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故国曾楚文化惊艳华夏

发布时间: 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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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凤凰故国——青铜时代曾楚艺术展

展期：2024年9月14日至12月16日

地点：国家博物馆

如果说黄河文明以中原文化为代表，那么，长江文明中，吴越文化、楚文化和巴蜀文化应为代表，其中，又尤以楚文化为最高成就者。

“凤凰故国——青铜时代曾楚艺术展”集长期以来荆楚地区的考古文物精粹，带领观众探索和认识周代曾、楚两国的历史文化、艺术创造与精神信仰，增进和改变了人们对曾、楚两个南方古国历史文化的最初认知。

曾国之谜

立国之初，楚的疆域不足百里，但其锐意进取、包容夷夏，春秋时期问鼎中原，号为霸主。战国时期楚的国力达到鼎盛，位列七雄，在公元前223年被秦灭国前，是南方最大的诸侯国。然而讲述楚国的历史，必须要提到同一地区的曾国。

从古代地图上看，今湖北省境内的随枣走廊地处西周的南边，分封有若干个诸侯国。考古发掘中揭示的曾国，即是汉东诸国中的大者。

1978年，随州曾侯乙墓的发现举世震惊。此后的40多年中，曾国考古不断取得新进展，证明曾国是西周早期周王室分封至江汉地区的重要诸侯国，是可与齐、晋、鲁等大国并列于《史记》中的“世家”。

考古人员分别于2002年和2014年在位于湖北省枣阳市的郭家庙发掘出曾国墓葬和附近的城址，证明这里是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曾国的重要政治中心。郭家庙墓地高等级墓葬及车马坑中出土的大量文物证实，此时的曾国是国力强盛、文化发达的大国，与汉水、淮河流域诸侯国来往密切。曾国战略位置关键，负有为中央王朝打通东南地区以保证铜料供应的重要使命。

然而，曾国与随国的关系困扰了学术界许久。随国也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重要姬姓古国，但长期以来，其中心区只见曾国铜器而不见随国铜器。自2011年起，随州市东城区文峰塔东周墓地开始进一步发掘，2012-2013年出土的随国铜器对此后的曾、随关系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

曾国即随国

2009年，考古人员根据一件曾侯與甬钟上的长篇铭文，与文献互证，揭开了“曾随之谜”。钟铭记载曾侯與的祖先为周人始祖后稷，故而曾国与周王室同为姬姓。研究者又发现，按文献记载，随国也为姬姓。因此，曾、随两国的族姓相同。钟铭记载在吴楚战争中，曾国为楚国的盟国，协助楚王复国。而文献中记载，随国作为楚国的盟国，在此次战争中庇护了楚昭王。两国史实相同，结合叶家山、郭家庙等考古发现，曾国与随国在存续时间、地理位置上重合，这些线索越来越显现，曾国即随国。

更为明确的证据出现在2013年入藏湖北省博物馆的“随仲芈加鼎”中。研究人员发现其器内、盖内铸有相同的铭文：“唯王正月初吉丁亥，楚王媵随仲芈加食繁，其眉寿无期，子孙永宝用之。”其中“随”为夫家国名，“芈”是父家楚国族姓，“仲”是排行，“加”为其名，说明这件青铜器是楚王为嫁入随国的芈姓女子制作的嫁妆，也是罕见的“随”字铭文铜器。但由于这件文物来自2012年的一次民间征集，并非科学考古发掘出土，因此对铭文中的“随”和“曾”是否为同一国家，学界仍存有争议。

答案在2019年随州枣树林墓地的发掘中揭晓。考古人员发现190号墓即芈加墓。出土铜器铭文证明芈加为曾侯宝夫人，是曾（随）一国两名的有力证据。再结合叶家山墓出土南公铜簋、曾侯與甬钟铭文等出土文献，困扰学界40年的“曾随之谜”彻底画上了句号。

曾国的始祖南宫适（音扩），是周人祖先“稷”的后代，因为协助周文王、周武王伐殷有功，被分封到江汉地区，任务是镇抚淮夷。淮夷是聚居在江淮地区的部族集团。为控制南方的资源，西周王朝与淮夷发生过多次激烈的战争。

曾国立国七百余年，经历了作为周王室的南方屏障与枢纽到与楚国结为盟友的转变过程。其在礼乐制度上，有着深厚的文明积淀，是先秦时期长江中游地区文化发展和融合的又一见证。

