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警察赶到时，隐身于居民楼之内的类固醇“加工厂”还在忙碌地“生产”。
官方发布的视频录像中可以看到，“加工厂”墙皮乌黑，地上散乱放着大大小小的纸箱和生活垃圾，敞开的药粉袋子和不知名的罐装液体，密密麻麻堆叠在墙角。紧挨着的是几大袋颜色不一的胶囊壳以及灌装工具，角落里还摆着一台电子秤，旁边的地面上放着一个发黄的量杯。犯罪嫌疑人就是用吸管将各种粉末和油剂倒入量杯称重后，按照剂量配比放进胶囊壳里，或压片后封装成药品。
这是2022年江苏泰州警方打击非法生产类固醇时的场景。
警方在这间30平方米左右的出租屋内抓获了5名犯罪嫌疑人，捣毁生产、仓储窝点4处，现场扣押违禁类固醇注射剂500余瓶、成品药片1万余片、工具数十件以及包装材料若干。
类固醇滥用已从职业健美圈蔓延至普通人。健身群体对短期效果的盲目追求，加速了类固醇的迅速普及，部分网红健身博主甚至宣称“三分练七分吃，剩下九十分靠类固醇黑科技”，将药物依赖美化为“科技健身”。
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在类固醇滥用背后，藏匿着数量众多的非法类固醇生产厂家，并通过网络销售的模式形成了一条黑色产业链。
根据国家药监局《2023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中国有超20家企业持有糖皮质激素原料药生产资质；有5家企业持有医用性激素原料药生产资质；而合成代谢类固醇（如群勃龙、康力龙、氧雄龙等）因医用价值低、滥用风险高，其原料药在我国全面禁止生产销售。 新京报记者 咸运祯
地下黑市的销售利润率可达95.7%
于磊（化名）最近发布的一条朋友圈，是宣布自己刚提了一辆全新的奔驰迈巴赫汽车。
在这之前，于磊的朋友圈只有两类内容，收类固醇原材料、卖类固醇药物。最近，被大力推广的一种药品是长效群勃龙，据他说，新型的长效群勃龙相比于旧版本的，成分更稳定，效果更显著。案例中的一位男性，仅一个月，就完成了从普通身材到肌肉型男的转变。
于磊是东北人，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的老板，他声称自己的工厂为很多知名健美团队提供药物服务，是“目前国内最大、最正规的工厂，有专业的实验团队，正规的生产资质和生产线”。
他介绍，类固醇分为皮质类固醇（地塞米松）、性激素（如睾酮）以及合成代谢类固醇（群勃龙、康力龙等），健身群体和健美圈使用的是性激素和合成代谢类固醇，他声称，上述两种类固醇均可生产，自己持有生产性激素类固醇合法资质，合成代谢类固醇国家不允许生产、销售。
记者询问是否可以代为生产群勃龙、康力龙等合成代谢类固醇药物时，于磊表示，只要客户有需要，任何品类的类固醇都可以做出来，合作方式可以由工厂代工、一件代发，也可以从工厂购买半成品，自行加工成品，“如果资金到位，可以提供药物的合成路径。”
当新京报记者进一步希望于磊能出示相关资质证明时，于磊则表示，自己有的是兽药生产资质，而非类固醇的生产销售资质。然而，记者根据于磊提供的公司名称进行查询，未查到其公司的任何工商注册信息。
于磊宣称，人用类固醇和兽用药本质上无区别，唯一需要区分开的是剂量。他用牛作比方，“一头400斤的牛，吃1克群勃龙没有任何问题，我可以直接卖粉剂，客户回去拌在饲料里，但同样的剂量，人吃了一定会死。”他说，一些养殖户会在肉牛育肥阶段使用群勃龙，增加肌肉量，缩短肉牛出栏时间。
农业农村部发布的《食品动物禁用的兽药及其他化合物清单》显示，我国早已禁止在动物食品中使用类固醇药物（包括性激素及合成代谢类固醇）。而人长期大量非医疗用途使用类固醇药物可能导致下丘脑、垂体、睾丸轴功能紊乱，引起性腺功能减退，过量服用可能导致死亡。
和于磊做相同生意的张某，则没那么幸运。
2020年，因为争抢类固醇市场，张某被同行举报了。
