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周潇枭 北京报道 2025年前三季度我国经济同比增长5.2%，尽管四季度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但是全年有望实现5%左右的增长目标。
具体来看，尽管面临国际经贸斗争，2025年1-11月份我国货物出口同比增长6.2%，实现较高增长，出口表现韧性十足。1-11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消费仍在持续恢复，尤其是升级类服务消费增长较快。1-11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2.6%，高技术产业投资维持较高增长。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26年要更好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持续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如何看待2025年经济表现？2026年应追求怎样的经济增速？如何展望2026年经济形势？如何更好地提振消费？如何继续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要重点推进哪些结构性改革？带着这些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
刘元春表示，2026年将沿着两条主线展开：一是短期扩内需和控风险，对冲各种周期下行力量，促进投资周期、债务周期以及房地产周期筑底反弹；二是持续推进创新驱动增长模式的构建，久久为功持续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科技自立自强等系统布局，推动我国基础研发、产业升级、科创金融等形成穿越周期的力量，并进一步形成微观主体的盈利能力，助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解决短期周期问题提供中长期发展的解决方案。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受访者供图）
2026年增长目标建议定在5%左右
《21世纪》：2025年前三季度经济增长5.2%，预计四季度经济增速如何？如何看待2025年经济表现？
刘元春：按照大家的核算，从需求端来看，四季度经济增速预计在4.5%左右；供给端表现会好一些，像四季度工业增加值增速预计在4.8%左右，因此最终核算下来，四季度GDP增速预计在4.6%左右，2025年全年经济增速为5%。
2025年是极其不平凡的一年，中国经济的一些周期性因素仍在底部徘徊，特别是房地产市场仍在持续调整；结构性问题依然严峻，新旧动能仍在转换过程中；外部冲击加大，美国“对等关税”等极限施压对市场冲击较大，但是对中国外贸和经济的整体影响比预期的要小。在这样的状况下，中国经济依然维持5%左右的增长，国民经济稳中有进的态势得以延续，实属不易。
2025年的不平凡，还体现在其他很多方面。比如，DeepSeek的出现，带来中国资产叙事的重大转变。随着中国产业升级的推进，在产业高端化、创新体系化、技术前沿化的推动下，尽管市场的微观基础还需要巩固，但是资本市场的情绪、经营主体的融资状况比预期的要好。
如果进行横向比较可以发现，过去几十年中经历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的国家，当时的经济都出现了下滑3-5个百分点的负增长；在大国博弈、极限施压的背景下，很多国家的外贸都出现了负增长。但是，2025年中国宏观经济依然能维持相对稳定，创新驱动的模式得到进一步巩固，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21世纪》：2026年作为“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应该追求怎样的经济增速？到2035年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需要“十五五”期间实现怎样的经济增速？
刘元春：“十五五”的五年是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五年。
如果2035年要实现人均GDP较2020年翻一番，那么2026年-2035年的年均经济增速在4.17%就可实现。按照“前高后低”的经济增长规律，以及出于夯实基础的考虑，“十五五”期间经济增速在4.5%左右就能实现。
如果2035年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即人均GDP不低于2.6万美元，这对“十五五”时期的增长速度提出更高的要求。考虑到人口、汇率等因素变化，中国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十五五”时期经济增速需要维持在5%左右。由于中国经济的周期性力量尚处于底部阶段，“十五五”期间中国经济可能呈现“前低后稳”的态势，预计2026年中国经济增速在4.8%左右。
2026年作为“十五五”的开局之年，经济增长目标不宜定得过低，考虑到周期性因素仍在筑底阶段，目标也不宜定得过高，建议2026年定在5%左右。
内需有望筑底回稳
《21世纪》：如何展望2026年经济形势？预计消费和投资状况如何？进出口形势表现如何？
刘元春：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来看，2026年仍将延续创新驱动的主线，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科技自立自强等进行系统布局，推动我国基础研发、产业升级、科创金融等形成穿越周期的力量，并进一步向微观主体传递，助力结构转型升级，为经济的全面复苏打下良好基础。
2026年仍然是全方位扩内需的一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持续发力，推出一些重大标志性工程项目。虽然一些周期性力量仍在底部徘徊，但是在政策的作用下，内需预计呈现筑底回稳的态势。2026年是重要的筑底之年，是逆转周期性下行力量的关键一年。防止周期性问题向结构性问题转化、防止短期问题长期化，将是当前宏观调控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
从外部环境来看，尽管中美经贸摩擦会有阶段性缓和，但是外部的不确定性依然较高，尤其是随着美国经济的变化，国际资本流动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2026年依然是在不确定性中展现中国出口竞争力的一年，预计2026年外需相对稳定，外需将继续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基本盘。
《21世纪》：2025年1-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服务消费不乏亮点，但是整体消费恢复依然偏慢，背后主要原因是什么？2026年要如何更好地提振消费？
