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6号院，如今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物院”，原二机部九院）北京第九研究所的办公区之一。这也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事业开始的地方。
1964年，作为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优等生，杜祥琬毕业回国后被分配到二机部九院。如今，86岁的他仍经常来此上班。
从核物理到激光再到能源战略和气候变化，“跨界院士”是杜祥琬给很多人留下的印象。但“跨界”背后不变的是，他为祖国科学奉献一生的决心。
从大大的宇宙到小小的原子核
受苏联杂志《知识就是力量》的影响，1956年杜祥琬高三毕业填报志愿时，报考了当时全国高校唯一的天文系——南京大学天文系。恰在此时，国家从高中毕业生里选拔预备生留苏学习核物理，整个河南省当年只有两人入选，其中一人就是杜祥琬。
“大大的宇宙没学成，学了小小的原子核。”杜祥琬却很淡然，“你看，原子当中有一个核，外面有很多电子，和太阳系差不多。”
在杜祥琬前往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前，作为留苏事务的具体推动者，钱三强来送行。杜祥琬至今记得，钱三强边说边拿粉笔在黑板上写字，大意就是要大家出去以后学好知识，来提高中国的科技水平。
在苏联学习期间，杜祥琬和同学们不时接到国内的指示，比如，学理论物理的同学要注意学好“中子在宏观介质当中的输运”。对这些指示背后隐藏的含义，杜祥琬并不理解，只是隐约感觉，回去肯定是干核工业。
临答辩前的一天中午，杜祥琬和一位苏联同学在学校食堂吃饭。
对方问：“杜，你在这里学原子核物理，回中国之后有啥事可干吗？”
在他们的认知中，1964年的中国很落后，核物理人才在中国没有用武之地。杜祥琬听出了弦外之音，这位同学当时的口气让他不太舒服。
转机发生在杜祥琬答辩前的晚上。莫斯科电台播出了一则惊人消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第二天，苏联的《真理报》上也刊登了这条消息。
答辩当天，那位苏联同学兴冲冲地跑过来对杜祥琬说：“杜，祝贺你，我知道你回去干什么了。”
苏联同学前后巨大的态度反差，让杜祥琬万分感慨。
“国家的重大进步，在海外产生这么强烈的反响，我感到非常震撼。”杜祥琬说，“回国以后，如果是做这方面工作，不用给我作动员报告，我都能体会到干这件事对提高国家地位、增强国家科技实力的重大意义。”
1964年回国后，杜祥琬如愿被分配到二机部九院理论部。
刚一报到，理论部主任邓稼先就给了杜祥琬一本参考书，是格拉斯登的《中子输运理论》。杜祥琬这时恍然大悟，自己的工作是搞核武器研究。
当时美国、苏联已经成功研制氢弹。杜祥琬到理论部的第一件事，就是做情报调研。他被派往相关机构，翻阅《真理报》等报纸杂志，寻找关于氢弹的蛛丝马迹，然而能找到的有用信息几乎为零。
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理论部只能内部进行“鸣放会”，用现在时髦的说法，叫“头脑风暴”。
在理论部的报告厅里，最前面是块黑板。“鸣放会”由部主任主持，台下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和四五十岁的科研工作者们，谁有想法就上台将想法写在黑板上，如果能做点计算就做点初步的演算。大家公开讨论，现场论证，最后归纳了四种可能的氢弹构型。后来经过“百日会战”，于敏带领科研人员抓住了“牛鼻子”。我国于1966年12月28日成功进行了一次“新的核试验”，掌握了氢弹技术。
杜祥琬当时的工作是负责核试验诊断理论研究，分析测试得到的数据。1975年到1984年，作为中子物理学研究室主任，他又带领团队，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中子学计算敏感度程序，对核试验诊断理论作了比较系统的总结。
“这个领域当时在国际上是保密的。”杜祥琬告诉记者，这项研究成果曾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后来，杜祥琬碰到钱三强时说：“钱老，您是改变了我人生道路的人。”钱三强问：“你后悔吗？”杜祥琬马上回答：“追随您的事业，我很荣幸。”
组织激光科学研究“联合舰队”
1986年到2006年，是杜祥琬最繁忙、压力最大的时期。1987年，他忽然被调转了研究方向，从中子物理转向激光。
20世纪80年代，为发展高科技，美国率先提出了“星球大战计划”，欧洲搞了“尤里卡计划”，我国也提出了发展高新技术的“863”计划。
在该计划规划的首批七大研究领域里，就包括激光。杜祥琬担任第一届激光专家组成员兼秘书长，协助首席科学家陈能宽的工作。
