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云：“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礼乐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核心标识，并且持续向周边政权播迁和辐射。作为古代天下秩序的理想化目标，“礼序乐和”在明清时期表现得尤为显著，并在很大程度上转化为富有成效的东亚地区实践。
元明鼎革之际“礼乐复兴”
1368年，明朝建立。明太祖朱元璋甫登大位便开展了大范围的礼制改革，目的是扭转前代“彝伦攸斁，衣冠礼乐日就陵夷”的偏颇局面。
从更广阔、更完整、更辩证的视野还能看到，元明鼎革之际的“礼乐复兴”既彰显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致力于达到以儒家思想为主、其他思想为辅的道统振兴，又凸显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政权更迭和法统继承并非彼此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
明朝有针对性地传播传统天下观中的礼乐精神内涵，背后还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比如，朝廷派遣使臣颁布外交诏令，遍及当时已知的周边与中国曾有往来的陆海各国，明确以“不征”作为对外关系的基本国策，并给周边各国“宾”的地位。
朝鲜、越南、琉球、日本在向明朝大规模吸收和深度汲取礼乐文化要素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小中华”的身份扩大中华文明的国际影响。同时，周边政权在“礼乐内化”的进程中也激发了自身的主体意识，参考中国沿革礼制的经验不断创造出符合自身民族特色的礼乐文化，以至于还逐步萌生出比美于中国的观念。
明朝构建“礼乐纽带”
明朝和朝鲜之间通过赐国号、奉正朔、册封等特殊和常规的重大礼仪形式，确认“大国—小国”的互动情境，确保双方可以实现多重利益的互利互惠，进一步丰富了传统天下观中的义利观。
数据显示，朝鲜是古代东亚向明朝朝贡最为频繁的国家，如洪武年间有60次、永乐年间有91次、洪熙和宣德年间有67次。所进贡物主要为金银器皿、螺钿梳函、白锦绸、各色纻布、各色细花席和豹皮、獭皮、人参等。
对朝鲜纳贡的回赐和赏赐，明朝一贯遵循“厚往薄来”的原则。明成祖朱棣登基后，对前来朝贺的朝鲜使臣厚加赏赐，还派官前往朝鲜行赏，赐给朝鲜国王冠服、五色珊瑚旒珠、金饰件、锦缎以及《元史》《十八史略》《大学衍义》《春秋会通》《诸子全书》等。
1403年，朝鲜李朝政府将《朱子家礼》纳入科举内容，“令初入仕者，并试《朱文公家礼》”。此后，《家礼》逐步成为朝鲜社会礼仪的核心典则，被不断翻刻印行，在民间广为流传。
随着对朱熹礼乐思想的研究深入，朝鲜学者对中国思想的探索更为精进，自身的批判精神、创新意识和民族特色愈发浓厚。尊奉中国礼学的李滉，一方面认为高丽之后朝鲜“诗书之泽、礼仪之风、箕畴之教渐复”，乃是“文献之邦，君子之国”，另一方面则积极主张礼有因有革、有常有变，礼在实践中从俗、从宜、从权。
朝鲜对中国礼乐进行审慎变通，还体现在对“雅乐”的接续和创新上。作为礼仪之乐的精髓，雅乐包括祭祀祖先的庙祭乐、祭祀天地山川之神的郊祀乐、仪礼飨宴的宴飨乐等，其演奏形态为堂上登歌、堂下乐悬、文武佾舞等。
高丽后期“礼崩乐坏”，宫廷活动和仪式程序屡遭损害，与雅乐相关的乐律、乐书、乐人、乐器溃散殆尽。1430年，朝鲜派遣典乐赴明，详细考察当时中国的雅乐和燕（宴）乐，并对各种乐器进行临摹，以图像的形式带回国。同时，还在中国乐曲基础上融入本民族音乐的曲调，目标是建立起符合自身特色的礼乐体系。