根据他提供的一审判决书显示，公诉机关指控其2017年11月至2020年3月，在未取得营业执照和药品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购进价值457800元疑似假药康力龙、宝丹酮的材料、半成品、包装材料等，再进行配制、包装、分装，然后通过网络对外销售，收取货款共计1120000元。其中张某于2018年4月至2020年3月，多次销售“克伦特罗”“康力龙”“群勃龙”，共计收取货款253000元。
最终，张某犯销售假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
张某今年42岁，高中文凭，他的类固醇生意最早可以溯源到2016年。一次去国外参加医药展会时，他了解到美国生产的某品牌类固醇，结合彼时国内正在兴起的健身浪潮，他看准了这个商机，做起海外代购，每隔三个月，往返中国和美国，通过“人肉”的方式将药带回国。
他提到，由于中国海关对进出口物品的严格监管，从海外代购药品的难度增大，国外品牌类固醇药物价格又普遍偏高，能赚取的差价有限。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张某一边寻找原材料，一边在网络上研究制作类固醇药物所需要的化学成分和方法，希望能自己生产、垄断市场。
他开始自制药物。在广州找了一个小型医药厂合作，同时进行网络推广，药品则从生产厂家直接寄到下一环的药贩子处，他许诺给他下线的药贩子销售额30%作为回扣，以达到他们帮忙推荐健美爱好者购买药物的目的。
张某告诉新京报记者，一支长效群勃龙注射剂成本30元，市场上卖700元，卖出一支，就赚670元，销售利润率为95.7%。他曾租下一间仓库，有二三十平方米，除去租金、人工成本，一般一个月能收入6万元左右，多的时候，一个月能赚10万多元。
出租屋里的“小作坊”
没有可参照的正规产品，市场上大部分非法流通的类固醇，大多产自出租屋里的私人作坊，然后通过快递的方式发往全国各地。
张某告诉新京报记者，几年前，国内的类固醇市场相对稳定，市面上常见的品牌不多，几家大品牌均为医药厂家代工，有相对比较高的生产标准。2022年监管部门“大清剿”后，市场重新洗牌，随着医药代工厂被重罚，原有大品牌的消失,类固醇市场出现了巨大空缺。
2022年3月，公安部牵头对“昆仑2022”专项行动作出全面部署，打击食药环犯罪，多地联合侦破跨省制售网络，摧毁了一批犯罪窝点，斩断了一批犯罪链条。
商贩们抓住了这个市场空缺。
在没有机械化生产的条件下，一些“手艺人”出世，他们从生物医药公司购入原材料，在家中加工成品，在非无菌装配的环境中，药品浓度和卫生条件都无法保证，甚至一人制作出了七八种品牌包装。
“一个品牌做烂了，迅速换另一个包装，反正市场缺口足够大，不愁卖不出去。”张某觉得这种人更“黑心”。
于磊则表示，很多类固醇的生产者，不具备制药工程方面的相关知识，他们靠自学研究配比，没有专业、正规的制药器械，生产流程不规范，对辅料更没有把控，“他们在洗手池旁边用自来水消毒瓶身，没有严格的称重和消毒，不戴手套就通过针管灌注药物，用厨房燃气灶加热烧杯。”他说，手快一点的作坊，一天能做200瓶群勃龙注射液，药贩子们只追求极致的低成本。
以上说法，得到了官方的验证。
据澎湃新闻报道，2021年5月中旬，泰州市民李先生报警称，儿子经常在家自行注射药物，怀疑其在吸毒，民警上门查看情况后，很快锁定了犯罪团伙。
2022年1月，泰州警方分赴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牡丹江市，在当地警方协助下，成功在一间30平方米左右的出租屋内抓获祝某、关某等5名犯罪嫌疑人，捣毁生产、仓储窝点4处，现场扣押违禁类固醇注射剂500余瓶、成品药片1万余片、工具数十件以及包装材料若干。
在官方发布的缉查视频录像中可以看到，现场一片混乱。甚至警方到达时，这家隐身于居民楼之内的“加工厂”还在忙碌地“生产”。
原材料来源之谜
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流通于地下黑市的类固醇原材料，大多来自无证生物科技公司。
新京报记者在网站搜索引擎中输入关键词“群勃龙原材料”及“康力龙原材料”，出现了多家原材料供应商。每克标价为10-30元不等，商家在产品介绍页面上标注着“兽药原料，不可用于注射，仅用于科研”。记者以买家名义联系了三家类固醇供应商，在记者表示并非科研用途，而是用于生产后，三家供应商均表示可以供货。
