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家滩的玉器，有别于良渚文化，异于红山文化，彰显出强烈的自身个性，其呈现的文化进程，领先于同期的其他文化。回溯到其所处年代，当谓中国只此一家，世界别无分店……凌家滩的玉器，昭示出中华文明的多样性、复杂性和一体性，是中华五千年文明不可多得的宝贵实证。”这是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对凌家滩文化的评价。
凌家滩遗址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铜闸镇凌家滩村，1985年被发现后，已考古发掘13次，出土文物3000多件，其中玉器便有1200多件，凌家滩遗址的发现，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最重大事件之一”。在这里，发现了我国目前已知最早的玉敛葬饰、八卦图形玉板、陶质建材等，将中华文明史上推至5800至5300年前，被称作良渚文化的“叔父辈”。
凌家滩文化的主人是谁？或认为是“有巢氏”，或认为是大禹，尚无定论。它为何突然衰落？凌家滩有城墙吗？还有没发现的墓葬吗？会不会有更多精美文物出土……凡此种种，有待考古学家们的继续努力。为纪念凌家滩遗址发现40周年，故宫博物院举办了“文明先锋——凌家滩文化玉器展”，至明年3月16日结束，凌家滩有代表性的出土玉器均来到北京。1990年，北京曾办过类似展览，当时部分玉器尚未出土，且知道的人不多。能一眼看到5000年前，可谓奇缘，爱好者不应错过这次。
本文主要依据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撰写的《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文物出版社，2006年），予以介绍。
真找到了“元龟”实物
1985年，安徽凌家滩村有老人去世，安葬在村北岗地，那里已有十几座现代坟，意外挖出许多陶器、石器、玉器，村民万传仓报告给乡文化站站长李余和，李立刻赶到村里，收缴部分文物，并向上级部门汇报。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马上派人到凌家滩实地调查。当地老乡说：“在葬坟的岗地上，犁田犁出过石器、玉器，有许多都被小孩玩丢了。”从收缴的文物看，石器磨制精美，调查人员“用石钺作切割猪肉的实验，感觉石钺刃口非常锋利”。
1987年6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批了3000元经费，试掘凌家滩遗址，张敬国带队。在村民帮助下，考古队掘出玉人，工艺令人惊叹；还发现一枚玉龟，龟背甲与龟腹甲之间夹着一块玉版，上刻原始的八卦图，直到今天，它仍被视为凌家滩玉器中内涵最深的文物。古代纬书有“元龟衔符”“元龟负书出”等记载，历来被视为荒诞不经，没想到真找到了实物。
试掘也有遗憾，张敬国说：“我是第一次遇到透闪石（鸡骨白）玉器，一不小心玉器就碰碎了。有的透闪石玉器很软，剥离泥土时玉和土一块剥落，当时真不敢下手，也无法清理。”只好一起挖出来包好，回去再清洗，可放水中泡一会儿，玉竟然消失了，全成粉状糊。
从没见过这种玉，“没有经验，清理时玉器破损的较多”。试掘完成后，考古队在当地办了3天小型成果展。3天后，县文化局的局长找到张敬国，表示可以收兵了，乡里招待费紧张，每天来几十人吃饭，压力大。
第二天，考古队便带着文物，离开了凌家滩村。
考古工作推进困难
1987年11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张敬国带考古队再次来到凌家滩，又出土大量玉器和石器，取得两大发现：
首先，刷新了对古代工艺史的认知。部分出土玉器上的微孔直径仅0.15毫米，甚至比头发还细（0.04毫米至0.4毫米之间），没有金属工具的古代凌家滩人是如何做到的？
其次，刷新了对古代兵器史的认知。大量玉钺出土，说明在石兵与铜兵之间，出现过一个玉兵时代。学者潘守永指出，新西兰的毛利人和中美洲的印第安人都有发达的玉文化，但都没有玉制兵器，因为古代中国有独特的“礼”文化，周代以后“礼崩乐坏”，玉兵渐退出。
考古工作向前推进时，当地新任文化局局长找到张敬国，要看发掘执照。幸好张敬国随身携带了，局长看后，仍要求停工，张敬国回绝：“我必须完成这次任务。”
第二天下午，民工皆停工，说“上面不让我们干，说谁干就处分谁，我们不敢干”。乡长和书记向张敬国致歉，“请我理解他们，他们也是不得已”，张敬国问为什么，“他们说不知道，就是不准上工地干活”。
