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向风尘试壮游，天涯浪迹一孤舟。新闻总入狐鬼史，斗酒难消块垒愁。”
康熙十年（1671年），31岁的蒲松龄在诗中这样写道，表明他已开始创作《聊斋志异》，至1707年最终修订完成。
《聊斋志异》“初亦藏于家，无力梓行（印刷发行）”，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出版时，蒲松龄已去世五十年。它以手抄本、评书、子弟书（八旗子弟创造的一种说唱艺术）、戏剧等形式流传。据不完全统计，清末时，已有50多种“聊斋评书”，18部“聊斋子弟书”，37出“聊斋京剧”，60多出“聊斋川剧”……道光时陆以湉在《冷庐杂识》中惊叹：“流播海内，几乎家有其书。”
鲁迅先生赞《聊斋志异》“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
近年来，网上出现了一种奇谈，称“蒲松龄是犹太人”，其先祖是宋朝时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今河南开封的犹太商人，鼎盛时超5000人，后因战乱，一支迁至淄川（今属山东省淄博市）定居。
蒲松龄的族属确有争议，学界有四说，即：蒙古族说、女真族说、回族说和汉族说。源于“蒲”姓罕见，且蒲松龄的两位先祖蒲鲁浑、蒲居仁不似汉名，目前以“汉族说”证据最充分，被多数学者认同。“犹太说”则是基于四说编造出来的，毫无根据。
正值蒲松龄去世310周年，有必要梳理这位伟大作家的人生，并辟除流言。本文主要依据《蒲松龄评传》（袁世硕、徐仲伟著）、《幽冥人生：蒲松龄和〈聊斋志异〉》（马瑞芳著）写成。
十一岁才开始读书
崇祯十三年（1640年）四月，蒲松龄生于淄川县城东七里的蒲家庄，是家中的第三个儿子。
淄川古名般阳。鬼谷子曾在附近山中讲学，张仪、苏秦追随，苏秦葬于此，与庞涓墓毗邻，这里还留下了汉代大儒郑玄、宋代名臣范仲淹等的足迹。
蒲家世代耕读，只出了一个进士，即蒲松龄曾祖的弟弟蒲生汶，官不过知县。蒲松龄的父亲蒲槃连秀才都没考上，因“苦贫”，转去经商。蒲松龄称他“权子母（放高利贷）之余，不忘经史”，40多岁仍无子女（有一子早夭），后却连生三子一女。
蒲槃晚年家道中落。据袁世硕、徐仲伟钩沉，一是接济穷邻居多，“值岁凶，里贫者按日给之食”；一是明末农民起义波及淄川，蒲槃与弟弟蒲柷（读如触）“擘画守村，条理井井”，清顺治四年（1647年），谢迁乱军攻占淄川城，蒲家庄独存，蒲柷力战而死，他的儿子蒲兆兴赴青州求援，被清兵错当奸细杀死。
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记：出生前，父亲蒲槃梦一病和尚入内室，右乳贴铜钱大膏药。蒲松龄降生，右乳有铜钱大黑痣。蒲松龄自称“瞿昙（指僧人）转世”，幼多病，长大后“门庭之凄寂，则冷淡如僧”。学者王昕认为，当时人们亦视“瞿昙转世”为积善得福与科举成功。
蒲松龄5岁时明亡，战乱致“扛尸涤血而居，往往白昼见鬼，夜则床下磷飞，墙角鬼哭”。清末民初学者易宗夔（康有为的关门弟子）说：“（蒲松龄）目击清初乱离时事，思欲假借狐鬼，纂成一书，以书孤愤而稔熟者。”
体弱多病，蒲松龄11岁才被允许读书。
四种说法各有道理
蒲松龄时的家谱，从元朝蒲璋记起。蒲家在元宁宗时遭“夷族之祸”，仅六七岁的蒲忠活下来，躲在外祖家，改姓杨。元亡后，改回蒲姓。从蒲璋到蒲松龄，已十一世。
蒲松龄在《家谱序》中提到两位更早的先祖——蒲鲁浑和蒲居仁，称他们“并为元总管”。均不像汉名，引起学者们的推测。
