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观一城之势，见一城未来。
城市，是中国经济最生动的叙事单元，是经济发展的鲜活载体。在城市，政策与市场碰撞，产业与创新交融，企业与时代共振。
《观城势》将以专业视角解构城市经济密码，以数据描摹产业变迁轨迹，以智库思维重塑区域发展逻辑，致力于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深度观察者和价值发现者。
21世纪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吴文汐、实习生许涵毅 中部省份如何解答区域协调发展的命题？当前，以广东、浙江等为代表的东部沿海省份已逐步走向“双城记”、多中心的发展模式。而对于中部省份而言，优先发展省会城市、以“强省会”带动全省发展的模式，一度成为区域经济的常规逻辑。
但当城市发展格局已逐步由单个城市之间的竞争向城市群、都市圈“抱团发展”转变，区域经济的发展模式也正由单核引领向多核支撑演变。在资源有限条件下，中部省份如何既保持省会引擎动力，又培育新增长极？
数据显示，2024年，中部地区武汉、长沙、合肥、郑州、南昌、太原6个省会城市的经济首位度分别为35.2%、28.7%、26.7%、22.9%、22.8%、21.3%；人口首位度依次为23.7%、16.2%、16.3%、13.4%、14.8%、16.0%。其中，武汉经济和人口首位度均居中部首位。
《观城势》研究发现，为避免强省会所带来的“一城独大”问题，中部省份开始以建设省域副中心、发展都市圈等方式探索多极点式的发展新格局。如果将时间线拉长来看，“十四五”以来，6个省会城市的人口首位度继续提升，但部分中部省会城市经济首位度“不升反降”，例如武汉、长沙、太原。与此同时，以襄阳、宜昌为代表的省域副中心城市经济发展提速。
对于中部省份而言，省域经济发展应该是“强省会”还是“多极点”？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并不是简单的单项选择。
武汉首位度领跑中部
2024年，6个中部省会城市中，武汉经济和人口首位度位居榜首，是6座城市中唯一经济首位度超过30%的省会城市，也是唯一一个人口首位度突破20%的城市。
作为中部地区龙头城市、长江经济带核心城市，武汉的“一城独大”并非单纯由行政主导，而是政策红利、产业升级、人才集聚、区位优势多重因素叠加下的结果，其“强省会”属性在未来一段时期还会延续。
但整体来看，中部地区省会城市首位度在全国的排名中并不靠前，跻身全国前十的仅有武汉一座城市，而长沙、合肥、郑州、南昌、太原分别位列第11、13、18、19、22位。
在过去，“一城独大”被认为是强省会战略下中西部地区普遍存在的现象，以省会城市的发展为主要依托对于省域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集中全省力量优先发展省会城市也是地方政府的首要选择。
在中部地区，江西、湖南、河南、安徽、山西均明确提出过实施强省会战略或是在相关政策中提出支持省会城市率先发展或提升首位度，湖北也曾通过“一主引领”的发展格局强化武汉在省域经济中的主导地位。
例如，安徽省委、省政府在2006年全省第八次党代会上明确提出合肥要“提高经济首位度，形成具有较强辐射带动力的省会经济圈”；2013年印发的《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支持省城太原率先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明确对太原的财政返还、债券转贷、建设用地指标等倾斜政策；江西2022年印发《关于深入实施强省会战略推动南昌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实现南昌经济首位度大幅提升。
而对比“十四五”时期的数据变化来看，中部地区省会城市经济和人口首位度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
经济首位度方面，6个省会城市GDP占全省的比重相对稳定，在“强省会”战略下部分省会经济首位度“不升反降”，例如武汉、长沙、太原2024年经济首位度相较2020年分别降低了0.7、0.4、2.2个百分点。
其中，太原经济首位度为21.3%，已排至中部省会城市中的末位，降幅最为明显。太原经济首位度下滑的原因更多出在自身，长期“一煤独大”的发展格局在经历煤炭经济的周期性桎梏后拖累了工业经济的整体增速，且单一的产业结构也导致周边地市资源难以向省会集聚。与之类似的，长沙作为“工程机械之都”，也在基建和房地产行业影响下面临需求下滑的挑战。
6个中部省会城市中，郑州、合肥、南昌经济首位度提升，相较2020年分别增长了1.1、0.7、0.4个百分点。在2020年时，郑州经济首位度还是中部倒数，如今已经超越了南昌和太原。
这得益于郑州“苦练内功”，一方面是制造业新动能显现，2024年郑州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5%，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量同比增长112.9%，带动汽车总产量突破110万辆，首次跻身全国前十；另一方面是枢纽优势的凸显，2024年，郑州进出口总额达5565.8亿元，占全省67.9%，规模居中部城市首位。同时，河南省近几年均在相关政策中提出支持郑州提高城市首位度。
