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代人来说，未来已是日常：学生谈理想，上班族写工作计划，财务审批预算，管理者做战略分析……在今天，不善设计未来者会被视为浑浑噩噩、缺乏理性。
然而，未来只是“模糊的镜子”：一方面，人们预测的未来，都是根据“过去的规律”推导而成，但“过去的规律”在“未来”可能失效；另一方面，人有主动性，可依据“预测结果”进行规避，致其失准。
以人类的有限理性，尚不具备解决超复杂问题的能力，预测的对与错，只能交给概率。所谓“预言家”，往往模糊了关键因素，而不说清“2年后实现”还是“20年后实现”，意义不大。但我们依然喜欢预测未来，因为它提供了当下的行动指针和动力，且饱含着各方“对当下的理解”和“对将来的期待”，这些都是智慧的结晶。
未来不能让技术说了算
“未来就是现在，我们已经生活在未来之中。”在《未来漫游指南》中，作者们的结论振聋发聩。
我们今天的生活，即老一代未来主义者们预言的未来，有的很准确，有的错得离谱。看他们留下的科幻小说、科幻电影，即知该如何想象未来。事实是，人类仍无法时空穿梭，没有挥舞光剑，上班不乘坐飞行汽车，未使用机器人管家……可今天常见的智能手机、家用计算机、数码相机等，前人却几乎没预测到。
显然，前人们落入“未来主义谬论”中——高估短期进步，而低估长期进步。他们放飞想象的时代，新机器纷纷登场，他们以为这是大趋势，可有的技术会突然停滞几十年，反而是被忽略的那些技术，成了真正的“未来技术”。“发明大王”爱迪生曾说：“留声机没有任何商业价值。”肯·奥尔森（个人电脑奠基者）说：“任何人都不会在家中放一台计算机。”如今看来，皆成笑话。
本书列出整整十条“未来主义谬论”，意在为“未来技术”祛魅：它不等于最“领先”，也非最完美，人类选它，是因“个人和集体作出的古怪决定”——技术发展并不客观，而是与人、文化与社会的选择息息相关，它们会“以不可预测的方式塑造着未来”。
本书带读者做了一次“未来技术”遨游，既言长处，亦及短处：
脑机接口可能被黑客利用，把人变成赛博奴隶；
量子计算超群，但差错率惊人，且须在－253℃极低温下运行；
人工智能目前只及弱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如发展，可能掌控人类；
虚拟现实技术或将文明困在虚拟世界中，人类至今未找到外星文明，可能它们已遇此麻烦；
核聚变发电成本可能是核裂变的四倍；
纳米工厂高效，但纳米机器人能在50分钟内，重组地表所有物质，彻底灭绝人类……
诚如书中所说：“最重要的变量并非技术本身，而是人。我们的政治、道德、司法和专业机构或许会对未来有更多的发言权，而不仅仅是技术进步。技术不会将我们从自己的牢笼中拯救出来。我们可以利用技术创造或毁灭、解放或奴役、启迪或控制。这些选择将主宰我们的未来。”
明天如何，应让人说了算，而非技术说了算。
未来还会有文化吗？
随着信息技术发展，文化会不会死于未来？很多人觉得这是杞人忧天，网上的御宅族们不正在推进御宅文化吗？变的只是形式，而非内核。日本学者东浩纪却在《动物化的后现代》中发出盛世危言。
表面看，御宅文化传承有序，许多中年人也乐此不疲，围绕一批经典动漫，形成了独特的表达方式、认知习惯和沟通规则，虽肤浅，却无大碍。
东浩纪却发现，御宅族并不是“拒绝长大”这么简单，而是正变成另一种人——只保留人性的躯壳，内心已动物化。所谓御宅文化，是彻头彻尾的反文化——彼此抄袭，鄙夷原创，只要能唤醒粉丝们的记忆，即可风行，成了“萌要素”的汇编，而“萌要素”不过是各种俗套，如不治之症、前世宿命、无法交到朋友的孤单女孩，或猫耳朵、铃铛、大大的手脚、女仆装等。
为什么大家追捧拟作，而非创作？因为创作是用小故事讲述大叙事，即人与“上帝”的关系、生命的意义、何为自我等，而在消费主义冲击下，人人都是讲述者，大叙事渐渐崩溃，听众从叙事中获得共情的能力日渐凋零。
没有大叙事这个他者，自我便失去了镜子，我是谁、我该如何度过今生等“根本之问”，也就无法被解答，造成心灵空虚，只能用戏仿、拟作、拟像来填充——御宅族们将记忆的碎片拼接起来，假装它就是自己。“意义”缺位，御宅族只能维持残骸化的社交，内心孤独永难泯灭，成了失去激情的“活死人”。