回族说。日本学者桑原骘藏最早提出，蒲居仁或是蒲寿庚之孙。蒲寿庚本是侨居占城（今属越南）的阿拉伯商人，后被南宋、元重用，掌控海洋贸易。福建《蒲姓族谱》称：“天下蒲姓皆一脉。”蒲即阿拉伯语Abu（意为父亲）的汉译。在《八闽通志》中，称蒲居仁曾任都转运盐使，此职多由回人担任。其实，早在汉代就有蒲姓，唐宋尤多，非阿拉伯移民专用。据学者李鸣飞钩沉，元代任都转运盐使的，汉人、色目人各占50%。
蒙古族说。蒲松龄称蒲鲁浑、蒲居仁当过总管，元制，路（相当于省）一级的达鲁花赤（首席行政长官）必须是蒙古人。李鸣飞则认为，可能是误记，蒲鲁浑、蒲居仁担任过令史，汉人称令史，色目人称回回令史，蒙古人称达鲁花赤。
女真族说。有学者认为，蒲鲁浑是女真常用名，意为“布囊”，元代四等人中，汉人指北方较早归附人群，女真人当时也称汉人。
汉族说。《家谱序》中自称“般阳（即淄川）土著”，蒲家后代修家谱时，称远祖名“蒲夜”，被舜帝拜为友，明显以汉人自居。
四说并立，一时难分正误。幸2002年在韩国发现两册残本，提供了关键证据。
不必纠结族属问题
学者李鸣飞指出，元顺帝时曾编《至正条格》，相当于官方法典，分《制诏》《条格》《断例》三部分，《制诏》只抄3本，藏于宣文阁、中书省和国史院，《条格》《断例》则印发官员，作为判案参考。
韩国残本保留约三分之一的内容，赫然记“前工部令史蒲居仁”自带生丝，让皇家工场织了一段素锦，相当于揩公家油。此时蒲居仁转任河南行省令史，被判罢官、挨37大板、素锦没收，但不“标附过名”，即不记入档案。30年后，蒲居仁任从四品开州府尹，仕途顺利。显然，蒲居仁是汉人。
至于网上流传的“犹太人说”，化自“回族说”，但开封犹太人改为17汉姓，即金、李、廖、艾、赵、张等，无蒲姓。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在《蒲松龄民族成分的四种说法》中指出：“在历史的进程中，民族成分是可以改变的……不论蒲松龄属于哪个民族，都不决定，也不影响他现在的后裔的民族成分。”蒲松龄和他父亲一样信佛，终生奉行儒家理想，从没提过族属问题。后人纠结于此，实属无事生非。
蒲松龄“天性慧，经史皆过目能了”，19岁科举，在淄川县、济南府、山东学道考试中三取第一，成秀才。此后42年，蒲松龄10次参加乡试，均铩羽。
在《聊斋志异》的《叶生》中，叶生“文章词赋，冠绝当时”却屡试不第，死后仍帮丁公子考进士，“使天下人知半生沦落，非战之罪也”，自认只是运气不好。清代小说家冯镇峦说：“此篇即聊斋（指蒲松龄）自作小传，故言之痛心。”当代学者发现，蒲松龄屡考不中，有其必然性。
似有一段精神恋爱
学者张宏指出，蒲松龄首次科举成功，源于主考官施闰章青睐。蒲松龄的答卷像小说，不符合八股文标准，施闰章惜才，给了高分，却害了蒲松龄。
康熙上台后，科举标准大改，强调：“章辞取于达意，以确切明晰为尚。”
蒲松龄自负其才，觉得后来屡败是运气不佳，晚年才觉察：“其奈，在上者不知所好，遂使艺业者漫无所宗。”可此时他已67岁。
科场遇挫致生活艰难，从20多岁到70岁，蒲松龄几乎年年外出坐馆（当私塾先生），感叹：“教馆本来是下流，傍人门户度春秋。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
30岁时，同乡孙蕙请蒲松龄去当幕宾（孙蕙大8岁，先后在江苏宝应、高邮当县令，早认识蒲松龄，双方私交甚厚），蒲松龄收入大增，但干一年多就辞职了。人们以为蒲松龄受不了当时的官场，学者马瑞芳发现，蒲松龄似对孙蕙的妾顾青霞产生了感情，当幕宾时，蒲松龄给她写了6首诗。在《聊斋志异》中，许多描写与顾青霞相关，马瑞芳称之为“顾青霞现象”。