刘元春：消费是经济调整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当前消费相对低迷，既是周期性力量深度调整的产物，也是结构性问题处于关键转型期的产物，还受到制度性因素的影响。消费是个慢变量，当前周期性力量还在底部徘徊时，不能简单地期待消费马上恢复常态。
因此，要提振消费，必须落实扩内需一揽子举措，需要长短结合，要把短期促消费政策和中长期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
首先，2026年促消费的政策力度会进一步加大，财政政策和金融工具相结合，弥补周期性力量带来的消费缺口，使消费出现持续的边际好转。
第二，居民资产负债表的修复有望在2026年加速。2026年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实现逆转是大概率事件，加上资本市场情绪的好转，这些有助于居民资产负债表的修复，进而推动改善消费预期。
第三，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均释放积极信号，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的紧密结合，持续促进居民就业增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优化收入分配制度等，这些举措的积极效应会逐步释放。
从中期来看，消费筑底回升是必然的趋势。消费的稳步恢复，是居民对未来增长预期改善、资产负债表修复、安全体系完善的间接产物。当前消费状况很有可能就是最低点，尽管仍要付出艰辛努力，但是可以期待2026年是实现消费逆转的关键之年。
形成多支柱支撑的新增长模式
《21世纪》：当前的周期性因素、结构性矛盾主要有哪些？
刘元春：当前像房地产、投资等都处于周期性底部。房地产经过多年调整，目前很多参数处于底部盘整的阶段。2025年投资出现负增长，投资也处在周期性底部。随着新一轮地方隐性债务的置换，预计地方财政会逐步触底回升，加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加快布局，投资实现周期性逆转是可以预期的。周期性因素是波动的，会回落，也会回升，具有规律性。近年来，中国面临几大周期叠加，使得经济运行处在不寻常的阶段。但我们必须牢记的是，周期性力量是一定会轮转的。
结构性矛盾主要指产业结构的问题，以前我国对于房地产、基建等传统产业依赖度较高，当前仍处于新旧动能仍在转换过程中。近年来，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占比不断提高，房地产和建筑业的占比有所回落。具体而言，当前房地产和建筑业占GDP的比重回落到13%左右，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了13%，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占GDP比重超过18%。中国产业结构在不断优化，逐步形成了创新驱动的多支柱支撑的增长模式。未来，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止跌回稳、随着“反内卷”工作的持续推进，中国多支柱支撑的新增长模式会全面发力。
《21世纪》：2026年要如何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2025年较多资金用于化债，用于项目建设的资金相应减少，2026年要如何平衡好化债和项目建设的需求？
刘元春：2025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推动经济平稳增长的重要支撑。之所以年内基建投资增速出现回落，在于地方财政状况不及预期，一方面在于房地产市场调整造成地方土地出让收入的减少，另一方面在于以往积压的各种隐性债务，包括拖欠企业账款的情况多于预期。
因此，2026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重视解决地方财政困难的问题。因为地方政府是稳增长的重要发动机，着力解决地方财政困难的问题，会进一步提升财政支出效用。2026年还将加紧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这将明显改善企业流动性、提升企业运营能力，有助于化解地方债务风险，还能进一步改善经济循环。
2026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预计赤字率会维持在4%左右，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专项债等也会维持相当的强度，财政支出规模会进一步扩大。在总量维持宽松的基础上，会将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包括扩内需、支持科技创新、改善民生等重点领域，持续优化支出结构。
《21世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必须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2026年需要重点推进哪些改革事项？
刘元春：首先，围绕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制度布局，着力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堵点卡点，包括调整地方政府一拥而上的传统模式，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因地制宜地发展新质生产力等。
第二，释放微观主体活力。近年来，民营经济促进法加快出台，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在有序推进，保护产权等优化营商环境举措在持续推出。要将这些举措进一步传导至微观层面，关键要改善企业盈利，因此要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推动头部企业和民营企业盈利能力的改善，以此形成新的激励效应，进而提振市场信心、释放微观主体活力。
第三，增强重点民生保障。注重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紧密结合，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优化收入分配改革等，聚焦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推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有助于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的内生动力，会产生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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