考古队员只好自己干，晚上就睡在现场，直到1998年才知道，露宿的地方竟是凌家滩古祭坛。
离开凌家滩后，张敬国才知道，上次考古队离开凌家滩才十多分钟，“一辆大客车迎面开来，车上坐满了人”，是来看成果展的，“空跑了一趟，非常不高兴”。
张敬国想不到，这个意外“使凌家滩遗址考古发掘工作整整中断了十年的时间”。
当地村民拒绝盗掘
凌家滩遗址发现后，“许多文物贩子、盗墓贼便盯上了凌家滩”。
1991年夏，浙江来的一男一女趁夜盗掘，被村民抓住，“但夜里看护人不注意又让他们跑了”。经常有走街串户的文物贩子到凌家滩收文物，高价诱使当地村民盗掘，村民们不为所动。
张敬国说：“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地上许多重要的遗址和墓地被盗掘，而凌家滩遗址始终保护得较完好，这与当地政府和村民保护文物的意识有极大的关系。”
在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等前辈的不断呼吁下，1998年上半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准备再次派出考古队。初次接触，镇党委书记态度很好，可谈到最后，“冒出一句希望我们支持他30万元经费，听到这句话我心里想完了，狮子大开口”。全部项目经费才18万元，张敬国问：“你要30万元干什么用？”镇书记表示他们自己也想挖掘，缺经费；考古队进驻，四面八方的人会来现场看，镇政府保护了遗址，应得到保管费。
张敬国表示：“我们是一个研究所，不是政府机关，如果是政府机关，可以对你们卓有成效的工作给以奖励，但我们事业单位怎么能给政府钱呢？这不是把关系搞反了吗？”同时拿出《文物法》，说明除专业机构，任何单位进行考古发掘都是违法行为。
张敬国同意，考古工作完成，如有余钱，可以拿出一点支持镇文化站建设。
没想到，到了村里，又提出“民工工资每天45元，不同意其他一切都免谈”，当时县长的工资都没这么高。
再次进入凌家滩遗址
无可奈何，张敬国只能找熟人——最早发现凌家滩遗址的李余和和帮过考古队的老乡长。可一见面，“我感到他们怕见我，握下手问候几句就走，实在是莫名其妙”。后来才知道，镇政府要求所有认识张敬国的人都不许和他接触，办任何事都必须经镇政府同意，其他任何人不能出面，否则作为违反纪律处罚。
“急得我们团团转的时候，有一个老乡向我们支了一招”，说村书记白酒一斤半喝不倒，远近闻名。
张敬国和同事们下了决心：轮番上。考古队仅4人，村里来了8人，其中1人不喝酒，大家喝掉8瓶白酒，村书记最后说：“张教授你真是海量。”张敬国已摇摇欲坠，但村书记刚出门，就倒在稻草堆里睡着了，一直睡到第二天。
第二天中午，张敬国再请，村书记说：“张教授，你是文化人，能有这样的好酒量，佩服你，我不管上面怎么说，你说吧，工钱多少一天？”张敬国提出15元一天，高于当地标准，村书记当场同意。张敬国说：“我突然感到书记其实是一个好人。”
上世纪90年代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因此会存在这样一些不规范现象。
再次进入凌家滩遗址，考古队发现了祭坛遗迹，出土了玉鹰、玉龙、玉人等500余件珍贵文物，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全国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凌家滩被世界熟知，这些工作本该在10年前完成。
在《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一书中，张敬国感叹道：“人的一生有几个十年？”
中华文明的童年时代
凌家滩文化的主人是谁？
学者李修松认为是大禹，证据是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龙，它呈环状，有角，古称虬，而虬、句龙是大禹的别名。童书业等先生曾论证，大禹父亲名鲧，即共工的缓读，大禹就是共工的儿子。共工是龙，大禹是虬。甲骨文中的禹字，恰如一只有角的龙。
学者王文清认为是有巢氏，凌家滩文化的地望、年代与“有巢氏”相当。《庄子》称：“古者，禽兽多而人民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凌家滩人“挖槽填烧土，木骨撑泥墙”，已经“有巢”。在遗址中，发现大面积红陶拼成的地面，可能是神庙。据学者李乃胜等研究，红陶块是黏土烧至950℃而成，“内层的荷载极限、吸水率接近于现代砖和汉砖，业已超过明砖样品”。