顾青霞能歌善诗，被孙蕙称为可儿，孙蕙死后，受正妻欺凌，可能被卖到妓院，两年后就去世了，年仅三十二三岁，蒲松龄没给孙蕙写悼亡诗，却给顾青霞写了。
在《聊斋》中，蒲松龄写道：妓女名万福，客人孙得言开玩笑出上联：“妓者出门访情人，来时‘万福’，去时‘万福’。”妓女回下联：“龙王下诏求直谏，鳖也‘得言’，龟也‘得言’。”举座皆笑。
看似笑话，实暗刺姓孙的是鳖和龟。
当了三十年塾师
蒲松龄可能还有一段感情。
据学者田泽长钩沉，蒲松龄曾写骈文《陈淑卿小像题辞》，晦涩难懂，很可能是记录蒲松龄22岁时，战乱中结识十六七岁的陈淑卿，二人同居半年，生一子。因蒲松龄已有正妻，蒲家拒绝接受陈淑卿。9年后，蒲松龄在外地当幕宾，与陈淑卿重逢，因蒲松龄辞职，二人又分开。有学者认为，蒲松龄未与陈淑卿发生情感纠葛，只是帮人代笔，可内容敏感，谁肯花钱找人写？
蒲松龄的正妻刘氏性格温和，或是文盲。蒲松龄常年在外，在《学究自嘲》中写道：“红颜有夫常守寡，书生有妻伴孤灯，黄卷有女美如玉，总然窈窕亦是空。”蒲松龄擅写爱情，应来自生活积累。
康熙十八年（1679年）起，39岁的蒲松龄在毕家当塾师，一当即30年。据学者李昌荣钩沉，毕家给的工资是每年16两，远高于平均水准。坐馆期间，蒲松龄每年有5次定时的长假，回家务农，当时北方经济条件差，山东“诸生名虽列学，入则横经，出则负耒，士亦农也”。
在毕家坐馆期间，为了赚钱，蒲松龄常给人代写悼词、墓志之类，仅编入《聊斋文集》的就有一二百篇。44岁起，作为25年的老秀才，蒲松龄通过了补廪考试，每年清政府发4两银。
蒲松龄给毕家培养了8个孙子，都没能考上举人。结束毕家的教职后，蒲松龄已能在家乡买五十亩地，雇了奴仆和婢女，儿子们也都找到了坐馆的职位，“均输国课，不使租吏登门”。半生贫寒，蒲松龄晚年过上稳定的生活。上世纪60年代，蒲松龄的墓穴遭破坏，竟发现一件宣德炉。
无心插柳柳成荫
蒲松龄自幼瘦弱，40多岁须发皆白，自嘲：“四十衰同七十者，病骨秋来先觉。”学者于天池发现，40岁那年，蒲松龄共写9首诗，4首在写病。奇怪的是，40岁后蒲松龄身体突然转好。
康熙五十年（1711年），71岁的蒲松龄通过岁贡考，成贡生，可悬贡旗、匾额。可半年后，待遇没落实。因原县官丁忧离任，旗、匾的钱应由“良吏解囊”，走得急，没给，接任的县官也不愿给，只好拖着。
最后，新县官掏了旗、匾的钱。蒲松龄写诗称：“白首穷经志愿乖，惭烦大令为悬牌。老翁若复能昌后，应被儿孙易作柴。”表示贡生头衔不值得吹，却又掩不住喜悦。
清政府每年给贡生的10两补贴银一直没到。新县官要按“银七钱三发小钱四千零”的旧例发，即只给7两银子，剩下的给4000铜钱。银贵铜贱，县级政府缺银。双方争执不下，蒲松龄成贡生近2年，仍没收到这笔钱。
蒲松龄74岁时，原配刘氏病逝，两年后春节刚过，弟弟蒲鹤龄去世，还没发丧，蒲松龄当晚便倚窗而卒。
蒲松龄有救民思想，但科举、当官、功业均无成，倒是《聊斋志异》让他声名鹊起。清代便有学者质疑，《聊斋志异》缺乏教育意义，大家为什么喜欢？郭沫若认为：“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
原因可能没那么高大上，一是蒲松龄喜欢鬼故事，即“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二是蒲松龄喜古文，“每与无人处时，私以古文自效”，用《聊斋志异》提高古文写作水平。
无心插柳柳成荫，世上不少大事是这样做成的。
“漫向风尘试壮游，天涯浪迹一孤舟。新闻总入狐鬼史，斗酒难消块垒愁。”
