《小宅门》，下一部《小饭碗》，您如何保持直面当下的写作状态？
鲁引弓：文学创作有个特点，写着写着，作家容易往内退，容易离生活远了。我时刻提醒自己这一点——以前的作家闭关数年写个长篇，没问题，因为外面的世界变化没那么快；今天不一样，世界天天在变，不能离开生活太远、太久。
我读一些职场小说，翻开几页，读不到“班味”的，整个是悬浮的，无论写什么，都在用情感戏做填充。读不下去。
很多人觉得，怎么叙事、怎么架构、怎么使用语言，这些是文学的要点，其实最核心的是对生活的独特体验和发现，是写作者的判断力精准问题。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雨果、卡夫卡等作家的伟大之处，是他们对时代的精准把握，而不仅是语言、叙事方式等。那些固然重要，但那些必须建立在写作者对社会、对人性精准而独特的认知上。没有这些，无论写过去还是写现在，都缺少“当下感”，再华丽也是语言的“僵尸”。
“一间小居室的曲折辗转，一个大家庭的悲欢愁喜。《小宅门》集中呈现了三代中国人和房子间的复杂抉择、羁绊互塑、扶持接力，以温暖明亮的基调，浓缩展现了三十年来中国百姓安居史”。
《小欢喜》《三十而已》总制片人徐晓鸥如此评价鲁引弓新著《小宅门》。
作为全网累计百亿热播电视剧《小别离》《小欢喜》《小舍得》的原著作者，鲁引弓一改之前17天完成《小别离》的神速，潜心三年，寻访近50家中介公司，继高考、小升初、低龄留学后，聚焦又一国民话题——买房。
一部《小宅门》，写尽三十年我们与房子的牵绊，努力寻找一条回家的路。鲁引弓又一次用自己的作品，为当代中国人提供一张探讨房产、伦理、职场、教育的公共圆桌。
当我把搜集整理的数万字的鲁引弓背景资料导入一款AI助手后，它为我自动归纳了鲁引弓的创作特色：
温暖的现实主义——他的作品以温暖明亮的基调呈现，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并传递积极向上的力量；
信息量和当下感——他强调作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感，通过采访和调研获取素材，以保证作品的真实性和吸引力；
共情能力——他认为文学作品应该能够引发读者的共鸣，通过作品传递温暖和力量。
我把AI生成的这段文字发给鲁引弓看。
第二天面对面采访时，他告诉我：今天上午我去浙江图书馆，经过旁边的浙江文学馆，馆里有一款AI设备，任何人对着麦克风问一个文学问题，就能获得答案。我问，“鲁引弓作品的文学风格是怎样的”，出来的内容和你昨天发给我的非常接近。
脑补一个半老头儿对着AI问自己的文学风格的场景，我哑然失笑，觉得有点搞笑，又透着点天真和可爱。接着，我怀疑，是不是我昨天的操作相当于投喂了数据，所以鲁引弓得到了高度相似的结果。鲁引弓对此表示赞同。但我们都不确定事实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两个文科生就此展开了一段云里雾里的讨论。
讨论没有结果，只是证明了一点：我们都对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充满好奇。
小宅门
《小宅门》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男生丁咚的出生，与房子有关。为赶20世纪90年代最后一批福利分房的末班车，丁咚父母认识两周就火线结婚，又因性格不合匆匆离婚，留下了1岁的婴儿丁咚，作为这场短命婚姻的遗产。
长大后的丁咚意外成为房产中介。一篇报道，五张订单。丁咚自此卷入海归女青年雷岚百般腾挪、急于买房上车的跌宕历程，以及尚城丁家“桃李迎春风”兄妹五人为各自子女买房的曲折故事中。他和那些涉世未深的中介小哥一样，在深入某些房屋交易的过程中，一不小心，就直抵了他人生活中隐秘的深处——房子，房子。
买房，如同一场挟风带电的奔跑。众人屡陷困境，屡现转机，又屡屡失控。
读书周刊：您曾说过，“一个教育，一个房产，象征着当下生活中让我们焦虑的两头”，《小宅门》的出版，是否意味着您在完成教育四部曲《小别离》《小舍得》《小欢喜》《小痛爱》之后，开始“转战”房产了？
鲁引弓：是的。这是个自然发生的过程。就像我并非天生关心教育，而是出于一个媒体人的选题意识一样，写完教育去写房产，也是因为我发现，几乎所有人都在聊房子。哪怕是晚上我在马路上夜跑，身边走过的散步的人，也在聊房子。到处是“买了吗？卖了吗？”的问答。你还会发现，不仅坐在单位工位上的每个人都在聊房子，而且，聊的结果会把人分成不同的圈层——有房的，没房的；房大的，房小的；房远的，房近的。本来你以为在同一个单位上班，坐在同一块天花板下的同样规格的工位里，大家都是一样的，可房子让大家变得不一样了。当然，也有不参与这个话题的讨论的，以年轻人居多，他们不参与讨论的原因，又是各式各样的。
