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驻华首席代表席睿德教授（Alfred Schipke）
南方财经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郑青亭 上海报道
“在可预见的未来，区域或双边合作的动力都很强。多边体系目前正承受压力，我们大概不会看到多边层面的实质性改革。因此，唯一的选择是寻找志同道合的国家。尤其是在本地区，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贸易与投资联系可能会进一步加强。”
近日，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驻华首席代表席睿德（Alfred Schipke）在2025外滩年会期间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这是一种非常积极的趋势，本地区更深入的互利合作，将有利于降低对域外国家的依赖，特别是美国。
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和重要投资伙伴。双方自2002年开启自贸区建设进程，2010年自贸区1.0版全面建成，2015年完成2.0版升级。3.0版建设于2022年11月正式启动，2025年5月全面完成谈判并于10月签署。这不仅是双方开放合作的又一里程碑，也在关键当口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劲动能。
谈及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的意义，席睿德表示，它有助于进一步加深双方在贸易与投资方面的联系，从而推动本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发展，减少对向域外经济体出口的依赖。“该协定是积极的，有助于将中国的供应链进一步融入东盟。”
席睿德预言，未来十年全球贸易体系将迎来三大结构性变化：一是全球贸易正在“转向”全球南方市场；二是投资流动更加多元化，东南亚成为增长亮点；三是双边及区域贸易协定的势头正在加强，贸易结构正在发生系统性变化。在这一格局演化中，亚欧合作的重要性正不断上升。
展望未来，他对具包容性的东亚经济秩序持乐观态度。在他看来，本区域具备成功的诸多要素，只要政策制定者与企业家敢于推进改革、承担风险，就能抓住当前地缘政治格局下的机遇，迎来丰厚回报。他强调，实现目标的关键要素包括：继续减少贸易与非贸易壁垒，促进双向投资，特别是让东南亚更多地投资中国，同时中国继续在服务业等领域开放。
席睿德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国际金融实践教授，兼东亚研究所（EAI）所长。他的研究领域是宏观经济与金融，尤其关注中国和印度的相关问题。他还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兼职教授，并定期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国际金融。此前，他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任过多个高级职务，包括IMF亚太部主任、中国区高级代表和负责人等。
2025外滩年会于10月23日至25日在上海市黄浦区召开，主题为“拥抱变局：新秩序·新科技”。
全球贸易体系出现三大变化，亚欧合作意义重大
《21世纪》：在未来十年，全球贸易体系将出现哪些最显著的结构性变化？
席睿德：我们看到三种现象正在同时发生。第一，贸易正在发生转向。与东南亚、全球南方，甚至中东的贸易明显增加。第二是投资流动的变化，资金也在流向世界不同地区，尤其是东南亚从中获益明显。第三，由于全球贸易体系面临挑战，如今出现了推动双边或区域贸易协定的趋势。例如，欧洲即将与印度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这就是一个例子，还有许多类似的倡议正在推进。因此，我们将看到贸易结构的变化。
对我来说，关键问题在于亚洲与欧洲之间的关系。双方都高度依赖国际贸易，并从中受益。问题是，能否在各个层面加强对话、增进互信，并解决那些迄今妨碍对话的问题。
《21世纪》：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区域化”而非“全球化”的新阶段吗？这些变化可能会如何影响依赖贸易驱动增长的亚洲新兴经济体？
席睿德：我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区域或双边合作的动力都很强。多边体系目前正承受压力，我们大概不会看到多边层面的实质性改革。因此，唯一的选择是寻找志同道合的国家。尤其是在本地区，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贸易与投资联系可能会进一步加强。这是积极的趋势。如果你看这一地区的中产阶层，包括东南亚和中国，大约有6亿人，而且还在增长。如果区域能专注于更深入、互利的融合，这对中国和整个地区都有好处。
中国与东盟加强合作有利于减少对美依赖
《21世纪》：面对全球供应链碎片化，中国—东盟贸易关系的韧性如何？