康熙十年（1671年），31岁的蒲松龄在诗中这样写道，表明他已开始创作《聊斋志异》，至1707年最终修订完成。
《聊斋志异》“初亦藏于家，无力梓行（印刷发行）”，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出版时，蒲松龄已去世五十年。它以手抄本、评书、子弟书（八旗子弟创造的一种说唱艺术）、戏剧等形式流传。据不完全统计，清末时，已有50多种“聊斋评书”，18部“聊斋子弟书”，37出“聊斋京剧”，60多出“聊斋川剧”……道光时陆以湉在《冷庐杂识》中惊叹：“流播海内，几乎家有其书。”
鲁迅先生赞《聊斋志异》“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
近年来，网上出现了一种奇谈，称“蒲松龄是犹太人”，其先祖是宋朝时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今河南开封的犹太商人，鼎盛时超5000人，后因战乱，一支迁至淄川（今属山东省淄博市）定居。
蒲松龄的族属确有争议，学界有四说，即：蒙古族说、女真族说、回族说和汉族说。源于“蒲”姓罕见，且蒲松龄的两位先祖蒲鲁浑、蒲居仁不似汉名，目前以“汉族说”证据最充分，被多数学者认同。“犹太说”则是基于四说编造出来的，毫无根据。
正值蒲松龄去世310周年，有必要梳理这位伟大作家的人生，并辟除流言。本文主要依据《蒲松龄评传》（袁世硕、徐仲伟著）、《幽冥人生：蒲松龄和〈聊斋志异〉》（马瑞芳著）写成。
十一岁才开始读书
崇祯十三年（1640年）四月，蒲松龄生于淄川县城东七里的蒲家庄，是家中的第三个儿子。
淄川古名般阳。鬼谷子曾在附近山中讲学，张仪、苏秦追随，苏秦葬于此，与庞涓墓毗邻，这里还留下了汉代大儒郑玄、宋代名臣范仲淹等的足迹。
蒲家世代耕读，只出了一个进士，即蒲松龄曾祖的弟弟蒲生汶，官不过知县。蒲松龄的父亲蒲槃连秀才都没考上，因“苦贫”，转去经商。蒲松龄称他“权子母（放高利贷）之余，不忘经史”，40多岁仍无子女（有一子早夭），后却连生三子一女。
蒲槃晚年家道中落。据袁世硕、徐仲伟钩沉，一是接济穷邻居多，“值岁凶，里贫者按日给之食”；一是明末农民起义波及淄川，蒲槃与弟弟蒲柷（读如触）“擘画守村，条理井井”，清顺治四年（1647年），谢迁乱军攻占淄川城，蒲家庄独存，蒲柷力战而死，他的儿子蒲兆兴赴青州求援，被清兵错当奸细杀死。
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记：出生前，父亲蒲槃梦一病和尚入内室，右乳贴铜钱大膏药。蒲松龄降生，右乳有铜钱大黑痣。蒲松龄自称“瞿昙（指僧人）转世”，幼多病，长大后“门庭之凄寂，则冷淡如僧”。学者王昕认为，当时人们亦视“瞿昙转世”为积善得福与科举成功。
蒲松龄5岁时明亡，战乱致“扛尸涤血而居，往往白昼见鬼，夜则床下磷飞，墙角鬼哭”。清末民初学者易宗夔（康有为的关门弟子）说：“（蒲松龄）目击清初乱离时事，思欲假借狐鬼，纂成一书，以书孤愤而稔熟者。”
体弱多病，蒲松龄11岁才被允许读书。
四种说法各有道理
蒲松龄时的家谱，从元朝蒲璋记起。蒲家在元宁宗时遭“夷族之祸”，仅六七岁的蒲忠活下来，躲在外祖家，改姓杨。元亡后，改回蒲姓。从蒲璋到蒲松龄，已十一世。
蒲松龄在《家谱序》中提到两位更早的先祖——蒲鲁浑和蒲居仁，称他们“并为元总管”。均不像汉名，引起学者们的推测。