总之，房子影响着大家；总之，当所有人在谈论房子时，房子一定就是社会议题之一。我就想去写它、触碰它，就像当年写教育一样。
我手头在写《小饭碗》，关注就业问题，是另外一个重大的社会议题。正是对社会议题的关注，推动着我写写写。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文学创作回应时代。
读书周刊：《小宅门》不仅是一部关于买房的小说，它还深入探讨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多个方面，包括家庭关系、婚恋观念、个人价值观等。例如，小说中提到的“新门当户对”现象，反映了现代婚姻中房产问题的重要性。还涉及年轻人面临的买房困境、单身女性的房产独立意识等新兴社会现象。不仅房子本身是社会议题，您借着房子，在大议题下还藏了很多小议题。
鲁引弓：很高兴大家都看出来了。其实，小宅门是大家庭，是大社会，是大课题。通过“小宅门”，我想揭示和反映当今社会的诸多热点、难点，包括择业、就业、创业，包括亲情、爱情、友情，包括与防老、养老相关的家庭保障，等等。
你看作为女主角的“雷岚”过山车般买房经历的背后，是她与房子间跨越三代人的羁绊。因为多个家庭蜗居斗室，竟酿就了雷岚父亲和舅妈的不伦恋，导致两个家庭破碎。后来母亲为她留学卖房，而和年老的外公、生病的舅舅挤住在更狭促的房子里。这样的成长经历在她心中种下了买房的执念。
作为小说“穿针引线”者的中介小哥丁咚，他接到来自丁家大家庭“桃李迎春风”兄妹五人的五张订单，更是勾勒出了中国家庭的买房众生相。
读书周刊：“为房子，中国人是真舍得感情”，我读到这句话时，也十分感触。
鲁引弓：房子，意味着“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终身追求，是中国人对幸福的具体定义之一。每一个中国人，一生都无法逃离房子的羁绊，因为它与中国人的乡土观、财富观、伦理观、家庭观、子孙观息息相关，房子即是家。但是，如我在小说中所写的，“房子大小可以跟人竞赛，但过日子，如果这样的心态，哪怕房子越住越大，心也越来越小”。这部小说，我写的不是房价的起起落落，我希望的是引发大家讨论房子和家的关系。
读书周刊：小说中的“雨林小屋”仿佛是一处精神安放之所，每个走进“雨林小屋”的人，在此得到喘息，得到平静，得到反思。
鲁引弓：所有看了这部小说的朋友都反馈给我说，“雨林小屋”很温暖。我起初给丁咚设置这么一个小小的空间，只是因为人物需要有安身之所。写着写着，就写成了“雨林小屋”现在的样子，它甚至最终促成了“老丁铁”和“朱伊奶奶”的复合。它给我们示范了什么是家：我心安处即是家。
神算子
在《小宅门》中，鲁引弓不仅精准捕捉了中国房产市场和房产政策变化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还精准预测了市场和政策的发展走向。在小说完成后的这4年多时间里，生活中的很多变化和政策变化，仿佛被小说剧情剧透了。
鲁引弓“神算子”般的预测能力，还出现在《小舍得》里。这部完成于2017年的小说，写到5个奥数杯赛被喊停3个，写到课外培训班被大力整顿，写到减轻学生负担的政策出台……
读书周刊：您为什么总能“预测”得这么准？
鲁引弓：那是因为我做了大量的采访，通过种种表象，找到了生活的底层逻辑。凡是不符合逻辑的，一定会被修正的。
《小宅门》是2020年6月写完的，那时还在疫情期间，大家还在抢房子、抢大房子，有种疯狂的感觉。疯狂的东西是不可持续的。
我不是在写市场规律，而是在写人性规律。聚焦课外补习的《小舍得》也是一样。《小舍得》是2016年写的。那时候，你无论走到哪条街上，抬头看到的高楼大厦的外面，挂的都是培训机构的招牌，都形成一种楼宇经济了。双休日，孩子们辗转于一个又一个培训班，光一门奥数就可以报三个班；还在幼儿园的孩子，已经被妈妈带来占坑了；中午时分，为了让孩子稍稍休息一下，有家长在培训班门口搭起了帐篷；四年级的小学生在做高中的数学卷；孩子在里面参加奥数竞赛，妈妈在场外生二胎；一个原本佛系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妈妈，也像魔怔了似的开始逼孩子……这些小说情节都不是我编的，都来源于生活。生活之魔幻程度，超乎我们的想象。当这样的情况不是个别的，而是社会普遍现象时，你说它合理吗？我不知道好的教育是怎样的，但我知道这样的教育是不正常的。放眼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的孩子是在题海里泡大而能把国家建设好的。
