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希腊财政部长乔治·帕帕康斯坦丁努（George PAPACONSTANTINOU）
南方财经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郑青亭 上海报道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重塑全球基础设施和连通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非洲和东南亚，对经济和战略都产生深刻影响。其经济影响体现在大量港口、公路、铁路、电网等项目上，这些项目帮助长期受制于基础设施不足的国家降低贸易成本、改善物流。”近日，前希腊财政部长乔治·帕帕康斯坦丁努（George PAPACONSTANTINOU）在2025外滩年会上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这样说道。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引领下，近年来，中希两国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双边贸易额从上世纪90年代初不足1亿美元跃升到2024年的128.7亿美元。中远海运比雷埃夫斯港、中欧陆海快线等成为两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双方不断深化在交通运输、能源、通信、制造、科技、金融等领域合作，并将医疗卫生、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信息科技、电子商务、绿色技术和创新等作为拓展合作的新领域。
以中远海运收购希腊比雷埃夫斯港为例，帕帕康斯坦丁努说，当时正值希腊深陷债务危机，其他投资者对于投资希腊望而却步，只有中国公司敢于投资。如今，该港已发展成为地中海重要物流枢纽，持续创造就业并提升区域联通效率，成为“敢于承担风险就能获得回报”的生动例证。
2009年10月，中远公司取得希腊比雷埃夫斯港2号和3号集装箱码头35年特许经营权，这是中国企业首次获得欧洲大型港口特许经营权。2016年1月，中远海运集团成功中标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港务局私有化项目，并收购比雷埃夫斯港港务局67％股份，当年完成51％股份交割。2021年7月，中远海运完成第二阶段16％股权交割。项目经营良好，产生了良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
作为希腊财政部长（2009年10月至2011年6月），帕帕康斯坦丁努亲身经历了2009-2011年欧债危机。他曾主导希腊与欧盟、欧洲央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三驾马车”的初期救助谈判，签署了历史性的第一轮救助协议，在欧债危机期间主导多项关键财政改革与国际谈判，推动希腊经济逐步复苏。2012年后他进入私营部门从事咨询工作。2020年至今，他一直担任欧洲大学研究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学术主任，关注财政稳定性与债务治理，强调重塑全球合作框架的重要性。
今年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帕帕康斯坦丁努在专访中指出，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正面临地缘政治竞争和经济碎片化的严峻挑战。他强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机构仍是全球经济协调的支柱，但其运作成效参差不齐。体系更多依赖“临时拼凑”而非系统性规则，亟需通过改革重建可信度与韧性。
对于全球治理改革，他提出三大优先事项：贸易体系需通过“志愿国家联盟”等灵活机制推进多边规范；金融架构应增强资金撬动能力并协调区域安全网；数字化时代需尽快建立支付系统与数字货币的互操作标准。他特别强调，布雷顿森林机构必须调整投票权以反映当今经济格局，提升数据透明度，让体系“更快速、更公平、更适应相互依存但充满竞争的世界”。
在谈及美元地位时，帕帕康斯坦丁努表示，美元主导地位正在边缘受到侵蚀，但真正的“去美元化”尚未到来。美元仍是全球金融的“操作系统”，但其重要性确实在逐渐下降。要动摇美元霸权，需同时满足三个条件：全球对美国财政金融稳定失去信心、制裁被过度使用催生“抗制裁体系”，以及出现具备深度流动性的替代市场。目前这些条件均未成熟，而美元的最大风险实则来自美国内部的政治僵局和国债市场潜在失灵。