小而顽强的噩国

有趣的是，周王室分封今湖北地区的若干个诸侯国中，还有一个鄂国，金文作“噩国”。据文献记载，姞姓的噩在商代是地处山西乡宁一带的方国，噩侯与姬昌、九侯并列三公。随州羊子山西周早期墓葬的发现说明此时噩国已迁封到随州，其东二十公里即是曾国叶家山贵族墓地。与方圆不过二百公里的“大国”曾国相比，噩当然是一蕞尔小国。

然而，正是这个小国制作了震惊文博界的青铜重器。2007年在湖北随州羊子山发生了犯罪分子盗掘未遂事件，考古人员在随后的抢救性发掘中发现了一座西周早期的墓葬，埋没了3000多年的噩国历史赫然展现在人们面前。墓中出土的一类“神面纹”青铜器在其他地区从未见过。其主体部分是一张高浮雕的面孔，无论是双眼、眉毛，还是鼻部，都近似人的五官写实。

别小看曾国旁边的这个小小噩国，它的历史更为悠久。在《战国策·赵策三》和《史记·殷本纪》中都有记载，商纣王杀了“三公”之一的鄂侯。而随州羊子山西周早期鄂侯墓的发现证明鄂国并没有被灭国，周初时仍在。不仅如此，这个小国还给这一地区留下了一个永久的名字“鄂”。今天湖北省的简称，既不是楚，也不是荆，更不是曾，而是鄂，这正是小小噩国生命力延伸的象征。

曾楚同盟

周朝建立后，周王室依据血缘亲疏和功劳大小进行了分封。其中，血缘结构是周王进行政治权力分配的核心思路，王室宗族血缘纽带成为选择地方代理人的主要依据，而异姓宗族在政治权力分配体系中的位置，则由其宗族始祖与文王、武王之间的亲疏关系决定，并通过与姬姓宗族的累世通婚维持。

传世和出土文献显示，楚人的祖先有老童、祝融、季连、鬻熊等。据楚人自己的神话，楚得名于鬻熊之妻妣湛难产死后以楚（荆条）捆扎下葬。商末，楚人季连之后鬻熊投周，辅佐周文王成就大业。这一族势力虽参与了灭商，但非姬姓，周成王分封鬻熊后代熊绎于荆山，称“楚子”，楚立国，封地面积不过百里。尽管如此，楚仍成为周王室经营江汉地区的重要力量。

春秋中晚期，周王室衰微，曾国与此时国力上升的楚国结盟。公元前506年，吴国军队攻破了楚郢都。在这次战争中，曾国和楚国共同抵御了吴国，并协助楚昭王复国。

楚国复兴之路

《左传》中有对这段历史的记载：“定公四年，王奔随。”楚昭王十年（公元前506年），正值晋楚争霸的后期，南边的吴王阖闾联合蔡、唐两国军队攻伐楚国，吴师大败楚军，并乘胜攻占楚郢都，楚昭王亡命于云梦、郧等地，最后逃奔至随国。吴国要求随国交出楚王。随人表示，随虽然弱小，但与楚国世代结为盟国，不能叛楚，因此拒不从命，庇护了楚昭王。

后来，楚大臣申包胥到秦国乞师求救，起初未得到回应，于是他在秦城墙外哭了七天七夜，终于感动了秦哀公，是为史上有名的“哭秦庭”。秦出兵大败吴师，迫使吴王阖闾撤兵，楚昭王得以返郢复国。

秦助楚击退吴国后，昭王任命令尹子西，“改纪其政，以定楚国”。公元前489年，楚惠王即位后继续任用令尹子西，招贤纳谏，重振楚国。惠王后期，灭陈、蔡、杞等国，疆域扩展到东海、淮海、泗水一带。

昭惠中兴，国力超过了庄王时期，也开启了百家争鸣的空间。昭王二十七年（公元前489年），孔子到楚，老子的道家思想也产生于这一时期。楚地出土大量儒家文献也证明了这一点。

战国时期，“天下莫强于秦、楚”，一段时期内，形成了秦、楚争天下的态势。但因楚国变法未能彻底，丧失了统一中国的机遇，但它统一南方，整合了各地文化，为秦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凤鸟的国度

春秋战国时期，长年烽火连天，楚国历经了一个由弱小到强盛的过程。楚文化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独有的风格与特色。

屈原在《离骚》中有“凤凰翼其承旗兮，高翱翔之翼翼”。从大量的考古发现来看，楚人尚凤，他们认为人的生命是一个环形的演进方式，凤鸟遇火而合、永存不死的气概，符合楚人对于生命的看法。他们不仅将凤鸟作为图腾崇拜物，也赋予了凤鸟涅槃的精神。在楚人制作的各种器物中，出现了丰富多样的凤鸟造型与装饰。