上古记录少且模糊，不必硬求会通。但肉眼可见，凌家滩文化是中华文明的童年时代。
学者杨效雷指出，凌家滩文化与《周易》相通，或为其源。凌家滩祭坛分三层，即周易“三才之道”；祭坛略倾向东南，即周易“与时偕行”，早晨从祭坛望东南，正见太阳升起。凌家滩墓葬有中轴线，越靠近它，墓主的地位越高，体现了周易的“尚中”思想；凌家滩玉版上原始八卦图，内外皆圆形，小圆不规整，以凌家滩人高超的琢玉技术，应很容易把它画圆，刻意不如此，可能是仿日落时呈椭圆形的太阳，即周易的“尊阳抑阴”……
凌家滩文化上承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等，下启良渚文化，兼有淮夷文化，早早便呈现出多元一体的特点。
主食靠“打野”肉食靠养殖
有学者认为，凌家滩人已掌握稻作技术，但据学者孙青丽等的《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出土刻槽盆的淀粉粒分析》一文，当时人们的主食是薏米、小麦族某植物、未定禾本科植物三种。另有栎属植物、豇豆、莲藕、山药等，皆野生，未驯化。
凌家滩人的食谱中，栎属植物占8.2%，薏米占23.2%，小麦族植物占16.5%。薏米产量低，收获时需先脱粒，再晾干，再去除空壳，再碾去坚硬的外壳，再晒干后才能储存，非常麻烦。凌家滩人后期试图增加小麦族、栎属、豇豆属等替代薏米。但栎属味苦，反复煮后才能食用。
主食靠“打野”，肉食多来自养殖。据学者吕鹏等的《由动物遗存探讨凌家滩文化的史前生业》，凌家滩遗址及附近的韦岗遗址（双方仅距2公里）中，都曾养狗、养猪，狗的尺寸相当于现代中型犬，目的应是食用。凌家滩遗址中的猪骨多幼龄，宜食，也有达7.5岁的，或用来祭祀。
凌家滩人也吃少量淡水鱼和野生鹿，但家养动物占肉食的80%至90%。
凌家滩文化盛期，恰逢中全新世温暖湿润期，太湖三面环绕，便交通、渔猎和种植。“狩猎—采集”的生产方式较脆弱，一旦环境改变，只能举族迁移。良渚文化是不是凌家滩文化后代？尚有争议。
凌家滩人生存不易，可凌家滩玉器工艺精湛，据学者张敬国、杨竹英研究，有些玉器“即使现在用电动砂轮打磨，没有相当高的技术也是难以办到的”。
凌家滩文化为何早慧？华夏文明亦早慧，二者之间的联系是什么？恐怕只有亲临“文明先锋——凌家滩文化玉器展”，才能有所感悟。
“凌家滩的玉器，有别于良渚文化，异于红山文化，彰显出强烈的自身个性，其呈现的文化进程，领先于同期的其他文化。回溯到其所处年代，当谓中国只此一家，世界别无分店……凌家滩的玉器，昭示出中华文明的多样性、复杂性和一体性，是中华五千年文明不可多得的宝贵实证。”这是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对凌家滩文化的评价。
凌家滩遗址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铜闸镇凌家滩村，1985年被发现后，已考古发掘13次，出土文物3000多件，其中玉器便有1200多件，凌家滩遗址的发现，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最重大事件之一”。在这里，发现了我国目前已知最早的玉敛葬饰、八卦图形玉板、陶质建材等，将中华文明史上推至5800至5300年前，被称作良渚文化的“叔父辈”。
凌家滩文化的主人是谁？或认为是“有巢氏”，或认为是大禹，尚无定论。它为何突然衰落？凌家滩有城墙吗？还有没发现的墓葬吗？会不会有更多精美文物出土……凡此种种，有待考古学家们的继续努力。为纪念凌家滩遗址发现40周年，故宫博物院举办了“文明先锋——凌家滩文化玉器展”，至明年3月16日结束，凌家滩有代表性的出土玉器均来到北京。1990年，北京曾办过类似展览，当时部分玉器尚未出土，且知道的人不多。能一眼看到5000年前，可谓奇缘，爱好者不应错过这次。
本文主要依据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撰写的《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文物出版社，2006年），予以介绍。
真找到了“元龟”实物
1985年，安徽凌家滩村有老人去世，安葬在村北岗地，那里已有十几座现代坟，意外挖出许多陶器、石器、玉器，村民万传仓报告给乡文化站站长李余和，李立刻赶到村里，收缴部分文物，并向上级部门汇报。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马上派人到凌家滩实地调查。当地老乡说：“在葬坟的岗地上，犁田犁出过石器、玉器，有许多都被小孩玩丢了。”从收缴的文物看，石器磨制精美，调查人员“用石钺作切割猪肉的实验，感觉石钺刃口非常锋利”。