本书虽聚焦于当代日本文化的困境，却因对后现代“文化”的深入揭示，具有了普遍性。当有一种未来是人文精神死亡、人类变成动物时，我们该何去何从？我们只能被动接受它吗？文化真的会从此死去吗……种种疑问，引人深思。
再过20年，人类将永生？
《奇点临近》的读者知道，雷·库兹韦尔曾预言人类将在2049年永生，因技术在加速发展，只要将“我”传入电脑，就能永生。
反对者则认为：技术不可能一直加速发展；将意识传到电脑中，将出现两个“我”，这怎么可能；“永生说”近乎奇迹；新技术会带来各种问题，现代人未必比前人幸福。
没想到，库兹韦尔会在十多年后再写一本《奇点更近》，因人工智能的突飞猛进，印证了他的“技术加速发展论”，使他对“永生论”也更执著。
在新书中，库兹韦尔认为两个“我”不奇怪：人类左脑、右脑分别运行，专家曾误以为左脑负责语言，其实右脑也负责语言，但我们不觉得有两个“我”。其实，神经元都在并行运转，相当于1000多亿个“我”，但我只意识到一个。换言之，“我”很可能只是一种约定，一种妥协。
把意识上传到电脑，“我”仍是一个，它能与存入电脑中的“他”交流，能像人工智能一样处理海量数据——“我”也许意识不到超能力从何而来，以为是与生俱来。
这是奇迹吗？雷·库兹韦尔可不这么看。如果说奇迹，生命才是最大的奇迹：宇宙大爆炸后一秒，密度参数偏差1/1013就不可能形成生命；在10的1023次方个宇宙中，只有一个有足够低的熵，能形成生命，用天文学家休·罗斯的话说，这就像“一场龙卷风刮过一个废品堆，结果完美组装出一架波音747”。“出现生命”这样超低概率事件都能发生，人类为何不能永生？
《奇点更近》的魅力，在于“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这使它更像意识形态，而非科学。这也提醒我们，觉得生活黯淡无光，很可能源于建构未来能力的欠缺，不梦想未来，就会丧失意义感。事实是，进化并没有停止，人类还在前行，我们可以从生物，变成半人半机械的赛博人，成为更强的“我”。
像库兹韦尔那样相信未来——“永生”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在生命中看到向上的光，并与它同行，这大概就是阅读《奇点更近》的意义。
未来的工作是什么
“自动化率超过70%，即濒危职业，随时可能被人工智能替代……”类似声音已为人们熟知，但到目前为止，尚无普遍认可的解决方案。德国学者理查德·大卫·普莱希特的《众生无束：劳动社会的未来》的解药是：无条件基本收入，即不需任何条件与资格，政府给每个公民发一笔基本收入。
作者认为，现代劳动并非自古就有，而是工业化产物。在古希腊，教师、医生、律师等长期声名不佳，因他们“用不光彩的报酬玷污了光荣的工作”。中世纪后期，欧洲城市人口过剩，靠行会分配工作机会，人们普遍轻视辛苦劳动的人。
近代工厂诞生后，劳动才被说成是“美德”。马克思指出，人本可在农耕、牧民、诗人等职业中自由选择，但近代工厂把他固定在一个工种上，长期重复劳动，剥夺了他多方面的发展空间。现代工厂则与消费主义结合，用高工资、高消费绑定劳动者。
然而，随着科技进步，工人已无需长时间工作便能制造出足够多的商品，满足人们需要。经济学大师凯恩斯曾说，将来工人每天工作三小时已足够。可100多年过去了，劳动时间不降反增。不是社会真的需要更多商品，而是企业主设置了许多“狗屁工作”，超40%的白领自觉没创造价值，这些职位拉低了整体效率。企业主这么做，因为当员工相信多工作能多赚钱时，他才能利益最大化。他宁可安排员工去做大量的无效劳动，也不愿让员工每天只劳动三小时。
事实证明，不改变传统生产关系，就算科技提升，整体效率也难提升。可人工智能将大大提升效率，导致近50%的劳动者下岗，可能引发严重社会问题。减少劳动时间，让人人有工作，已成当务之急，可企业主没动力做，能拖就拖。
普莱希特认为，只有打破“多劳多得”的传统观念，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普莱希特的想法虽好，仍应坚持“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毕竟，图纸作业可放开思路，具体操作则应谨慎。
无论如何，本书可帮助读者拓展对未来职业的认识，早思考、多思考总会受益。