《吕氏春秋·古乐》中有“听凤凰之鸣，以别十二律”。石磬是中国古代打击乐器之一，通过对大小和厚度的调整来控制音调。1970年江陵纪南城遗址出土的战国彩绘凤纹石磬，以凤鸟为主题纹饰，其余部位用羽纹衬托。同时出土发现的共有25具彩绘石磬，大多保存完整，音质优美，出土后仍能演奏乐曲。

展厅中一件战国时期的青铜立鸟盆中立一凤鸟，腹部有4个衔环铺首，器身饰蟠螭纹、勾连云纹，凤鸟饰羽纹、翅膀饰云纹。青铜盆、盘均为重要的祭祀水器，器内常饰有动物纹样，立凤鸟者少见。

鄂西是中国漆树的原产地之一。战国时期的曾国、楚国漆器种类繁多，应用广泛，礼器、兵器、用器、葬具，几乎无所不包。以造型奇幻、制作精巧、纹样华丽、色彩鲜艳，在先秦工艺美术史上独树一帜。

展厅中有一件战国时期的彩绘兽鸟纹漆矢箙面板。矢箙为箭囊。扁盒形的面板中部透雕一只凤鸟，鸟头向下。中间凤鸟的左右有凤、豹各一只，豹作回首状，凤作站立状，边框上部浮雕两条小蛇。

周人“比德于玉”，并赋予玉礼器的功能，在服饰、祭祀、葬仪中都有体现。楚人好玉，楚玉承袭了中原风格，但不乏新意。战国中晚期的龙凤纹玉饰上，上部刻两只对喙凤鸟，下部为一条双身共首龙。

荆州博物馆的重要藏品战国龙凤虎纹绣罗单衣袖，为灰白色罗绣地，绣线可见红棕、黄绿、土黄、橘红、黑、灰色，其中心纹样为龙、凤、虎。纹样中的一侧是一只顶冠凤鸟，作跳跃状，双翅张开，脚踏小龙；另一侧是一只满身布红黑长纹的斑斓猛虎，张牙舞爪朝前方奔逐大龙。这件“罗”衣袖质地稀疏、薄如蝉翼、工艺复杂。纹样中凤处在主体位置，用翼压制龙和虎，体现出楚文化中对凤鸟的崇拜。

从这些文物可见，楚人对凤鸟的设计，大都经过了再创造，体现了从自然物体的本身属性上升到楚人自身意念的过程。巧夺天工的手法展现出楚人在南方这一片山林泽国中生存时对于周围事物的观察与描述，无不散发出楚人奔放不羁的浪漫气质，无不透露出与中原迥异的思维方式，是中华传统文化艺术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最引人注目的青铜鹿角立鹤挺立于展厅中。这件1978年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的文物，由鹤身、鹤腿、鹿角、底板榫接组成，鹤的头、颈与鹿角均错金装饰，背脊与双翅周边镶嵌绿松石（已佚），吻部右侧有“曾侯乙作持用终”七字铭文。中国古代视鹤为神鸟，奉鹿为瑞兽。此件文物为鹿、鹤合体，或与当时人们的信仰有关。

建鼓是一种以柱贯载的打击乐器,是中国古代乐舞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青铜鹿角立鹤同年同地出土的曾侯乙建鼓铜座，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建鼓实物。该青铜鼓座的铸造采用了分铸、铸接和焊接相结合的方法，由8对大龙和数十条纠结穿绕的小龙构成，龙身镶嵌绿松石，造型繁复精美。

2002年出土于湖北枣阳市九连墩2号墓的虎座鸟架鼓（也称虎座凤架鼓），虽然展出的是复制品，但观众仍惊叹于精美的造型与装饰。这件大型乐器由两只昂首卷尾、四肢屈伏、背向踞坐的卧虎为底座，虎背上各立有一只长腿昂首、引吭高歌的凤鸟。背向而立的凤鸟中间，一面大鼓，悬挂在凤冠之上，两只小兽，后足蹬在凤鸟背脊，前足托住鼓腔。器身通体髹黑漆，运用红、黄色彩绘。

张正明在《楚文化史》中写道：“一个民族是否能够独辟蹊径，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尽情如意地发挥文化独创性。这种文化独创性发挥的程度，大致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民族自豪感增强的幅度相适应。”3000年前的楚人，在长期的社会生产实践当中，对于需要解决的生存问题、对于自身及周边事物的观察、对于伦理道德观念的形成、对于社会体制的推进，都渗透在曾、楚文化艺术的发展之中。

八百年波澜壮阔的荆楚历史，折射在奇谲瑰丽的文物上，印证了荆楚大地盛衰荣枯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