1987年6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批了3000元经费，试掘凌家滩遗址，张敬国带队。在村民帮助下，考古队掘出玉人，工艺令人惊叹；还发现一枚玉龟，龟背甲与龟腹甲之间夹着一块玉版，上刻原始的八卦图，直到今天，它仍被视为凌家滩玉器中内涵最深的文物。古代纬书有“元龟衔符”“元龟负书出”等记载，历来被视为荒诞不经，没想到真找到了实物。
试掘也有遗憾，张敬国说：“我是第一次遇到透闪石（鸡骨白）玉器，一不小心玉器就碰碎了。有的透闪石玉器很软，剥离泥土时玉和土一块剥落，当时真不敢下手，也无法清理。”只好一起挖出来包好，回去再清洗，可放水中泡一会儿，玉竟然消失了，全成粉状糊。
从没见过这种玉，“没有经验，清理时玉器破损的较多”。试掘完成后，考古队在当地办了3天小型成果展。3天后，县文化局的局长找到张敬国，表示可以收兵了，乡里招待费紧张，每天来几十人吃饭，压力大。
第二天，考古队便带着文物，离开了凌家滩村。
考古工作推进困难
1987年11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张敬国带考古队再次来到凌家滩，又出土大量玉器和石器，取得两大发现：
首先，刷新了对古代工艺史的认知。部分出土玉器上的微孔直径仅0.15毫米，甚至比头发还细（0.04毫米至0.4毫米之间），没有金属工具的古代凌家滩人是如何做到的？
其次，刷新了对古代兵器史的认知。大量玉钺出土，说明在石兵与铜兵之间，出现过一个玉兵时代。学者潘守永指出，新西兰的毛利人和中美洲的印第安人都有发达的玉文化，但都没有玉制兵器，因为古代中国有独特的“礼”文化，周代以后“礼崩乐坏”，玉兵渐退出。
考古工作向前推进时，当地新任文化局局长找到张敬国，要看发掘执照。幸好张敬国随身携带了，局长看后，仍要求停工，张敬国回绝：“我必须完成这次任务。”
第二天下午，民工皆停工，说“上面不让我们干，说谁干就处分谁，我们不敢干”。乡长和书记向张敬国致歉，“请我理解他们，他们也是不得已”，张敬国问为什么，“他们说不知道，就是不准上工地干活”。
考古队员只好自己干，晚上就睡在现场，直到1998年才知道，露宿的地方竟是凌家滩古祭坛。
离开凌家滩后，张敬国才知道，上次考古队离开凌家滩才十多分钟，“一辆大客车迎面开来，车上坐满了人”，是来看成果展的，“空跑了一趟，非常不高兴”。
张敬国想不到，这个意外“使凌家滩遗址考古发掘工作整整中断了十年的时间”。
当地村民拒绝盗掘
凌家滩遗址发现后，“许多文物贩子、盗墓贼便盯上了凌家滩”。
1991年夏，浙江来的一男一女趁夜盗掘，被村民抓住，“但夜里看护人不注意又让他们跑了”。经常有走街串户的文物贩子到凌家滩收文物，高价诱使当地村民盗掘，村民们不为所动。
张敬国说：“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地上许多重要的遗址和墓地被盗掘，而凌家滩遗址始终保护得较完好，这与当地政府和村民保护文物的意识有极大的关系。”
在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等前辈的不断呼吁下，1998年上半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准备再次派出考古队。初次接触，镇党委书记态度很好，可谈到最后，“冒出一句希望我们支持他30万元经费，听到这句话我心里想完了，狮子大开口”。全部项目经费才18万元，张敬国问：“你要30万元干什么用？”镇书记表示他们自己也想挖掘，缺经费；考古队进驻，四面八方的人会来现场看，镇政府保护了遗址，应得到保管费。
张敬国表示：“我们是一个研究所，不是政府机关，如果是政府机关，可以对你们卓有成效的工作给以奖励，但我们事业单位怎么能给政府钱呢？这不是把关系搞反了吗？”同时拿出《文物法》，说明除专业机构，任何单位进行考古发掘都是违法行为。
张敬国同意，考古工作完成，如有余钱，可以拿出一点支持镇文化站建设。
没想到，到了村里，又提出“民工工资每天45元，不同意其他一切都免谈”，当时县长的工资都没这么高。
再次进入凌家滩遗址
无可奈何，张敬国只能找熟人——最早发现凌家滩遗址的李余和和帮过考古队的老乡长。可一见面，“我感到他们怕见我，握下手问候几句就走，实在是莫名其妙”。后来才知道，镇政府要求所有认识张敬国的人都不许和他接触，办任何事都必须经镇政府同意，其他任何人不能出面，否则作为违反纪律处罚。