于是，我写孩子们在奥数竞赛中，掀翻课桌，冲了出去。这是真事，有一个孩子就这么干了，上了新闻。
我不是神算子，奥数班不是被我“写死”的，是这些东西自身不符合逻辑、不符合人性、不符合成长规律。
读书周刊：与其说您是神算子，不如说您领先在理念上。
鲁引弓：这还真的是。《小欢喜》拍成电视剧后，偏重于亲子关系，因为这样好看。但我在小说里提出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教育公平问题，那时社会上还没有关于寒门难出贵子的讨论。
再往前，我的第一部小说不是《小别离》，而是《姐是大叔》。小说只有三四万字，讲的是“80后”职场美女王若兰，不做争着升职的“杜拉拉”，不愿以一个女孩的美好、善良、心性去换取利益，而是在一个急匆匆向前赶的生存环境中，以自成一体的“大叔”哲学，在职场和情感获得磨砺，完成一个人的精神成长。当时《杜拉拉升职记》成为职场畅销书，励志成为职场文学的核心。我发现，单位里就有很多这样的女孩，她们受过很好的教育，长得漂亮，素质高，工作也都很努力。可是，她们中的不少人彼此竞争得非常厉害，这个获得了什么，那个就要来找我谈，问我她哪里做得不够。有一天我突然想，如果单位里人人都想做杜拉拉，会怎么样？想想就觉得那样的生态是有点可怕的，那样的生态不就是今天的“内卷”吗？作为个体，在一片集体焦虑中，有不做“杜拉拉”的选择吗？顺着这样的想象，一个身高170厘米的漂亮女生王若兰就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了。她原本也天天化着精致的妆容、踩着高跟鞋上班，各种抢、各种卷，可有一天，她对自己说，我不想跟别人争奇斗艳了，我不想“卷”了。她就换上宽宽大大的汗衫，成了日剧里的“落拓大叔”。她给了自己一个深呼吸——当所有人都往前冲的时候，她退一步。退一步也是励志啊。
实际上，我写的是一个职场“道家女孩”。儒道是互补的——当所有人选择入世这一条路的时候，必然有人以出世的方式和自己和解。
读书周刊：“王若兰”的影子好像在您此后的作品中一再出现：她是《小宅门》中“陶春”的师姐，放弃深圳一家大公司高管的职位，来到五指山种茶；她也是外科医生“天帆”，当他和“雷岚”合伙预先买了婚房后，他发现自己无法再安静地做手术了，于是选择退出；她甚至化身成为《小欢喜》中“潘帅”老师手里的那本书《过去与未来之间》。
鲁引弓：虽然我当初写《姐是大叔》有点闹着玩的意思，但里面呈现的逻辑是对的，延续至今。我们总在讲“剧场效应”，但讲了又讲之后，依然要求孩子考试、考试、考试，难道人生永远就是考试吗？
你提到的《小宅门》里的“师姐”，她不是我纯想象的理想化人物，而是有原型的。原型是名校毕业生，她当年放弃大城市住房，划竹筏进五指山荒野山间，带着当地黎族妇女种茶，资助黎族子弟读书。她如果当年不离开大城市，而是像有些人那样倒腾房子，这数十年的投入产出比相对种茶可能躺赢，但她的自我选择让她实现了更独特、有意义的人生价值。
我在小说里写，师姐告诉“陶春”，茶叶就是要慢慢长的，要听着早上的鸟叫、喝着露水长的。巧的是，在一次读书分享会上，我生活中的一位师姐，带着她自家阳台上种的葫芦来看我。她还没读过《小宅门》，但她说：你尝尝，我的葫芦很香的，它是听着鸟叫、喝着露水长的。
一颗糖
鲁引弓曾任《钱江晚报》副总编辑，那会儿每天的愿望就是能从当天的选题中找到一个温暖动人的好故事，把它放到头版，让每个读者，在工作了一天之后，能读到温暖、读到希望。
从媒体人到作家，身份变了，鲁引弓的愿望没变。在他心中，“小”系列作品是一颗给奔忙者的糖。
他说：
“社会节奏快，日常生活中人们常有焦虑，我由衷地觉察到他们需要温暖。所以，我希望我的文字能成为一颗安慰人心的糖。创作的小说能给读者带去温暖，也是我对文学功能的一种理解”；
“我希望我的这颗糖是一丝温柔，让我们通过阅读和讨论，获得多一点善良，多一点努力，同时少一些失控”。
读书周刊：《小宅门》里有个情节：一个女生委托丁咚卖房，原来，女生父母意外身亡，雪上加霜的是，女生这时才发现她家房子早先被爸爸帮做生意的战友做了抵押贷款，本来是战友在还贷，但战友的生意不好做了，还不上贷款了。与其房子被拍卖，女生就想赶紧自己卖了，把贷款还上，余钱还能买套小的住。一个男生来看房，不仅看中了房，还和女生谈恋爱了。这个情节过于美好，是真的吗？