回族说。日本学者桑原骘藏最早提出，蒲居仁或是蒲寿庚之孙。蒲寿庚本是侨居占城（今属越南）的阿拉伯商人，后被南宋、元重用，掌控海洋贸易。福建《蒲姓族谱》称：“天下蒲姓皆一脉。”蒲即阿拉伯语Abu（意为父亲）的汉译。在《八闽通志》中，称蒲居仁曾任都转运盐使，此职多由回人担任。其实，早在汉代就有蒲姓，唐宋尤多，非阿拉伯移民专用。据学者李鸣飞钩沉，元代任都转运盐使的，汉人、色目人各占50%。
蒙古族说。蒲松龄称蒲鲁浑、蒲居仁当过总管，元制，路（相当于省）一级的达鲁花赤（首席行政长官）必须是蒙古人。李鸣飞则认为，可能是误记，蒲鲁浑、蒲居仁担任过令史，汉人称令史，色目人称回回令史，蒙古人称达鲁花赤。
女真族说。有学者认为，蒲鲁浑是女真常用名，意为“布囊”，元代四等人中，汉人指北方较早归附人群，女真人当时也称汉人。
汉族说。《家谱序》中自称“般阳（即淄川）土著”，蒲家后代修家谱时，称远祖名“蒲夜”，被舜帝拜为友，明显以汉人自居。
四说并立，一时难分正误。幸2002年在韩国发现两册残本，提供了关键证据。
不必纠结族属问题
学者李鸣飞指出，元顺帝时曾编《至正条格》，相当于官方法典，分《制诏》《条格》《断例》三部分，《制诏》只抄3本，藏于宣文阁、中书省和国史院，《条格》《断例》则印发官员，作为判案参考。
韩国残本保留约三分之一的内容，赫然记“前工部令史蒲居仁”自带生丝，让皇家工场织了一段素锦，相当于揩公家油。此时蒲居仁转任河南行省令史，被判罢官、挨37大板、素锦没收，但不“标附过名”，即不记入档案。30年后，蒲居仁任从四品开州府尹，仕途顺利。显然，蒲居仁是汉人。
至于网上流传的“犹太人说”，化自“回族说”，但开封犹太人改为17汉姓，即金、李、廖、艾、赵、张等，无蒲姓。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在《蒲松龄民族成分的四种说法》中指出：“在历史的进程中，民族成分是可以改变的……不论蒲松龄属于哪个民族，都不决定，也不影响他现在的后裔的民族成分。”蒲松龄和他父亲一样信佛，终生奉行儒家理想，从没提过族属问题。后人纠结于此，实属无事生非。
蒲松龄“天性慧，经史皆过目能了”，19岁科举，在淄川县、济南府、山东学道考试中三取第一，成秀才。此后42年，蒲松龄10次参加乡试，均铩羽。
在《聊斋志异》的《叶生》中，叶生“文章词赋，冠绝当时”却屡试不第，死后仍帮丁公子考进士，“使天下人知半生沦落，非战之罪也”，自认只是运气不好。清代小说家冯镇峦说：“此篇即聊斋（指蒲松龄）自作小传，故言之痛心。”当代学者发现，蒲松龄屡考不中，有其必然性。
似有一段精神恋爱
学者张宏指出，蒲松龄首次科举成功，源于主考官施闰章青睐。蒲松龄的答卷像小说，不符合八股文标准，施闰章惜才，给了高分，却害了蒲松龄。
康熙上台后，科举标准大改，强调：“章辞取于达意，以确切明晰为尚。”
蒲松龄自负其才，觉得后来屡败是运气不佳，晚年才觉察：“其奈，在上者不知所好，遂使艺业者漫无所宗。”可此时他已67岁。
科场遇挫致生活艰难，从20多岁到70岁，蒲松龄几乎年年外出坐馆（当私塾先生），感叹：“教馆本来是下流，傍人门户度春秋。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
30岁时，同乡孙蕙请蒲松龄去当幕宾（孙蕙大8岁，先后在江苏宝应、高邮当县令，早认识蒲松龄，双方私交甚厚），蒲松龄收入大增，但干一年多就辞职了。人们以为蒲松龄受不了当时的官场，学者马瑞芳发现，蒲松龄似对孙蕙的妾顾青霞产生了感情，当幕宾时，蒲松龄给她写了6首诗。在《聊斋志异》中，许多描写与顾青霞相关，马瑞芳称之为“顾青霞现象”。
顾青霞能歌善诗，被孙蕙称为可儿，孙蕙死后，受正妻欺凌，可能被卖到妓院，两年后就去世了，年仅三十二三岁，蒲松龄没给孙蕙写悼亡诗，却给顾青霞写了。