其中一位供应商表示，其公司出售的性激素类固醇（睾酮）来自合法的持证工厂，部分合成代谢类固醇所需的原材料则依靠海外流入，然后在实验室内进行炔基化、甲基化修饰。“质量可以放心，我们出的货肯定纯。”他向记者保证。
事实上，性激素类固醇与合成代谢类固醇在化学结构上高度相似，其分子骨架均基于环戊烷多氢菲，由17个碳原子构成四环体系。但合成代谢类固醇是对天然性激素的甾体母核进行特定化学修饰，改变其功能特性，使其在促进肌肉生长等方面具有更强的合成代谢作用。
根据国家药监局《2023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中国有超20家企业持有糖皮质激素原料药生产资质；有5家企业持有医用性激素（如睾酮）原料药生产资质；而合成代谢类固醇（如群勃龙等）因医用价值低、滥用风险高，其原料药在我国全面禁止生产销售，无持证企业登记。
而上述原材料供应商所在生物科技公司并不在其中。
2月13日，新京报记者联系到了一位持证企业的工作人员，询问性激素类固醇及合成代谢类固醇所涉原材料是否可能流出，该工作人员表示，几乎不可能。他说，原料药仓储需24小时监控录像，存取操作必须有两名授权人员在场，视频数据保存10年，并与药监局实时对接。此外，接触原料药的员工还需定期通过心理测试评估。
技术方面，每批次原料药包装都有“中国药品电子监管码”，扫码可查流向。药监局也会对合法生产原料药添加“化学示踪剂”，产品经质谱检测可溯源至泄露环节。
张某告诉新京报记者，地下工厂常使用化工级雄烯二酮，一种甾体母核衍生物作为前体，通过非法加氢、卤化等反应制作合成代谢类固醇。
于磊则表示，相比于各种类固醇成品，其原材料受管控程度弱，运输也相对容易，因此被广泛交易。而大多数地下实验室和地下工厂，都能获得制作合成代谢类固醇所需要的原材料和助溶剂，经过加热溶解，过滤，消毒除异物后，简单包装，流入市场。
他说，在“黑市”上交易的类固醇原料粉末，质量差别巨大。大多数地下生产制造商并不正规，在制作过程中，使用的过滤手段不足以去除许多类型的污染物，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有些提供原材料的小厂家，用的是复方药店灌药的那种小型灌装设备。”
监管的现实困难
“需求在，市场就在。”张某觉得，要打掉所有地下工厂，不是一朝一夕的。但随着各层面监管体系的不断完善，从根源上杜绝原材料流入，厂家、药贩子的数量会越来越少。
近年来，多部门持续展开了对类固醇生产、流通的全链条打击。
据知情人士透露，目前药监局相关部门已对合法生产企业的原料药植入量子点荧光标记，查获非法类固醇时可通过光谱分析溯源至泄露环节。对工业级甾体前体（如雄烯二酮）实施“白名单”采购制，非制药企业购买需向相关部门备案。
国家邮政局也建立了包裹识别系统，对健身补剂、美容针剂、药品等高风险品类实行100%开箱验视。
海关总署官方网站发布的进出口药品监管政策等相关资料显示，海关正持续对进出口类固醇类产品进行严格监管。对于列入《中国进出口药品目录》的类固醇类产品，需要按照规定办理进出口许可手续。海关会查验相关许可证件、货物的真实性、质量等情况，防止非法类固醇产品的进出口。
同时，司法部门也做出了积极举措。
《2024年兴奋剂目录公告》显示，明确将合成代谢类固醇列入S1蛋白同化制剂类别，禁止运动员在赛内、赛外使用。
2019年11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走私、非法经营、非法使用兴奋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走私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的定罪量刑标准。同时规定，非法经营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涉案物质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限制买卖的物品的，可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但监管也存在现实困难。