国际治理面临严峻挑战，幻想回到过去并不现实
21世纪：今年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在当前地缘政治紧张、经济碎片化加剧的背景下，你如何评价当今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有效性？最紧迫的改革有哪些？
帕帕康斯坦丁努：全球经济治理仍然不可或缺，但其有效性正日益受到地缘政治竞争和经济碎片化的制约。IMF、世界银行和WTO等机构仍是国际经济协调的支柱，但运作成效参差不齐。一方面，IMF和多边开发银行通过扩大份额、混合资本等方式提升了融资能力；另一方面，WTO争端解决机制仍处于瘫痪状态，在补贴规则、数字贸易和气候融资等关键领域的协调也滞后于全球需求。总体来看，当前体系更多依赖“临时拼凑”，而非系统性的规则。
要恢复其可信度和韧性，我认为应聚焦三大改革方向：
第一，贸易体系。理想情况下应重建可执行的贸易规则，恢复WTO上诉机制。但现实路径是接受“灵活方案”，例如通过志愿国家组成的“多边合作机制”或诸边协议，推动多边规范的落实。
第二，金融架构。需增强金融能力和响应速度，包括全面落实G20对开发银行的资本充足改革，以撬动更多气候与基建投资，并强化区域金融安全网之间的协调。
第三，适应数字化与多极化。应制定新支付系统、加密资产及央行数字货币（CBDC）的互操作标准，防止技术碎片化冲击金融稳定。
此外，合法性也至关重要。布雷顿森林机构必须调整投票权以反映当前全球经济格局，并提高补贴、债务等数据的透明度。欧洲和G20应发挥桥梁作用，在竞争背景下推动务实合作，确保新秩序不完全由力量主导，而是更快速、公平、适应“相互依存却充满竞争”的世界。
我们确实处于一个比以往更需要集体行动的时代，气候变化、疫情应对和维持经贸互赖都要求全球合作。然而，地缘政治复杂性和各国偏好分化使合作变得异常困难。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在关键领域挽救仍有效的机制？同时必须认识到，美国已从体系的“担保者”转变为“挑战者”，至少目前不再信奉多边方案。因此，我们需要寻找能够绕开或隔离地缘政治紧张的合作方式——在气候、健康、数字领域可能比在贸易和金融领域更容易实现。
21世纪：具体来看，有没有你认为亟需做出调整的国际机构？
帕帕康斯坦丁努：重启WTO上诉机制固然理想，但短期内不现实。因此，我们需借助双边或区域协议，在尊重WTO原则的同时减少对其机制的依赖。同样，全球金融安全网已经碎片化，IMF不再是唯一角色。这并非坏事，关键在于区域机制应与IMF、欧洲稳定机制等协调一致，在贷款、债务重组等方面遵循共同原则。当前环境下，幻想回到过去并不现实，我们应改革现有机制，并探索绕过障碍的可行路径。
美元霸权的根基被动摇需要三个趋势同时出现
21世纪：近期关于美元主导地位受挑战的讨论很多。你认为美元的霸权地位真的面临风险吗？哪些因素可能加速或减缓这一趋势？
帕帕康斯坦丁努：美元的主导地位正面临边际削弱，但全球并未真正进入“去美元化”阶段。美元仍是全球贸易、金融和储备的锚定货币，尚无任何替代货币能在规模、流动性和制度深度上与之匹敌。大多数外汇交易仍涉及美元，过半外汇储备以美元计价，国际支付、大宗商品和衍生品也主要以美元定价。可以说，美元仍是世界金融的“操作系统”。
真正动摇美元霸权需要三个趋势同时出现：全球持续丧失对美国财政或金融稳定的信心；制裁被过度使用，迫使其他国家构建“抗制裁体系”；以及出现具备深度流动性及法治环境的替代金融市场。
目前这些条件均未成熟。人民币在贸易结算与区域贷款中的作用虽在上升，但有限的可兑换性制约其成为全球储备货币；欧元也受制于资本市场碎片化和统一安全资产的缺失。总体而言，世界正从“美元独大”向“多币共享储备角色”的格局转变。
21世纪：哪些美国国内政策或全球投资者行为会对美元地位产生重大影响？
帕帕康斯坦丁努：美元的力量源于市场流动性、法治环境以及全球对其维护金融稳定的信任。一旦出现法治争议，或出现可能对国债持有者征税、冻结资产的讨论，就会引发投资者对美元“零风险”属性的质疑，推动资产向其他货币或黄金多元化。当前，美元的最大风险反而来自内部——若美国财政陷入政治僵局或国债市场长期失灵可能动摇其“安全资产基础”，而非其他货币的主动竞争。
21世纪：数字货币可能如何影响美元的国际地位？