“急得我们团团转的时候，有一个老乡向我们支了一招”，说村书记白酒一斤半喝不倒，远近闻名。
张敬国和同事们下了决心：轮番上。考古队仅4人，村里来了8人，其中1人不喝酒，大家喝掉8瓶白酒，村书记最后说：“张教授你真是海量。”张敬国已摇摇欲坠，但村书记刚出门，就倒在稻草堆里睡着了，一直睡到第二天。
第二天中午，张敬国再请，村书记说：“张教授，你是文化人，能有这样的好酒量，佩服你，我不管上面怎么说，你说吧，工钱多少一天？”张敬国提出15元一天，高于当地标准，村书记当场同意。张敬国说：“我突然感到书记其实是一个好人。”
上世纪90年代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因此会存在这样一些不规范现象。
再次进入凌家滩遗址，考古队发现了祭坛遗迹，出土了玉鹰、玉龙、玉人等500余件珍贵文物，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全国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凌家滩被世界熟知，这些工作本该在10年前完成。
在《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一书中，张敬国感叹道：“人的一生有几个十年？”
中华文明的童年时代
凌家滩文化的主人是谁？
学者李修松认为是大禹，证据是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龙，它呈环状，有角，古称虬，而虬、句龙是大禹的别名。童书业等先生曾论证，大禹父亲名鲧，即共工的缓读，大禹就是共工的儿子。共工是龙，大禹是虬。甲骨文中的禹字，恰如一只有角的龙。
学者王文清认为是有巢氏，凌家滩文化的地望、年代与“有巢氏”相当。《庄子》称：“古者，禽兽多而人民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凌家滩人“挖槽填烧土，木骨撑泥墙”，已经“有巢”。在遗址中，发现大面积红陶拼成的地面，可能是神庙。据学者李乃胜等研究，红陶块是黏土烧至950℃而成，“内层的荷载极限、吸水率接近于现代砖和汉砖，业已超过明砖样品”。
上古记录少且模糊，不必硬求会通。但肉眼可见，凌家滩文化是中华文明的童年时代。
学者杨效雷指出，凌家滩文化与《周易》相通，或为其源。凌家滩祭坛分三层，即周易“三才之道”；祭坛略倾向东南，即周易“与时偕行”，早晨从祭坛望东南，正见太阳升起。凌家滩墓葬有中轴线，越靠近它，墓主的地位越高，体现了周易的“尚中”思想；凌家滩玉版上原始八卦图，内外皆圆形，小圆不规整，以凌家滩人高超的琢玉技术，应很容易把它画圆，刻意不如此，可能是仿日落时呈椭圆形的太阳，即周易的“尊阳抑阴”……
凌家滩文化上承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等，下启良渚文化，兼有淮夷文化，早早便呈现出多元一体的特点。
主食靠“打野”肉食靠养殖
有学者认为，凌家滩人已掌握稻作技术，但据学者孙青丽等的《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出土刻槽盆的淀粉粒分析》一文，当时人们的主食是薏米、小麦族某植物、未定禾本科植物三种。另有栎属植物、豇豆、莲藕、山药等，皆野生，未驯化。
凌家滩人的食谱中，栎属植物占8.2%，薏米占23.2%，小麦族植物占16.5%。薏米产量低，收获时需先脱粒，再晾干，再去除空壳，再碾去坚硬的外壳，再晒干后才能储存，非常麻烦。凌家滩人后期试图增加小麦族、栎属、豇豆属等替代薏米。但栎属味苦，反复煮后才能食用。
主食靠“打野”，肉食多来自养殖。据学者吕鹏等的《由动物遗存探讨凌家滩文化的史前生业》，凌家滩遗址及附近的韦岗遗址（双方仅距2公里）中，都曾养狗、养猪，狗的尺寸相当于现代中型犬，目的应是食用。凌家滩遗址中的猪骨多幼龄，宜食，也有达7.5岁的，或用来祭祀。
凌家滩人也吃少量淡水鱼和野生鹿，但家养动物占肉食的80%至90%。
凌家滩文化盛期，恰逢中全新世温暖湿润期，太湖三面环绕，便交通、渔猎和种植。“狩猎—采集”的生产方式较脆弱，一旦环境改变，只能举族迁移。良渚文化是不是凌家滩文化后代？尚有争议。
凌家滩人生存不易，可凌家滩玉器工艺精湛，据学者张敬国、杨竹英研究，有些玉器“即使现在用电动砂轮打磨，没有相当高的技术也是难以办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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