清朝带动“礼乐交融”
清朝统一中国，为传统东亚天下秩序实现“礼治稳定”“礼治和平”奠定了坚实基础。朝鲜使臣在《燕行录》中记载，清廷将“赏听戏”作为娱宾宴乐和接待外宾的重要礼仪安排，以此显示天朝风范。
如果说当时先进的中华礼乐文化是“纲”，那么东亚各国各具特色的礼乐文化就是“目”。经由纲举目张，推动礼乐交融螺旋式上升。
以越南为例，其对中国礼乐文化的输入是十分全面的，不仅充分吸收中国蔚为大观的礼仪规范和典礼制度，还将中国的雅乐、文武八佾、丹陛大乐、中和韶乐以及小乐、细乐、女乐等作为舶来品一并引进，并逐步形成符合本土风土人情的宫廷礼乐文化。
据《钦定大南会典事例·礼部》记载，越南阮朝宫廷雅乐的乐队主要包含两大部分：乐悬一部的配置保留中国雅乐乐器中的打击乐器；雅乐一部则多由丝竹乐器组成，具有鲜明的越南特色。
伴随中越乐舞文化交流，安南乐在中国宫廷宴乐中也逐渐占有一席之地。1803年，由三音锣等乐器演奏的越南国乐在清朝宫廷进行演出，与缅甸、廓尔喀（尼泊尔）等四邻乐舞一道营造出太平安宁、祥和欢快的氛围。
作为东海之上极为重要的转口商贸中心，被誉为“万国津梁”的琉球亦长期仿行中华礼乐，“王及百官每逢大朝皆穿中华衣冠以行典礼”。据《琉球国旧记》所叙，琉球于元旦、十五朝贺之时于禁城庭上设仪仗、五色旗、香案，并从巳时起举行“圣主出拜神祇”“长史读祝”“百官拜礼”等仪式。
经过100多年的探索和积累，琉球的外交用乐日趋成熟。1832年，琉球使团出使日本江户。琉球方面以行列、仪仗和音乐艺术的丰富形式来表达友善、展现威仪，鲜明展示了广泛吸纳中华礼乐文化而形成的高度文明，给日本方面留下了深刻印象。
作者：陈康令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
《礼记》云：“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礼乐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核心标识，并且持续向周边政权播迁和辐射。作为古代天下秩序的理想化目标，“礼序乐和”在明清时期表现得尤为显著，并在很大程度上转化为富有成效的东亚地区实践。
元明鼎革之际“礼乐复兴”
1368年，明朝建立。明太祖朱元璋甫登大位便开展了大范围的礼制改革，目的是扭转前代“彝伦攸斁，衣冠礼乐日就陵夷”的偏颇局面。
从更广阔、更完整、更辩证的视野还能看到，元明鼎革之际的“礼乐复兴”既彰显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致力于达到以儒家思想为主、其他思想为辅的道统振兴，又凸显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政权更迭和法统继承并非彼此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
明朝有针对性地传播传统天下观中的礼乐精神内涵，背后还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比如，朝廷派遣使臣颁布外交诏令，遍及当时已知的周边与中国曾有往来的陆海各国，明确以“不征”作为对外关系的基本国策，并给周边各国“宾”的地位。
朝鲜、越南、琉球、日本在向明朝大规模吸收和深度汲取礼乐文化要素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小中华”的身份扩大中华文明的国际影响。同时，周边政权在“礼乐内化”的进程中也激发了自身的主体意识，参考中国沿革礼制的经验不断创造出符合自身民族特色的礼乐文化，以至于还逐步萌生出比美于中国的观念。