张某提到，因为法律有滞后性，地下实验室会不断通过改变、修改类固醇侧链等手法修饰分子结构逃避监管。他解释，每隔一段时间，地下工厂可能将常见于口服型合成代谢类固醇的17α-甲基，替换为乙基或丙基，改变母核的取代模式，从而与受管控的药品区分。
近年来，选择性雄激素受体调节剂（SARM s）因结构与类固醇不同，曾一度未被明确管制。地下厂家将其宣传为“安全替代品”，但实际仍具有类似合成代谢作用。中国在2021年将部分SARM s纳入《兴奋剂目录》，但此前已存在多年的监管空白期。
河北驰舟律师事务所主任侯士朝表示，我国现行对“非运动员自用类固醇”缺乏直接约束，导致监管灰色地带。他解释，合成代谢类固醇虽然被纳入了兴奋剂管控目录，但绝大多数关于兴奋剂的法律法规是针对体育竞赛和体育相关从业者的。
根据侯士朝以往的司法经验，判定兴奋剂的性质和危害需要专业机构鉴定，而生产、销售假药罪的证据标准相对明确，更易操作，因此，司法实践中，生产、销售假药罪已被广泛用于处理兴奋剂案件，形成了一定的判例基础。
他还提到，网络销售监管难度较大。在网络销售环节中，一些平台都有提示售假的提醒信息，也会对未获国家批准的境外药品采取强制下架措施，但很多卖家在明知违法情况下采用更改药品名的方式再次上架销售。微信朋友圈也有关键字审核等机制，但涉案人员通过图片介绍产品规避风险，打击效果不明显。
而从根源上杜绝类固醇滥用，需要消灭“需求”。在社交平台上，一些专业健美选手、网红博主也在通过视频科普节目、问答等方式承担起一部分公共教育工作。
张某被逮捕后的几年里，类固醇地下市场曾拔地而起，又逐渐走向覆灭。直到现在，还会有药贩子找到他，求购类固醇药品，而张某只说自己“不干这行了”。
他经常在手机上看到有地下药商被抓，也时常在睡不着时后悔，“这些坏东西打到别人身上，其实先扎的，是自己的良心。”
在警察赶到时，隐身于居民楼之内的类固醇“加工厂”还在忙碌地“生产”。
官方发布的视频录像中可以看到，“加工厂”墙皮乌黑，地上散乱放着大大小小的纸箱和生活垃圾，敞开的药粉袋子和不知名的罐装液体，密密麻麻堆叠在墙角。紧挨着的是几大袋颜色不一的胶囊壳以及灌装工具，角落里还摆着一台电子秤，旁边的地面上放着一个发黄的量杯。犯罪嫌疑人就是用吸管将各种粉末和油剂倒入量杯称重后，按照剂量配比放进胶囊壳里，或压片后封装成药品。
这是2022年江苏泰州警方打击非法生产类固醇时的场景。
警方在这间30平方米左右的出租屋内抓获了5名犯罪嫌疑人，捣毁生产、仓储窝点4处，现场扣押违禁类固醇注射剂500余瓶、成品药片1万余片、工具数十件以及包装材料若干。
类固醇滥用已从职业健美圈蔓延至普通人。健身群体对短期效果的盲目追求，加速了类固醇的迅速普及，部分网红健身博主甚至宣称“三分练七分吃，剩下九十分靠类固醇黑科技”，将药物依赖美化为“科技健身”。
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在类固醇滥用背后，藏匿着数量众多的非法类固醇生产厂家，并通过网络销售的模式形成了一条黑色产业链。
根据国家药监局《2023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中国有超20家企业持有糖皮质激素原料药生产资质；有5家企业持有医用性激素原料药生产资质；而合成代谢类固醇（如群勃龙、康力龙、氧雄龙等）因医用价值低、滥用风险高，其原料药在我国全面禁止生产销售。 新京报记者 咸运祯
地下黑市的销售利润率可达95.7%
于磊（化名）最近发布的一条朋友圈，是宣布自己刚提了一辆全新的奔驰迈巴赫汽车。
在这之前，于磊的朋友圈只有两类内容，收类固醇原材料、卖类固醇药物。最近，被大力推广的一种药品是长效群勃龙，据他说，新型的长效群勃龙相比于旧版本的，成分更稳定，效果更显著。案例中的一位男性，仅一个月，就完成了从普通身材到肌肉型男的转变。
