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我想说，人生就是一片荒野”“离开北京，定居大理，这一次改变我的生活方式”，社交媒体上，一些从“大公司”辞职、声称要探索生活无限可能的博主，似乎都在奔向同一个目的地——大理。
在社交媒体上搜索“大厂”“辞职”“大理”，可以看到很多类似的分享内容，仿佛已经成为一串关键词。不用太多想象，就能用这些词来定位那些走到人生转折点，来到大理的职场精英们的故事。
“离开大公司”的员工为何辞职去大理？又是什么驱使他们成为“离开大公司”博主？
“大公司辞职”成吸客新渠道
曾就职于某大型快速消费品公司产品经理的姚女士告诉红星新闻，今年4月，当她将社交媒体标题从“出国留学”改为“辞去大公司职务”后，粉丝数量略有增加。但当她开始分享瑜伽等内容时，人气就下降了。
姚女士回忆说，辞职前，她经常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人们从大公司辞职来大理的内容。辞职来大理后，她也成为了一名自媒体人，分享人们从大型快消公司辞职来大理的生活。她发现，看她笔记的人都是和她一样想辞职但还没辞职的大公司员工。
但在大理，大工厂的概念似乎被“扩大化”了。
“如果你去相亲或者在北京社交媒体上交友，写自己在某大公司上班，大家都会以为你是那些大型互联网公司的，如果不是，肯定会被批评。”在多家互联网公司任职的小亚告诉红星新闻，在很多从业者的共识中，“大公司”应该是字节跳动、阿里、腾讯、美团、滴滴等。在他心目中，年营收破千亿的企业，才是互联网“大公司”的门槛。
在大理，红星新闻注意到，不少曾经或者正在使用“离开大公司”标签的博主，其实都来自顺丰、kkv（快速消费品品牌）、联想等公司。
刚从哈尔滨一家省属国企辞职的小孙也自认为属于“大公司辞职”群体。“我不知道大公司该如何定义，但客观来说，它的经济规模在黑龙江还是大公司，身边的人也觉得它是个大公司。”小孙说，她已经有了运营自己社交媒体账号的计划，必要时会用“大公司辞职”这个标签。
一年半前从联想离职的小木说，刚到大理时，她在社交媒体或者人群中都会自称是“大公司离职员工”，“但现在不会那么做了。”当红星新闻进一步问及转变的原因时，小木表示，她暂时无法给出答案。
如果你在社交媒体上搜索“从大公司辞职”“没有大公司的工作就辞职”，就会发现很多博主几乎把这几个字放在了每篇内容的标题里，“从大公司辞职”成为了他们引流的一种方式。
在小雅看来，“离开大公司”更多的是对自己过去能力和社会认可程度的界定，在社交媒体上发出这个响亮的标语，可以立刻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从腾讯离职的刘伟几乎是第一批从大公司离开来到大理的人。2017年他刚到大理时，就亲眼目睹很多人用“从大公司离开”的标签来运营账号。刘伟说，“从大公司离开”是一个非常高效的标签。在创业过程中，他曾经很纠结要不要用“从大公司离开”来介绍自己，但后来就不在乎了。
如今，刘伟从事的是创新教育工作。刘伟说，当他和学生谈起自己离开大公司的经历时，学生们总是“更能接受”。
“但如果我创建一个带有离开大公司标签的账户，那就太像网红了，我不想这么做。很多人都这么做，而且确实可以（成功），”刘伟说。
“继续生产很困难”
辞职的人去大理的原因有很多。
姚女士说，离开深圳时，她在一家大型快速消费品公司担任产品经理，几乎把医保里的钱都用光了，大公司的工作压力让她经常去骨科医院。
“身体确实需要休息一下。”姚女士并不是唯一一个因为健康原因离开一线城市高强度工作岗位的人。“我知道身体很多部位都发出了警告信号，免疫力、消化系统、颈椎、腰椎、眼睛都出现了问题。体检结果出来之前我就开始担心，看到结果的时候，心终于碎了。”一位刚到大理的字节跳动前员工告诉红星新闻。