帕帕康斯坦丁努：美国希望美元计价的稳定币能成为维持其主导地位的“后门”，但全球数字货币发展路径多样，美国侧重稳定币，欧洲更关注央行数字货币和存款体系数字化。关键在于建立统一的全球监管标准，但目前这一议题受地缘政治竞争和“货币是否应私有化”争论的干扰。我坚决反对货币私有化，主张国家对货币的管控。如果数字化失控，可能助长非法融资和金融脆弱性，因此制定全球规则至关重要。
21世纪：面对数字货币、区域贸易集团与全球经济力量转移，未来十年国际货币体系将如何演变？IMF应如何适应？
帕帕康斯坦丁努：未来十年，国际货币体系可能进一步碎片化，形成“美元核心、多币并存、技术多元”的格局。美元仍将在定价、储备和风险管理中发挥支柱作用，但支付清算架构将更加多元，由数字货币、CBDC、代币化存款等驱动。可能出现多个互联体系：以美元为核心的全球网络、人民币主导的亚洲架构、数字欧元支撑的欧洲系统。风险在于技术分化和监管套利可能带来不稳定。
为保持有效性，IMF须从“贷款与监督”机构转型为多极货币体系的“整合者”，具体可采取以下措施：将数字货币渗透率、跨境数据流等纳入磋商范围；与BIS、FSB共同制定数字资产互操作标准；扩大预防性信贷工具以应对数字支付冲击；将加密资产纳入资本流动管理框架；发布数字跨境流动统一数据。IMF的影响力将取决于其设定标准、确保透明和协调政策的能力，以及治理结构能否反映新兴经济体的崛起。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改变全球基础设施格局
21世纪：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正在重塑全球基础设施和贸易网络。你如何看待其对希腊及全球的长期影响？
帕帕康斯坦丁努：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改变了全球基础设施格局，尤其在非洲和东南亚，推动了港口、公路、电网等项目建设，帮助相关国家降低贸易成本、改善物流。
我在希腊担任财长期间，中远海运对比雷埃夫斯港的投资正值希腊危机，当时其他投资者均望而却步。这项投资对希腊和投资者都取得了双赢结果，至今仍在创造就业、提升港口竞争力，使其成为重要物流枢纽。
从全球视角看，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进入全球能源与交通网络的关键工具，总体影响积极。未来关键在于：该倡议能否与其他国际计划衔接，以及其治理方式能否“更战略性、透明、遵循多边标准”。
下一阶段，这一倡议可能向可再生能源、数字基础设施转型，更多与多边机构合作融资，并更注重债务管理和声誉风险。其长期遗产将取决于能否从“大规模贷款”转向“提升治理与透明度”的发展模式。
21世纪：中国投资对希腊经济和就业的具体贡献如何？你对有意继续投资希腊的中国投资者有何建议？
帕帕康斯坦丁努：这些投资规模虽不巨大，但在关键时刻释放了“承担风险可获得回报”的重要信号，创造了就业，提升了港口业务和竞争力。希腊国内对此普遍没有强烈反对。我建议中国投资者关注现有机会，多考虑与希腊企业合资，这种形式通常更受东道国欢迎。
21世纪：多边机构应如何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经济治理的互动中平衡合作与竞争？欧洲可发挥什么作用？
帕帕康斯坦丁努：当前全球经济治理处于战略竞争背景下，共建“一带一路”与西方发展框架并存。挑战在于如何在竞争加剧的同时，维护气候融资、公共卫生、数字标准等全球公共产品的合作。多边机构应在债务透明度、疫情防备、支付系统互操作性等单边无法解决的领域推动合作，并以可信的规则体系管理争端，防止竞争演变为碎片化。
欧洲可发挥独特的“桥梁作用”：坚持基于规则的开放体系；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合作推动多边改革；通过“全球门户”等倡议为亚非地区提供可持续的融资选择，形成互补而非对立。同时，欧洲需推进资本市场联盟、扩大欧元安全资产、发展数字欧元，以增强自身影响力。对外，欧洲应在气候融资、债务透明度等方面引领构建更具韧性的全球经济治理框架，目标是连接各系统，使全球治理在竞争世界中保持正常功能。
21世纪：你如何看待中欧经贸合作前景？近期达成投资协定甚至自贸协定是否现实？
帕帕康斯坦丁努：我强烈支持达成协议。欧洲寻求的是“去风险”而非“脱钩”，即在保持经贸往来的同时增强关键领域韧性。美国难以真正脱钩，因为中美经济已深度交织。欧洲可通过协议形式化合作，并在气候等领域组建“志愿者联盟”实现双赢。但当前贸易战带来冲击，双方需为局势降温，并最终达成深化关系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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