鲁引弓：是真的。告诉我这个故事的中介小哥说，“我做了那么多年的生意，终于做了一件美好的事”。
为了写这本书，我三年里走访了近50家中介公司，还在一家大数据房产公司“卧底”工作了半年。中介大多是年轻人，知道我是来听故事的，都很愿意和我聊。我采访的第一个中介小哥，是才毕业的大学生，一张非常干净单纯的脸。我非常震撼，我就想，这样一张脸，干房产中介，能干得下去吗？现在离我采访他已经过去五六年了，我看他的朋友圈，他还在卖房子。大多数中介小哥都像他一样，没有多少人生阅历，就因为房子而一下子接触到人生百态，甚至看到很多“狗血剧情”。有时我问小哥们，你们会一直干下去吗？他们也表现得很迷茫。
读书周刊：这个情节大概就是您说的“一颗糖”吧。
鲁引弓：真实的生活是很痛的，痛才使一颗糖带来的一点甜比黄金还稀缺。转型时期社会发展太快了，当下很多问题没那么容易解决。我借小说人物的纠结，带着大家，跟着主人公，去反复解这道题。
读书周刊：因此，也有声音批评您的作品是在加重大家的焦虑。
鲁引弓：写与不写，焦虑都在那里。相对于生活本身，没有人会因为读一本小说、看一部剧而产生焦虑，大家都是在读小说、看剧的过程中，看见了自己的困境，并以作品中他人的智慧、解法来丰富自己的内心。这不叫引发焦虑，这叫产生共鸣。就焦虑而言，我觉得我的笔是写不过现实的。正因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焦虑已经有非常真切、深刻的感知了，所以，我的小说不是只讲焦虑。
读书周刊：是为大家提供不焦虑的解药吗？
鲁引弓：也不是，我的小说无法提供答案，而是提供不一样的视角，提供价值观。
不一样的视角怎么来的？也不是我直接提出的，而是通过小说人物或纠结或荒诞或一步步的成长，展开来给大家看。拿《小舍得》来说，什么是舍，什么是得，是随着小说情节的展开，是我们跟随南丽的脚步，一点点悟出来的。南丽一家四口旅行回来会怎样？看似问题还在那里，但我们在读小说的过程中，心里对“得”和“舍”可能会有一些思考，可能会有一丝转念，可能会让你在某些情境中多一点温柔。比如在管孩子作业的时候，急性子的妈妈可能就不会那么失控。
总之，我希望借故事中的人物，让大家观照自己的生活。我们读小说，为的就是通过文学的形式，代入他人的生活，以他人的经验、智慧，丰富我们的内心，其实就是换位思考。比如读《小宅门》，我们就在旁观雷岚怎么从一个理性、冷静的独立女性，一步步走向为房疯狂，然后又是如何一点点自省反思，于混乱中理出头绪，于懵懂中了解自己的。
读书周刊：这要求小说人物形象具有极丰富的层次感。
鲁引弓：是的。我的小说看起来都是家长里短，看起来写的都是身边的你我他，但这些人物代表不同的角度，站在不同的位置，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每一句对话都要写得精准，要钻到人物的心灵深处去写。钻得深了，就会看到人性某些黑暗的东西，会让我觉得很累。
读书周刊：然后还要在最黑暗处开出温暖明亮的花来。
鲁引弓：是的，文学需要有正面强攻的勇气，也需要那点暖来提供情绪价值。
读书周刊：您一直在正面强攻，之前的教育四部曲，今天的《小宅门》，下一部《小饭碗》，您如何保持直面当下的写作状态？
鲁引弓：文学创作有个特点，写着写着，作家容易往内退，容易离生活远了。我时刻提醒自己这一点——以前的作家闭关数年写个长篇，没问题，因为外面的世界变化没那么快；今天不一样，世界天天在变，不能离开生活太远、太久。
我读一些职场小说，翻开几页，读不到“班味”的，整个是悬浮的，无论写什么，都在用情感戏做填充。读不下去。
很多人觉得，怎么叙事、怎么架构、怎么使用语言，这些是文学的要点，其实最核心的是对生活的独特体验和发现，是写作者的判断力精准问题。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雨果、卡夫卡等作家的伟大之处，是他们对时代的精准把握，而不仅是语言、叙事方式等。那些固然重要，但那些必须建立在写作者对社会、对人性精准而独特的认知上。没有这些，无论写过去还是写现在，都缺少“当下感”，再华丽也是语言的“僵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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