和原子弹、氢弹工程不同，“863”计划的专家组采取了全新的组织模式。它不仅打破了部门界限，实现了全国大协作，还实行专家组负责制，题目怎么定、由哪些单位来做、经费怎么分，都由专家组拍板，专家组自主性大大增强。
当时，国际上也刚开始开展激光相关研究。在我国激光研究打基础、描绘蓝图的阶段，专家组的掌控能力和战略能力至关重要。
为了研究激光，杜祥琬重新学习了大量相关专业知识，同时倡导学术民主，组织了很多场“鸣放会”。
在杜祥琬看来，科学就是要在这种民主开放的状态下才能发展，因为一个人的能力、知识毕竟有限。
1991年4月，激光专家组换届，杜祥琬担任第二届专家组首席科学家。第二届专家组成立后，作了第二次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修正了第一次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的一些方向，同时把目标进一步具体化，技术路线更细。
在专家组的领导下，我国走出了一条适合国情的技术路线，开创了我国发展新型激光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按照最早的规划，“863”计划持续到2000年。在2001年总结汇报时，一位组外的专家听完激光专家组的汇报后评价：“15年产出这么多成果，你们是一个‘联合舰队’。”
60岁是可以从头开始的
成为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是杜祥琬自言“没有想过要走的一段路”。
“我的想法不一定对，但当时就觉得，念了这么多书，应该干点具体的活。”杜祥琬告诉记者，1975年他曾婉拒担任九院北京第九研究所副所长，1987年找王淦昌“说情”，让领导收回起草好的中物院副院长任命（后于1993年担任副院长），“我希望尽量延长在基层做学术研究的时间。”
2002年，在事先不知情的情况下，杜祥琬被推荐为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候选人，并顺利当选，分管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同时担任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主任。
如何当这个副院长？杜祥琬其实没经验。他原来负责的是具体的研究工作。除了增选院士，中国工程院就是负责给国家做工程科技项目咨询，和过去做具体研究不一样。
当时恰巧刚刚卸任中物院副院长，杜祥琬便将更多精力投入中国工程院的工作。他发现，诚如时任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所言，中国工程院的工作“有弹性”，但正因为“有弹性”，所以要用劲发力的话，可以没完没了地工作。
杜祥琬自谦对核能知识“多少了解一点”，但要从宏观上开展能源战略咨询，“必须得学习，而且学习量得特别大”。
能源战略咨询也成了杜祥琬学术生涯的第三个方向。
在担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期间，围绕中国要不要加入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科技界有两种不同意见。最后国家主管领导要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提供咨询意见。
杜祥琬被委以重任，牵头起草初稿。他组织持有不同意见的院士们，开了一次会，就把问题解决了。
“其实大家都支持加入ITER，焦点在于这项工作会不会影响现有的科研项目经费安排。”杜祥琬从中总结出心得，“解决问题就是要抓住大家共同关心的内容，排除大家意见不一致的地方。”
2010年，杜祥琬卸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72岁的他本打算就此隐退，却被时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解振华推荐，担任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主任。
王淦昌曾在年过90岁时送给杜祥琬一句话：“60岁的人是可以从头开始的！”杜祥琬回忆：“我一开始理解，他就是鼓励我，可后来一想，他60岁以后真干了不少大事。”
如今，步入耄耋之年，杜祥琬对这句话有了切身感受。他保持着学者的风度，花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依旧忙碌、依旧“跨界”。他是论坛上的专家，是孩子们喜欢的杜爷爷，是记者们尊重的采访对象——经历丰富、才思敏捷、和蔼可亲、有问必答。