于磊是东北人，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的老板，他声称自己的工厂为很多知名健美团队提供药物服务，是“目前国内最大、最正规的工厂，有专业的实验团队，正规的生产资质和生产线”。
他介绍，类固醇分为皮质类固醇（地塞米松）、性激素（如睾酮）以及合成代谢类固醇（群勃龙、康力龙等），健身群体和健美圈使用的是性激素和合成代谢类固醇，他声称，上述两种类固醇均可生产，自己持有生产性激素类固醇合法资质，合成代谢类固醇国家不允许生产、销售。
记者询问是否可以代为生产群勃龙、康力龙等合成代谢类固醇药物时，于磊表示，只要客户有需要，任何品类的类固醇都可以做出来，合作方式可以由工厂代工、一件代发，也可以从工厂购买半成品，自行加工成品，“如果资金到位，可以提供药物的合成路径。”
当新京报记者进一步希望于磊能出示相关资质证明时，于磊则表示，自己有的是兽药生产资质，而非类固醇的生产销售资质。然而，记者根据于磊提供的公司名称进行查询，未查到其公司的任何工商注册信息。
于磊宣称，人用类固醇和兽用药本质上无区别，唯一需要区分开的是剂量。他用牛作比方，“一头400斤的牛，吃1克群勃龙没有任何问题，我可以直接卖粉剂，客户回去拌在饲料里，但同样的剂量，人吃了一定会死。”他说，一些养殖户会在肉牛育肥阶段使用群勃龙，增加肌肉量，缩短肉牛出栏时间。
农业农村部发布的《食品动物禁用的兽药及其他化合物清单》显示，我国早已禁止在动物食品中使用类固醇药物（包括性激素及合成代谢类固醇）。而人长期大量非医疗用途使用类固醇药物可能导致下丘脑、垂体、睾丸轴功能紊乱，引起性腺功能减退，过量服用可能导致死亡。
和于磊做相同生意的张某，则没那么幸运。
2020年，因为争抢类固醇市场，张某被同行举报了。
根据他提供的一审判决书显示，公诉机关指控其2017年11月至2020年3月，在未取得营业执照和药品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购进价值457800元疑似假药康力龙、宝丹酮的材料、半成品、包装材料等，再进行配制、包装、分装，然后通过网络对外销售，收取货款共计1120000元。其中张某于2018年4月至2020年3月，多次销售“克伦特罗”“康力龙”“群勃龙”，共计收取货款253000元。
最终，张某犯销售假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
张某今年42岁，高中文凭，他的类固醇生意最早可以溯源到2016年。一次去国外参加医药展会时，他了解到美国生产的某品牌类固醇，结合彼时国内正在兴起的健身浪潮，他看准了这个商机，做起海外代购，每隔三个月，往返中国和美国，通过“人肉”的方式将药带回国。
他提到，由于中国海关对进出口物品的严格监管，从海外代购药品的难度增大，国外品牌类固醇药物价格又普遍偏高，能赚取的差价有限。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张某一边寻找原材料，一边在网络上研究制作类固醇药物所需要的化学成分和方法，希望能自己生产、垄断市场。
他开始自制药物。在广州找了一个小型医药厂合作，同时进行网络推广，药品则从生产厂家直接寄到下一环的药贩子处，他许诺给他下线的药贩子销售额30%作为回扣，以达到他们帮忙推荐健美爱好者购买药物的目的。
张某告诉新京报记者，一支长效群勃龙注射剂成本30元，市场上卖700元，卖出一支，就赚670元，销售利润率为95.7%。他曾租下一间仓库，有二三十平方米，除去租金、人工成本，一般一个月能收入6万元左右，多的时候，一个月能赚10万多元。
出租屋里的“小作坊”
没有可参照的正规产品，市场上大部分非法流通的类固醇，大多产自出租屋里的私人作坊，然后通过快递的方式发往全国各地。
张某告诉新京报记者，几年前，国内的类固醇市场相对稳定，市面上常见的品牌不多，几家大品牌均为医药厂家代工，有相对比较高的生产标准。2022年监管部门“大清剿”后，市场重新洗牌，随着医药代工厂被重罚，原有大品牌的消失,类固醇市场出现了巨大空缺。
2022年3月，公安部牵头对“昆仑2022”专项行动作出全面部署，打击食药环犯罪，多地联合侦破跨省制售网络，摧毁了一批犯罪窝点，斩断了一批犯罪链条。