而从人口首位度来看，6个中部省会城市常住人口规模占全省的比重相较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均有所提升，武汉、长沙、南昌、合肥、太原、郑州分别提高了2.4、1.1、1.0、0.9、0.8、0.7个百分点。
分析来看，即使各地不断放宽落户政策，人口继续向大城市迁移和集聚仍是当前的主流趋势。中部省会城市能级均明显优于省内其余地市，对于个体而言，省会城市相对高的收入水平、便利的基础设施和生活服务以及丰富的就业机会更具有吸引力。此外，中部武汉、合肥等省会城市近年来发展提速，除了对省内人口具有强大引力，也吸引了不少外来人口的流入。
中部省份如何打造“新增长极”？
在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阶段后，近年来，各界对于区域协调发展的论述也开始推陈出新。国内省域经济的发展不再局限于单中心引领的固有模式，而是逐步转向多中心支撑的新格局，部分省份开始唱“双城记”，或培育多极点。
这一模式先后在广东、浙江等沿海省份收获成功经验，例如广东推进广佛同城化，浙江明确提出唱好杭州、宁波“双城记”，支持温州打造全省“第三极”。
中部地区除省会城市外，应如何再造增长极？事实上，部分中部省份已开始“试水”多中心的发展模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湖北。
早在2002年，湖北采纳并实行“一主两副”战略，将襄阳、宜昌两地定位为省域副中心城市，借此改变省会武汉一城独大唱“独角戏”的局面。今年以来，“一主两副”演变出“金三角”概念的雏形，湖北明确提出推进武汉、襄阳、宜昌“金三角”协同发展。如今，襄阳、宜昌两地GDP已经双双迈过6000亿元大关，对于省域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更加凸显。
不只是湖北，截至目前，河南的洛阳、南阳，湖南的岳阳、衡阳，安徽的芜湖，江西的赣州以及山西的长治、临汾、大同也被国家或省级政府发文明确支持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河南省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建强洛阳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提升南阳省域副中心城市功能；湖南省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增强“两副”能级，支持岳阳现代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培优育强衡阳输变电装备基地。
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部分省域副中心城市还并未形成省域经济真正意义上的增长极，例如山西省的临汾和大同两市，2024年GDP分别为2438.7亿元、1802.5亿元，经济体量和城市能级还不足以形成辐射和带动作用。
除打造省域副中心城市外，以都市圈一体化共同组成省域发展的增长极是另一种有益探索。在中部地区，长株潭都市圈、武汉都市圈、郑州都市圈和合肥都市圈发展已经先后获得了国家层面的批复。
各地政府工作报告中也透露出对都市圈发展的支持。例如，湖北提出，三大都市圈协同共进，武汉新城、襄阳东津城市新中心、宜昌东部产业新区等重点区域加快建设，沿江高铁武汉至宜昌段、呼南高铁襄阳至荆门段、“武鄂黄黄”快速道路系统等重大项目加快推进，黄冈、黄石、荆州、荆门、咸宁等9个离岸科创园（中心）投入运营；江西提出，实施南昌都市圈培育行动，支持南昌建设“一枢纽四中心”、提升综合实力和发展能级，赣江新区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新区，九江打造长江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抚州打造现代产业新区，推进都市圈同城化发展。
其中不仅体现出以都市圈协同发展锻造区域经济重要支撑的思维路径，也凸显了支持都市圈内不同城市错位互补、差异化发展的导向。
不过，新极点的崛起并不代表“强省会”成为过去。
正如江西省在今年1月印发《关于深入实施省会引领战略、提升南昌综合实力和发展能级的若干措施》，其中认可了“做强省会城市带动全省发展，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并表示将“坚持把做强省会摆在优先位置，深入实施省会引领战略”，但同时也强调了“推动南昌增强发展集聚力和辐射力，引领带动南昌都市圈做优做强”。
此外，根据河南省2022年至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支持郑州提升城市首位度的相关表述连续三年纳入其中。
由此来看，多核支撑的发展模式与“强省会”战略之间并非只是简单的对立关系，而应从“零和博弈”转向“共生发展”，寻求两种模式之间的动态平衡。
对于中部地区而言，通过优化区域分工、加强产业协作、提升各层级城市承载力，构建“省会引领、多极支撑”生态，实现从“省会强”到“全域兴”的转变，也在书写城市发展命题下的新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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