穿越60年风雨，他在《写在科学边上》一书中剖析了“跨界”背后的心路历程：“有幸为祖国的富强和老百姓扬眉吐气做一点实际的工作，是最大的精神享受，是任何物质享受难以比拟的。”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6号院，如今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物院”，原二机部九院）北京第九研究所的办公区之一。这也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事业开始的地方。
1964年，作为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优等生，杜祥琬毕业回国后被分配到二机部九院。如今，86岁的他仍经常来此上班。
从核物理到激光再到能源战略和气候变化，“跨界院士”是杜祥琬给很多人留下的印象。但“跨界”背后不变的是，他为祖国科学奉献一生的决心。
从大大的宇宙到小小的原子核
受苏联杂志《知识就是力量》的影响，1956年杜祥琬高三毕业填报志愿时，报考了当时全国高校唯一的天文系——南京大学天文系。恰在此时，国家从高中毕业生里选拔预备生留苏学习核物理，整个河南省当年只有两人入选，其中一人就是杜祥琬。
“大大的宇宙没学成，学了小小的原子核。”杜祥琬却很淡然，“你看，原子当中有一个核，外面有很多电子，和太阳系差不多。”
在杜祥琬前往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前，作为留苏事务的具体推动者，钱三强来送行。杜祥琬至今记得，钱三强边说边拿粉笔在黑板上写字，大意就是要大家出去以后学好知识，来提高中国的科技水平。
在苏联学习期间，杜祥琬和同学们不时接到国内的指示，比如，学理论物理的同学要注意学好“中子在宏观介质当中的输运”。对这些指示背后隐藏的含义，杜祥琬并不理解，只是隐约感觉，回去肯定是干核工业。
临答辩前的一天中午，杜祥琬和一位苏联同学在学校食堂吃饭。
对方问：“杜，你在这里学原子核物理，回中国之后有啥事可干吗？”
在他们的认知中，1964年的中国很落后，核物理人才在中国没有用武之地。杜祥琬听出了弦外之音，这位同学当时的口气让他不太舒服。
转机发生在杜祥琬答辩前的晚上。莫斯科电台播出了一则惊人消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第二天，苏联的《真理报》上也刊登了这条消息。
答辩当天，那位苏联同学兴冲冲地跑过来对杜祥琬说：“杜，祝贺你，我知道你回去干什么了。”
苏联同学前后巨大的态度反差，让杜祥琬万分感慨。
“国家的重大进步，在海外产生这么强烈的反响，我感到非常震撼。”杜祥琬说，“回国以后，如果是做这方面工作，不用给我作动员报告，我都能体会到干这件事对提高国家地位、增强国家科技实力的重大意义。”
1964年回国后，杜祥琬如愿被分配到二机部九院理论部。
刚一报到，理论部主任邓稼先就给了杜祥琬一本参考书，是格拉斯登的《中子输运理论》。杜祥琬这时恍然大悟，自己的工作是搞核武器研究。
当时美国、苏联已经成功研制氢弹。杜祥琬到理论部的第一件事，就是做情报调研。他被派往相关机构，翻阅《真理报》等报纸杂志，寻找关于氢弹的蛛丝马迹，然而能找到的有用信息几乎为零。
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理论部只能内部进行“鸣放会”，用现在时髦的说法，叫“头脑风暴”。
在理论部的报告厅里，最前面是块黑板。“鸣放会”由部主任主持，台下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和四五十岁的科研工作者们，谁有想法就上台将想法写在黑板上，如果能做点计算就做点初步的演算。大家公开讨论，现场论证，最后归纳了四种可能的氢弹构型。后来经过“百日会战”，于敏带领科研人员抓住了“牛鼻子”。我国于1966年12月28日成功进行了一次“新的核试验”，掌握了氢弹技术。
杜祥琬当时的工作是负责核试验诊断理论研究，分析测试得到的数据。1975年到1984年，作为中子物理学研究室主任，他又带领团队，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中子学计算敏感度程序，对核试验诊断理论作了比较系统的总结。
“这个领域当时在国际上是保密的。”杜祥琬告诉记者，这项研究成果曾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后来，杜祥琬碰到钱三强时说：“钱老，您是改变了我人生道路的人。”钱三强问：“你后悔吗？”杜祥琬马上回答：“追随您的事业，我很荣幸。”
组织激光科学研究“联合舰队”
1986年到2006年，是杜祥琬最繁忙、压力最大的时期。1987年，他忽然被调转了研究方向，从中子物理转向激光。
20世纪80年代，为发展高科技，美国率先提出了“星球大战计划”，欧洲搞了“尤里卡计划”，我国也提出了发展高新技术的“863”计划。
在该计划规划的首批七大研究领域里，就包括激光。杜祥琬担任第一届激光专家组成员兼秘书长，协助首席科学家陈能宽的工作。
和原子弹、氢弹工程不同，“863”计划的专家组采取了全新的组织模式。它不仅打破了部门界限，实现了全国大协作，还实行专家组负责制，题目怎么定、由哪些单位来做、经费怎么分，都由专家组拍板，专家组自主性大大增强。