商贩们抓住了这个市场空缺。
在没有机械化生产的条件下，一些“手艺人”出世，他们从生物医药公司购入原材料，在家中加工成品，在非无菌装配的环境中，药品浓度和卫生条件都无法保证，甚至一人制作出了七八种品牌包装。
“一个品牌做烂了，迅速换另一个包装，反正市场缺口足够大，不愁卖不出去。”张某觉得这种人更“黑心”。
于磊则表示，很多类固醇的生产者，不具备制药工程方面的相关知识，他们靠自学研究配比，没有专业、正规的制药器械，生产流程不规范，对辅料更没有把控，“他们在洗手池旁边用自来水消毒瓶身，没有严格的称重和消毒，不戴手套就通过针管灌注药物，用厨房燃气灶加热烧杯。”他说，手快一点的作坊，一天能做200瓶群勃龙注射液，药贩子们只追求极致的低成本。
以上说法，得到了官方的验证。
据澎湃新闻报道，2021年5月中旬，泰州市民李先生报警称，儿子经常在家自行注射药物，怀疑其在吸毒，民警上门查看情况后，很快锁定了犯罪团伙。
2022年1月，泰州警方分赴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牡丹江市，在当地警方协助下，成功在一间30平方米左右的出租屋内抓获祝某、关某等5名犯罪嫌疑人，捣毁生产、仓储窝点4处，现场扣押违禁类固醇注射剂500余瓶、成品药片1万余片、工具数十件以及包装材料若干。
在官方发布的缉查视频录像中可以看到，现场一片混乱。甚至警方到达时，这家隐身于居民楼之内的“加工厂”还在忙碌地“生产”。
原材料来源之谜
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流通于地下黑市的类固醇原材料，大多来自无证生物科技公司。
新京报记者在网站搜索引擎中输入关键词“群勃龙原材料”及“康力龙原材料”，出现了多家原材料供应商。每克标价为10-30元不等，商家在产品介绍页面上标注着“兽药原料，不可用于注射，仅用于科研”。记者以买家名义联系了三家类固醇供应商，在记者表示并非科研用途，而是用于生产后，三家供应商均表示可以供货。
其中一位供应商表示，其公司出售的性激素类固醇（睾酮）来自合法的持证工厂，部分合成代谢类固醇所需的原材料则依靠海外流入，然后在实验室内进行炔基化、甲基化修饰。“质量可以放心，我们出的货肯定纯。”他向记者保证。
事实上，性激素类固醇与合成代谢类固醇在化学结构上高度相似，其分子骨架均基于环戊烷多氢菲，由17个碳原子构成四环体系。但合成代谢类固醇是对天然性激素的甾体母核进行特定化学修饰，改变其功能特性，使其在促进肌肉生长等方面具有更强的合成代谢作用。
根据国家药监局《2023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中国有超20家企业持有糖皮质激素原料药生产资质；有5家企业持有医用性激素（如睾酮）原料药生产资质；而合成代谢类固醇（如群勃龙等）因医用价值低、滥用风险高，其原料药在我国全面禁止生产销售，无持证企业登记。
而上述原材料供应商所在生物科技公司并不在其中。
2月13日，新京报记者联系到了一位持证企业的工作人员，询问性激素类固醇及合成代谢类固醇所涉原材料是否可能流出，该工作人员表示，几乎不可能。他说，原料药仓储需24小时监控录像，存取操作必须有两名授权人员在场，视频数据保存10年，并与药监局实时对接。此外，接触原料药的员工还需定期通过心理测试评估。
技术方面，每批次原料药包装都有“中国药品电子监管码”，扫码可查流向。药监局也会对合法生产原料药添加“化学示踪剂”，产品经质谱检测可溯源至泄露环节。
张某告诉新京报记者，地下工厂常使用化工级雄烯二酮，一种甾体母核衍生物作为前体，通过非法加氢、卤化等反应制作合成代谢类固醇。
于磊则表示，相比于各种类固醇成品，其原材料受管控程度弱，运输也相对容易，因此被广泛交易。而大多数地下实验室和地下工厂，都能获得制作合成代谢类固醇所需要的原材料和助溶剂，经过加热溶解，过滤，消毒除异物后，简单包装，流入市场。
他说，在“黑市”上交易的类固醇原料粉末，质量差别巨大。大多数地下生产制造商并不正规，在制作过程中，使用的过滤手段不足以去除许多类型的污染物，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有些提供原材料的小厂家，用的是复方药店灌药的那种小型灌装设备。”