在《聊斋》中，蒲松龄写道：妓女名万福，客人孙得言开玩笑出上联：“妓者出门访情人，来时‘万福’，去时‘万福’。”妓女回下联：“龙王下诏求直谏，鳖也‘得言’，龟也‘得言’。”举座皆笑。
看似笑话，实暗刺姓孙的是鳖和龟。
当了三十年塾师
蒲松龄可能还有一段感情。
据学者田泽长钩沉，蒲松龄曾写骈文《陈淑卿小像题辞》，晦涩难懂，很可能是记录蒲松龄22岁时，战乱中结识十六七岁的陈淑卿，二人同居半年，生一子。因蒲松龄已有正妻，蒲家拒绝接受陈淑卿。9年后，蒲松龄在外地当幕宾，与陈淑卿重逢，因蒲松龄辞职，二人又分开。有学者认为，蒲松龄未与陈淑卿发生情感纠葛，只是帮人代笔，可内容敏感，谁肯花钱找人写？
蒲松龄的正妻刘氏性格温和，或是文盲。蒲松龄常年在外，在《学究自嘲》中写道：“红颜有夫常守寡，书生有妻伴孤灯，黄卷有女美如玉，总然窈窕亦是空。”蒲松龄擅写爱情，应来自生活积累。
康熙十八年（1679年）起，39岁的蒲松龄在毕家当塾师，一当即30年。据学者李昌荣钩沉，毕家给的工资是每年16两，远高于平均水准。坐馆期间，蒲松龄每年有5次定时的长假，回家务农，当时北方经济条件差，山东“诸生名虽列学，入则横经，出则负耒，士亦农也”。
在毕家坐馆期间，为了赚钱，蒲松龄常给人代写悼词、墓志之类，仅编入《聊斋文集》的就有一二百篇。44岁起，作为25年的老秀才，蒲松龄通过了补廪考试，每年清政府发4两银。
蒲松龄给毕家培养了8个孙子，都没能考上举人。结束毕家的教职后，蒲松龄已能在家乡买五十亩地，雇了奴仆和婢女，儿子们也都找到了坐馆的职位，“均输国课，不使租吏登门”。半生贫寒，蒲松龄晚年过上稳定的生活。上世纪60年代，蒲松龄的墓穴遭破坏，竟发现一件宣德炉。
无心插柳柳成荫
蒲松龄自幼瘦弱，40多岁须发皆白，自嘲：“四十衰同七十者，病骨秋来先觉。”学者于天池发现，40岁那年，蒲松龄共写9首诗，4首在写病。奇怪的是，40岁后蒲松龄身体突然转好。
康熙五十年（1711年），71岁的蒲松龄通过岁贡考，成贡生，可悬贡旗、匾额。可半年后，待遇没落实。因原县官丁忧离任，旗、匾的钱应由“良吏解囊”，走得急，没给，接任的县官也不愿给，只好拖着。
最后，新县官掏了旗、匾的钱。蒲松龄写诗称：“白首穷经志愿乖，惭烦大令为悬牌。老翁若复能昌后，应被儿孙易作柴。”表示贡生头衔不值得吹，却又掩不住喜悦。
清政府每年给贡生的10两补贴银一直没到。新县官要按“银七钱三发小钱四千零”的旧例发，即只给7两银子，剩下的给4000铜钱。银贵铜贱，县级政府缺银。双方争执不下，蒲松龄成贡生近2年，仍没收到这笔钱。
蒲松龄74岁时，原配刘氏病逝，两年后春节刚过，弟弟蒲鹤龄去世，还没发丧，蒲松龄当晚便倚窗而卒。
蒲松龄有救民思想，但科举、当官、功业均无成，倒是《聊斋志异》让他声名鹊起。清代便有学者质疑，《聊斋志异》缺乏教育意义，大家为什么喜欢？郭沫若认为：“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
原因可能没那么高大上，一是蒲松龄喜欢鬼故事，即“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二是蒲松龄喜古文，“每与无人处时，私以古文自效”，用《聊斋志异》提高古文写作水平。
无心插柳柳成荫，世上不少大事是这样做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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