明朝构建“礼乐纽带”
明朝和朝鲜之间通过赐国号、奉正朔、册封等特殊和常规的重大礼仪形式，确认“大国—小国”的互动情境，确保双方可以实现多重利益的互利互惠，进一步丰富了传统天下观中的义利观。
数据显示，朝鲜是古代东亚向明朝朝贡最为频繁的国家，如洪武年间有60次、永乐年间有91次、洪熙和宣德年间有67次。所进贡物主要为金银器皿、螺钿梳函、白锦绸、各色纻布、各色细花席和豹皮、獭皮、人参等。
对朝鲜纳贡的回赐和赏赐，明朝一贯遵循“厚往薄来”的原则。明成祖朱棣登基后，对前来朝贺的朝鲜使臣厚加赏赐，还派官前往朝鲜行赏，赐给朝鲜国王冠服、五色珊瑚旒珠、金饰件、锦缎以及《元史》《十八史略》《大学衍义》《春秋会通》《诸子全书》等。
1403年，朝鲜李朝政府将《朱子家礼》纳入科举内容，“令初入仕者，并试《朱文公家礼》”。此后，《家礼》逐步成为朝鲜社会礼仪的核心典则，被不断翻刻印行，在民间广为流传。
随着对朱熹礼乐思想的研究深入，朝鲜学者对中国思想的探索更为精进，自身的批判精神、创新意识和民族特色愈发浓厚。尊奉中国礼学的李滉，一方面认为高丽之后朝鲜“诗书之泽、礼仪之风、箕畴之教渐复”，乃是“文献之邦，君子之国”，另一方面则积极主张礼有因有革、有常有变，礼在实践中从俗、从宜、从权。
朝鲜对中国礼乐进行审慎变通，还体现在对“雅乐”的接续和创新上。作为礼仪之乐的精髓，雅乐包括祭祀祖先的庙祭乐、祭祀天地山川之神的郊祀乐、仪礼飨宴的宴飨乐等，其演奏形态为堂上登歌、堂下乐悬、文武佾舞等。
高丽后期“礼崩乐坏”，宫廷活动和仪式程序屡遭损害，与雅乐相关的乐律、乐书、乐人、乐器溃散殆尽。1430年，朝鲜派遣典乐赴明，详细考察当时中国的雅乐和燕（宴）乐，并对各种乐器进行临摹，以图像的形式带回国。同时，还在中国乐曲基础上融入本民族音乐的曲调，目标是建立起符合自身特色的礼乐体系。
清朝带动“礼乐交融”
清朝统一中国，为传统东亚天下秩序实现“礼治稳定”“礼治和平”奠定了坚实基础。朝鲜使臣在《燕行录》中记载，清廷将“赏听戏”作为娱宾宴乐和接待外宾的重要礼仪安排，以此显示天朝风范。
如果说当时先进的中华礼乐文化是“纲”，那么东亚各国各具特色的礼乐文化就是“目”。经由纲举目张，推动礼乐交融螺旋式上升。
以越南为例，其对中国礼乐文化的输入是十分全面的，不仅充分吸收中国蔚为大观的礼仪规范和典礼制度，还将中国的雅乐、文武八佾、丹陛大乐、中和韶乐以及小乐、细乐、女乐等作为舶来品一并引进，并逐步形成符合本土风土人情的宫廷礼乐文化。
据《钦定大南会典事例·礼部》记载，越南阮朝宫廷雅乐的乐队主要包含两大部分：乐悬一部的配置保留中国雅乐乐器中的打击乐器；雅乐一部则多由丝竹乐器组成，具有鲜明的越南特色。
伴随中越乐舞文化交流，安南乐在中国宫廷宴乐中也逐渐占有一席之地。1803年，由三音锣等乐器演奏的越南国乐在清朝宫廷进行演出，与缅甸、廓尔喀（尼泊尔）等四邻乐舞一道营造出太平安宁、祥和欢快的氛围。
作为东海之上极为重要的转口商贸中心，被誉为“万国津梁”的琉球亦长期仿行中华礼乐，“王及百官每逢大朝皆穿中华衣冠以行典礼”。据《琉球国旧记》所叙，琉球于元旦、十五朝贺之时于禁城庭上设仪仗、五色旗、香案，并从巳时起举行“圣主出拜神祇”“长史读祝”“百官拜礼”等仪式。
经过100多年的探索和积累，琉球的外交用乐日趋成熟。1832年，琉球使团出使日本江户。琉球方面以行列、仪仗和音乐艺术的丰富形式来表达友善、展现威仪，鲜明展示了广泛吸纳中华礼乐文化而形成的高度文明，给日本方面留下了深刻印象。
作者：陈康令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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