至于为何离开大公司，刘伟说，“我们能做的事情很有限，我们的产品吸引的都是二线、三线、四线城市的客户，如果要迎合新的受众，做的产品就不一样了。”他还说，离开后选择去大理，是因为觉得大理是一座很独特的城市。“我在大理的街上吃面，看到野孩子（乐队）在旁边吃面，没有人觉得是看明星，非常逼真，整个城市都充满了文化气息。”刘伟回忆道。
被大理吸引后，不少离开大公司的人开始从事实体经济，开民宿、开咖啡店等。曾担任顺丰速递产品经理的小泽，在大理古城开了一家自助麻将馆，还自己做清洁。
但相较于这些传统职业，“数字游民”在大理居民中被讨论得更多。“工作但不上班”是大理“数字游民”的重要共识，经常出现在他们的活动海报和介绍中。
《财新》在2023年报道过大理的“数字游民”。数字游民这一概念提出之初，是指在网络通讯技术的支持下，人类自然的出行欲望可以在移动办公和生活中得到满足。很多数字游民通过互联网在线工作，不住在固定地点，甚至不在一个固定的公司。近三年来，大理已成为国内著名的数字游民“圣地”。
在大理的这些年，刘炜见证了数字游民从一个概念，到众多年轻人的现实选择，与此同时，类似NCC这样的数字游民共创社区也纷纷涌现。
5月26日，大理NCC共居共创社区举办周年庆晚会，近200人到场。在活动介绍中，NCC自称是大理最大的数字游民、创业者、创作者的“巢穴”。当被问及晚会上是否有从大公司离职的人时，所有人都回答“这里到处都是”。
不过姚女士告诉红星新闻，她在大理见到的最常见的两种数字游民是“做自媒体的和炒股票的”。
小泽和姚女士也有类似的观察。“真正的数字游民并不像概念那么光鲜，很多自称数字游民的人，其实并不是在互联网行业工作，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在炒股。”小泽说。
“这里炒股的人没几个是‘技术’的，相比较而言，管账就是一个技术含量更高的工作。还有一些数字游民，他们的工作就是教别人如何做数字游民。这也算是自媒体的一个不错的赛道。”小雅补充道。
小雅说，一旦大公司离开的博主赛道被打开，竞争会非常激烈。“之前的职位级别和薪资，会成为粉丝衡量你的尺度，很多人会被淘汰。不同于美妆、美食播报赛道可以不断提升，在大公司拿的年薪是既成事实，很难再继续输出。”
“躺不平”的达利有点“卷”
多位居住在大理的离职员工告诉红星新闻，大理有两套价格体系，一套针对本地人，一套针对一线城市。姚女士所在的瑜伽馆定位高端客户，为不少居住在大理的一线职场人士提供服务。一节课程的价格在400多元，比不少一线、新一线城市的瑜伽课程价格都要高。
小雅说，在他看来，大理那么多人选择办“大厂辞职”户口，本质上就是一种躺平的状态，姚女士称之为“45度躺平”，和完全躺平、玩坏了是不一样的。
“做自媒体号推广自己的民宿或者咖啡厅，还是以盈利为目的，现在也有很多开号的人，没有任何收入，大家都愿意积累流量或者创造财富，希望有一天这个号能成功。这种想法本质上是一种勤奋，大家都像在职场时一样勤奋。”小雅说。
事实上，在采访过程中，辞职的博主们没有一人将来大理的原因归结为“躺着”，他们表示，来大理的人还是期待着遇见彼此、创造，“这里聚集了非常有创意的人”。
博主阿泉已经计划离开大理。他运营自己的账号半年了，但情况没有好转，只是存款在一点点减少。“大理应该是一个不那么焦虑的地方，大家都很友好，职场上的敌意很少。但看到别人生活丰富多彩，在这里创业，成为数字游民，我还是会感到焦虑。这也许是我自己的问题。”阿泉说。
“做一名数字游民并不容易。”在NCC社区周年聚会上，很多人这样告诉记者。
尽管如此，阿泉并不觉得这半年的时光白白浪费了。“苍山和洱海对我很好，我的心情和身体都变好了。”阿泉说。
（除刘伟外，应受访者要求，其余名字均为化名）
专栏编辑：秦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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