席睿德：供应链迁移部分是对地缘政治的反应。如今，无论在马来西亚还是越南，都能看到越来越多中国供应链的转移，这是一种应对。关键问题在于，这些供应链的调整，最终是为了继续向美国供应商品和服务，还是说这一地区本身已从中受益？理想的情况是，如果双方都进一步开放，减少贸易与投资壁垒，那么双方之间的双向贸易和投资将大幅增加，从而降低对美国需求的依赖。
《21世纪》：是否有一些领域，如数字经济、绿色转型或基础设施，最有可能实现快速合作？
席睿德：这些领域自然非常重要——绿色技术、基础设施、数字经济等。中国在这些方面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该地区也能从中受益，比如通过太阳能等方式生产更多能源。
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为区域合作注入新动力
《21世纪》：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到3.0版。这对双方有何战略意义？又将如何影响更广泛的区域稳定与增长？
席睿德：这正好印证了我刚才提到的一点——区域内部应更多地相互融合，而不是主要依赖对外出口。该协定是积极的，有助于将中国的供应链进一步融入东盟。东盟往往有宏大的目标，关键在于执行。相关规则尚待完善，双方都需要具备足够的执行能力。当前的挑战是，在地缘政治紧张加剧的背景下如何推进这一切。
《21世纪》：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如何与其他区域框架（如RCEP或CPTPP）的关系是怎样的？
席睿德：我认为，它们最终都有不同的目标。CPTPP在某种意义上更具雄心。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也表达了加入CPTPP的兴趣。这些框架并非互斥，只要它们能够降低贸易和投资壁垒，建立各方认可的规范与标准，那就更有益。
《21世纪》：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能否成为深化金融与科技合作的平台？
席睿德：通常是贸易和投资先行，金融一体化随后跟进。但随着融合加深，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会增加。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可以成为推动这一进程的有益机制。随着时间推移，这一框架有助于建立更深的信任与信心，从而为未来在金融或与金融相关的数字领域进一步整合创造条件。
《21世纪》：让我们谈谈中国的金融改革，这是你的专长领域之一。鉴于中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关键作用，你认为应进行哪些具体改革以增强其金融市场的韧性与开放性？
席睿德：首先，中国会继续改革自身的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这是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而不是外部压力。一个更高效的金融体系，能将储蓄配置到经济中最具生产力的领域，就能带来更高的增长。一个更强大的中国本身就能为地区乃至全球带来积极溢出效应。
因此，中国应首先聚焦国内改革，以提升生产率和经济增长。中国在许多领域仍有改进空间，特别是公司债市场，信息质量不高、隐性担保等问题仍可能存在，使得金融体系难以有效定价风险，而风险定价正是金融市场的核心功能。
此外，中国可以进一步改革破产法——在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中，失败是创新的一部分。如果不允许不良企业退出，就会导致产能过剩和价格下行压力。中国需要一种机制，使企业退出过程在社会和经济层面上都不会造成过度冲击。
以硅谷为例，每100家公司中，可能只有一家能存活，但我们很少听到其他99家的消息，因为那里的制度允许失败的有序退出。投资者知道可能会亏钱，但也知道可能赢得巨大回报。这种机制促进了创新与增长。
《21世纪》：人民币的进一步国际化能否在中国—东盟金融联通中发挥作用？
席睿德：我认为，随着贸易与投资往来的增加，人民币的使用范围会更加宽广。部分贸易结算采用人民币计价将自然扩大其使用范围，也就是说，真正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是贸易与投资本身。
21世纪：最后，你如何展望一个包容性的东亚经济秩序？
席睿德：我相当乐观。本地区具备成功的所有要素——只要政策制定者和企业家敢于推进改革、承担风险。中国和本地区的部分投资将面临风险，但也可能带来丰厚回报。政策制定者和企业若能抓住当前地缘政治格局的机遇，大胆改革，将会受益匪浅。
21世纪：能否总结一下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要素？
席睿德：继续减少贸易与非贸易壁垒，促进双向投资——让东南亚能够更多投资中国，同时中国也继续扩大开放，尤其是在服务业领域，我认为这是相对容易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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