监管的现实困难
“需求在，市场就在。”张某觉得，要打掉所有地下工厂，不是一朝一夕的。但随着各层面监管体系的不断完善，从根源上杜绝原材料流入，厂家、药贩子的数量会越来越少。
近年来，多部门持续展开了对类固醇生产、流通的全链条打击。
据知情人士透露，目前药监局相关部门已对合法生产企业的原料药植入量子点荧光标记，查获非法类固醇时可通过光谱分析溯源至泄露环节。对工业级甾体前体（如雄烯二酮）实施“白名单”采购制，非制药企业购买需向相关部门备案。
国家邮政局也建立了包裹识别系统，对健身补剂、美容针剂、药品等高风险品类实行100%开箱验视。
海关总署官方网站发布的进出口药品监管政策等相关资料显示，海关正持续对进出口类固醇类产品进行严格监管。对于列入《中国进出口药品目录》的类固醇类产品，需要按照规定办理进出口许可手续。海关会查验相关许可证件、货物的真实性、质量等情况，防止非法类固醇产品的进出口。
同时，司法部门也做出了积极举措。
《2024年兴奋剂目录公告》显示，明确将合成代谢类固醇列入S1蛋白同化制剂类别，禁止运动员在赛内、赛外使用。
2019年11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走私、非法经营、非法使用兴奋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走私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的定罪量刑标准。同时规定，非法经营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涉案物质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限制买卖的物品的，可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但监管也存在现实困难。
张某提到，因为法律有滞后性，地下实验室会不断通过改变、修改类固醇侧链等手法修饰分子结构逃避监管。他解释，每隔一段时间，地下工厂可能将常见于口服型合成代谢类固醇的17α-甲基，替换为乙基或丙基，改变母核的取代模式，从而与受管控的药品区分。
近年来，选择性雄激素受体调节剂（SARM s）因结构与类固醇不同，曾一度未被明确管制。地下厂家将其宣传为“安全替代品”，但实际仍具有类似合成代谢作用。中国在2021年将部分SARM s纳入《兴奋剂目录》，但此前已存在多年的监管空白期。
河北驰舟律师事务所主任侯士朝表示，我国现行对“非运动员自用类固醇”缺乏直接约束，导致监管灰色地带。他解释，合成代谢类固醇虽然被纳入了兴奋剂管控目录，但绝大多数关于兴奋剂的法律法规是针对体育竞赛和体育相关从业者的。
根据侯士朝以往的司法经验，判定兴奋剂的性质和危害需要专业机构鉴定，而生产、销售假药罪的证据标准相对明确，更易操作，因此，司法实践中，生产、销售假药罪已被广泛用于处理兴奋剂案件，形成了一定的判例基础。
他还提到，网络销售监管难度较大。在网络销售环节中，一些平台都有提示售假的提醒信息，也会对未获国家批准的境外药品采取强制下架措施，但很多卖家在明知违法情况下采用更改药品名的方式再次上架销售。微信朋友圈也有关键字审核等机制，但涉案人员通过图片介绍产品规避风险，打击效果不明显。
而从根源上杜绝类固醇滥用，需要消灭“需求”。在社交平台上，一些专业健美选手、网红博主也在通过视频科普节目、问答等方式承担起一部分公共教育工作。
张某被逮捕后的几年里，类固醇地下市场曾拔地而起，又逐渐走向覆灭。直到现在，还会有药贩子找到他，求购类固醇药品，而张某只说自己“不干这行了”。
他经常在手机上看到有地下药商被抓，也时常在睡不着时后悔，“这些坏东西打到别人身上，其实先扎的，是自己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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