当时，国际上也刚开始开展激光相关研究。在我国激光研究打基础、描绘蓝图的阶段，专家组的掌控能力和战略能力至关重要。
为了研究激光，杜祥琬重新学习了大量相关专业知识，同时倡导学术民主，组织了很多场“鸣放会”。
在杜祥琬看来，科学就是要在这种民主开放的状态下才能发展，因为一个人的能力、知识毕竟有限。
1991年4月，激光专家组换届，杜祥琬担任第二届专家组首席科学家。第二届专家组成立后，作了第二次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修正了第一次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的一些方向，同时把目标进一步具体化，技术路线更细。
在专家组的领导下，我国走出了一条适合国情的技术路线，开创了我国发展新型激光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按照最早的规划，“863”计划持续到2000年。在2001年总结汇报时，一位组外的专家听完激光专家组的汇报后评价：“15年产出这么多成果，你们是一个‘联合舰队’。”
60岁是可以从头开始的
成为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是杜祥琬自言“没有想过要走的一段路”。
“我的想法不一定对，但当时就觉得，念了这么多书，应该干点具体的活。”杜祥琬告诉记者，1975年他曾婉拒担任九院北京第九研究所副所长，1987年找王淦昌“说情”，让领导收回起草好的中物院副院长任命（后于1993年担任副院长），“我希望尽量延长在基层做学术研究的时间。”
2002年，在事先不知情的情况下，杜祥琬被推荐为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候选人，并顺利当选，分管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同时担任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主任。
如何当这个副院长？杜祥琬其实没经验。他原来负责的是具体的研究工作。除了增选院士，中国工程院就是负责给国家做工程科技项目咨询，和过去做具体研究不一样。
当时恰巧刚刚卸任中物院副院长，杜祥琬便将更多精力投入中国工程院的工作。他发现，诚如时任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所言，中国工程院的工作“有弹性”，但正因为“有弹性”，所以要用劲发力的话，可以没完没了地工作。
杜祥琬自谦对核能知识“多少了解一点”，但要从宏观上开展能源战略咨询，“必须得学习，而且学习量得特别大”。
能源战略咨询也成了杜祥琬学术生涯的第三个方向。
在担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期间，围绕中国要不要加入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科技界有两种不同意见。最后国家主管领导要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提供咨询意见。
杜祥琬被委以重任，牵头起草初稿。他组织持有不同意见的院士们，开了一次会，就把问题解决了。
“其实大家都支持加入ITER，焦点在于这项工作会不会影响现有的科研项目经费安排。”杜祥琬从中总结出心得，“解决问题就是要抓住大家共同关心的内容，排除大家意见不一致的地方。”
2010年，杜祥琬卸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72岁的他本打算就此隐退，却被时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解振华推荐，担任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主任。
王淦昌曾在年过90岁时送给杜祥琬一句话：“60岁的人是可以从头开始的！”杜祥琬回忆：“我一开始理解，他就是鼓励我，可后来一想，他60岁以后真干了不少大事。”
如今，步入耄耋之年，杜祥琬对这句话有了切身感受。他保持着学者的风度，花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依旧忙碌、依旧“跨界”。他是论坛上的专家，是孩子们喜欢的杜爷爷，是记者们尊重的采访对象——经历丰富、才思敏捷、和蔼可亲、有问必答。
穿越60年风雨，他在《写在科学边上》一书中剖析了“跨界”背后的心路历程：“有幸为祖国的富强和老百姓扬眉吐气做一点实际的工作，是最大的精神享受，是任何物质享受难以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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