对现代人来说，未来已是日常：学生谈理想，上班族写工作计划，财务审批预算，管理者做战略分析……在今天，不善设计未来者会被视为浑浑噩噩、缺乏理性。
然而，未来只是“模糊的镜子”：一方面，人们预测的未来，都是根据“过去的规律”推导而成，但“过去的规律”在“未来”可能失效；另一方面，人有主动性，可依据“预测结果”进行规避，致其失准。
以人类的有限理性，尚不具备解决超复杂问题的能力，预测的对与错，只能交给概率。所谓“预言家”，往往模糊了关键因素，而不说清“2年后实现”还是“20年后实现”，意义不大。但我们依然喜欢预测未来，因为它提供了当下的行动指针和动力，且饱含着各方“对当下的理解”和“对将来的期待”，这些都是智慧的结晶。
未来不能让技术说了算
“未来就是现在，我们已经生活在未来之中。”在《未来漫游指南》中，作者们的结论振聋发聩。
我们今天的生活，即老一代未来主义者们预言的未来，有的很准确，有的错得离谱。看他们留下的科幻小说、科幻电影，即知该如何想象未来。事实是，人类仍无法时空穿梭，没有挥舞光剑，上班不乘坐飞行汽车，未使用机器人管家……可今天常见的智能手机、家用计算机、数码相机等，前人却几乎没预测到。
显然，前人们落入“未来主义谬论”中——高估短期进步，而低估长期进步。他们放飞想象的时代，新机器纷纷登场，他们以为这是大趋势，可有的技术会突然停滞几十年，反而是被忽略的那些技术，成了真正的“未来技术”。“发明大王”爱迪生曾说：“留声机没有任何商业价值。”肯·奥尔森（个人电脑奠基者）说：“任何人都不会在家中放一台计算机。”如今看来，皆成笑话。
本书列出整整十条“未来主义谬论”，意在为“未来技术”祛魅：它不等于最“领先”，也非最完美，人类选它，是因“个人和集体作出的古怪决定”——技术发展并不客观，而是与人、文化与社会的选择息息相关，它们会“以不可预测的方式塑造着未来”。
本书带读者做了一次“未来技术”遨游，既言长处，亦及短处：
脑机接口可能被黑客利用，把人变成赛博奴隶；
量子计算超群，但差错率惊人，且须在－253℃极低温下运行；
人工智能目前只及弱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如发展，可能掌控人类；
虚拟现实技术或将文明困在虚拟世界中，人类至今未找到外星文明，可能它们已遇此麻烦；
核聚变发电成本可能是核裂变的四倍；
纳米工厂高效，但纳米机器人能在50分钟内，重组地表所有物质，彻底灭绝人类……
诚如书中所说：“最重要的变量并非技术本身，而是人。我们的政治、道德、司法和专业机构或许会对未来有更多的发言权，而不仅仅是技术进步。技术不会将我们从自己的牢笼中拯救出来。我们可以利用技术创造或毁灭、解放或奴役、启迪或控制。这些选择将主宰我们的未来。”
明天如何，应让人说了算，而非技术说了算。
未来还会有文化吗？
随着信息技术发展，文化会不会死于未来？很多人觉得这是杞人忧天，网上的御宅族们不正在推进御宅文化吗？变的只是形式，而非内核。日本学者东浩纪却在《动物化的后现代》中发出盛世危言。
表面看，御宅文化传承有序，许多中年人也乐此不疲，围绕一批经典动漫，形成了独特的表达方式、认知习惯和沟通规则，虽肤浅，却无大碍。
东浩纪却发现，御宅族并不是“拒绝长大”这么简单，而是正变成另一种人——只保留人性的躯壳，内心已动物化。所谓御宅文化，是彻头彻尾的反文化——彼此抄袭，鄙夷原创，只要能唤醒粉丝们的记忆，即可风行，成了“萌要素”的汇编，而“萌要素”不过是各种俗套，如不治之症、前世宿命、无法交到朋友的孤单女孩，或猫耳朵、铃铛、大大的手脚、女仆装等。
为什么大家追捧拟作，而非创作？因为创作是用小故事讲述大叙事，即人与“上帝”的关系、生命的意义、何为自我等，而在消费主义冲击下，人人都是讲述者，大叙事渐渐崩溃，听众从叙事中获得共情的能力日渐凋零。
没有大叙事这个他者，自我便失去了镜子，我是谁、我该如何度过今生等“根本之问”，也就无法被解答，造成心灵空虚，只能用戏仿、拟作、拟像来填充——御宅族们将记忆的碎片拼接起来，假装它就是自己。“意义”缺位，御宅族只能维持残骸化的社交，内心孤独永难泯灭，成了失去激情的“活死人”。
本书虽聚焦于当代日本文化的困境，却因对后现代“文化”的深入揭示，具有了普遍性。当有一种未来是人文精神死亡、人类变成动物时，我们该何去何从？我们只能被动接受它吗？文化真的会从此死去吗……种种疑问，引人深思。
再过20年，人类将永生？
《奇点临近》的读者知道，雷·库兹韦尔曾预言人类将在2049年永生，因技术在加速发展，只要将“我”传入电脑，就能永生。
反对者则认为：技术不可能一直加速发展；将意识传到电脑中，将出现两个“我”，这怎么可能；“永生说”近乎奇迹；新技术会带来各种问题，现代人未必比前人幸福。
没想到，库兹韦尔会在十多年后再写一本《奇点更近》，因人工智能的突飞猛进，印证了他的“技术加速发展论”，使他对“永生论”也更执著。
在新书中，库兹韦尔认为两个“我”不奇怪：人类左脑、右脑分别运行，专家曾误以为左脑负责语言，其实右脑也负责语言，但我们不觉得有两个“我”。其实，神经元都在并行运转，相当于1000多亿个“我”，但我只意识到一个。换言之，“我”很可能只是一种约定，一种妥协。
把意识上传到电脑，“我”仍是一个，它能与存入电脑中的“他”交流，能像人工智能一样处理海量数据——“我”也许意识不到超能力从何而来，以为是与生俱来。
这是奇迹吗？雷·库兹韦尔可不这么看。如果说奇迹，生命才是最大的奇迹：宇宙大爆炸后一秒，密度参数偏差1/1013就不可能形成生命；在10的1023次方个宇宙中，只有一个有足够低的熵，能形成生命，用天文学家休·罗斯的话说，这就像“一场龙卷风刮过一个废品堆，结果完美组装出一架波音747”。“出现生命”这样超低概率事件都能发生，人类为何不能永生？
《奇点更近》的魅力，在于“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这使它更像意识形态，而非科学。这也提醒我们，觉得生活黯淡无光，很可能源于建构未来能力的欠缺，不梦想未来，就会丧失意义感。事实是，进化并没有停止，人类还在前行，我们可以从生物，变成半人半机械的赛博人，成为更强的“我”。
像库兹韦尔那样相信未来——“永生”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在生命中看到向上的光，并与它同行，这大概就是阅读《奇点更近》的意义。
未来的工作是什么
“自动化率超过70%，即濒危职业，随时可能被人工智能替代……”类似声音已为人们熟知，但到目前为止，尚无普遍认可的解决方案。德国学者理查德·大卫·普莱希特的《众生无束：劳动社会的未来》的解药是：无条件基本收入，即不需任何条件与资格，政府给每个公民发一笔基本收入。
作者认为，现代劳动并非自古就有，而是工业化产物。在古希腊，教师、医生、律师等长期声名不佳，因他们“用不光彩的报酬玷污了光荣的工作”。中世纪后期，欧洲城市人口过剩，靠行会分配工作机会，人们普遍轻视辛苦劳动的人。
近代工厂诞生后，劳动才被说成是“美德”。马克思指出，人本可在农耕、牧民、诗人等职业中自由选择，但近代工厂把他固定在一个工种上，长期重复劳动，剥夺了他多方面的发展空间。现代工厂则与消费主义结合，用高工资、高消费绑定劳动者。
然而，随着科技进步，工人已无需长时间工作便能制造出足够多的商品，满足人们需要。经济学大师凯恩斯曾说，将来工人每天工作三小时已足够。可100多年过去了，劳动时间不降反增。不是社会真的需要更多商品，而是企业主设置了许多“狗屁工作”，超40%的白领自觉没创造价值，这些职位拉低了整体效率。企业主这么做，因为当员工相信多工作能多赚钱时，他才能利益最大化。他宁可安排员工去做大量的无效劳动，也不愿让员工每天只劳动三小时。
事实证明，不改变传统生产关系，就算科技提升，整体效率也难提升。可人工智能将大大提升效率，导致近50%的劳动者下岗，可能引发严重社会问题。减少劳动时间，让人人有工作，已成当务之急，可企业主没动力做，能拖就拖。
普莱希特认为，只有打破“多劳多得”的传统观念，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普莱希特的想法虽好，仍应坚持“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毕竟，图纸作业可放开思路，具体操作则应谨慎。
无论如何，本书可帮助读者拓展对未来职业的认识，早思考、多思考总会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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