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一名做书人，李昕将其视为一种幸运。李昕新作《翻书忆往正思君》的书封上，周有光、钱学森、钱锺书、杨振宁、王世襄、杨绛等名字闪闪发光，而他曾有幸为他们“作嫁衣裳”，并因此成就自己的职业生涯。
在书中李昕以敏锐的观察与深刻的感悟，真实且深情记录了自己出版生涯里所遇到的那些人那些事，让读者看到了文化的群星灿烂。
意味着幸运
读书周刊：总结您40年出版生涯的《一生一事》封面上有这样一句话：作为一个读书人，我一生和自己喜爱的图书结伴，从中不仅汲取了太多的营养，而且获得了太多的乐趣。那么，记录您出版生涯中所遇之人故事的新作《翻书忆往正思君》是否可以这样说：作为一个做书人，我一生和自己喜爱的作者交往，从中不仅汲取了太多的营养，而且获得了太多的乐趣？
李昕：作为一名编辑，和这些名家的交往，的确让我开眼界、长见识。这不仅是因为我给他们编书，从他们的书里可以获得很多知识和思想，更是在与他们交往的过程中不知不觉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举例来说，我跟杨振宁先生接触时，听他谈过各种各样的问题，发现他是一个好奇心特别强的人，喜欢研究各种新事物，愿意了解他所不了解的东西。他的《曙光集》出版后，我请他去郑州做讲座。那是他第一次到郑州，我到机场接他，我们在车上聊天时，我发现他已经把郑州的历史、地理和发展情况都了解得很清楚了，他事先做了功课。他非常关心和了解各学科前沿的发展。在和他的交谈中，我可以获得好多新的信息、新的知识。我记得，是他第一个告诉我，中国有一个叫屠呦呦的人可能获得诺贝尔奖。
和吴敬琏先生外出时，我们聊的大多是经济学方面的问题，我就像小学生一样向他请教，他跟我讲了很多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就像教学生一样，他讲的很多观点都是他个人的思考。他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学理论的研究非常透彻。让我印象特别深的，还有他为人特别谦恭。
读书周刊：周有光、钱学森、钱锺书、杨振宁、王世襄、杨绛……书封上的这些名字闪闪发光，与这些人物的交往，对您的职业生涯与人生意味着什么？
李昕：意味着幸运。我可以接触到这些大学者、大作家，出版他们的作品，当然是很幸运的，很多做编辑的人没有我这种机会。
读书周刊：遇见机会，还得把握住机会。
李昕：当编辑最重要的就是要出精品、出好书、出有影响力的书，我们都希望我们编的书有更多的读者读到并且叫好，希望我们编的书是有生命力的书。
作为一名编辑能够编一本传世之作，是非常有成就感的，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传世之作是经我手编出来提供给读者的，与有荣焉。为此，我要感谢我工作的平台，我这一辈子服务于4家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香港三联、北京三联和商务印书馆都是在国内影响力很大的出版社，在这些出版社工作比较容易联系到那些大学者、大作家。
有风骨的文化人
读书周刊：书中的第一篇《三访周有光老人》就很动人，周有光老人年过百岁，身居陋室，每天读书、写作、上网、思考，那种人生的清澈与睿智，经由您的文字淡淡传递出来。
李昕：我认识周有光先生的时候，他已经106岁。他给我的最深感悟是，人要与时俱进，要活到老学到老。年过百岁，他依然思维敏捷，对社会现实问题保持关注，是一个坚持终身学习、保持独立思考的学者。所以，他常常有自己的独见，比如，他说：“要从世界看中国，不要从中国看世界。”他有好多这类的金句，都是他独立思考的结果。我每次去看望他都会给他带几本书，等我下次去的时候，那几本书他早看完了，还会和我交流他读书的体会。
读书周刊：读到《我对杨绛先生的三次道歉》一文的标题，不由对您表示敬佩——敢于直面自己职业生涯中的那些“错”。不粉饰，要坦陈，应该就是您写下这些交往的基调？
李昕：是这样的。我对杨绛先生是由衷敬佩的，而且，我想补充一点，我写这篇文章也是为了回应当时社会上一些人对杨绛先生的误解。杨绛先生曾因有人未经授权拍卖她和钱锺书、钱瑗的书信手稿而打版权官司，对此有人认为她是不是过分计较了。我希望通过我的这篇文章，为她做一个回应。我们需要设身处地站在杨绛先生的角度来理解她的做法，她是那种无欲无求、与世无争的人，她将自己和钱先生的稿费等财产都捐了，生活非常简朴。就像我“三次道歉”那篇文章中写到的例子一样，她自己什么都不要，别人也不要利用她和钱先生捞名利。
读书周刊：书中写到杨政宁先生“不同意用这张13年前的照片，它显得我太年轻了”，韦君宜忙忙碌碌赶来上班，衣服扣子扣错眼儿自己都不知道……描述人物的个性与特点时，您很注重细节的作用。
李昕：细节的力量会超过很多一般性的叙述，因为细节的表现力是最强的，是最能打动读者的。我们读过很多文学作品，通常许多内容都记不清了，但里面的一些细节会过目不忘。
我写的这些文章应该说归类于纪实文学，我要求自己写的东西都有真凭实据，同时也通过许多细节来刻画人物，体现一种文学性。
读书周刊：您“翻书忆往正思君”的“君”来自不同领域，在和他们交往、书写他们故事的过程中，您感受到的相同与不同分别是什么？
李昕：相同的就是，他们都是有风骨的文化人。王鼎钧说：“做值得写的人，写值得做的人。”这句话对我的写作影响很深。我要写什么样的“值得做的人”？写有风骨的人。那么，风骨是什么东西？我的理解是，风骨的表现是不同的，但离不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书中我写的清一色是这样的人物，他们都有文化情怀，都有社会担当。当然具体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鲁迅先生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书中我写的一些出版人，如高贤均、杨德炎他们没做什么大事，但是他们敢于承担社会责任，埋头苦干，也是了不起的。《永远的微笑》一文写商务印书馆原总经理杨德炎，他深知钱锺书读书笔记的学术价值，尽管知道出这样的书不太可能热销，但在没有获得相关资金支持之前，就跟杨绛先生拍胸脯说，这书我来出。这是一种魄力，也是社会责任的担当。而他的决策和努力，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份珍贵的资料。
特别的观察和思考
读书周刊：有没有哪位名人的故事，是您觉得特别难写或反复斟酌修改的？
李昕：有。这主要是那种已经被别人写得太多的人物，比如韦君宜和王蒙。韦君宜老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是个大神级的出版家，她去世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一本纪念集，许多人写了纪念她的文章，其中有很多文章写得极其精彩。我看过那本纪念集，真的就感觉自己没法下笔了。后来我想到自己和韦君宜有过那么一点接触，虽然不多，但在那点接触中我对她的认识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就是从误解到理解的过程。这是没有人写过的。我对韦君宜从误解到理解的这个过程，写的是我自己关于韦君宜内心观察的变化，我感觉到这是特点。找到了这个特点，我才敢写韦君宜。
王蒙，也是因为写过他的人太多了。我和王蒙的交往很多，我从1985年认识他，到今天已经整整40年了。王蒙是小说家，也是评论家，他最早的文学评论集我是责任编辑。所以，要写王蒙，我可写的东西很多，但是我觉得我写不过别人。后来我想到我和王蒙交往中的几个细节，这几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就把这几个细节串起来写了一篇短文，是这本书里最短的一篇文章，叫作《王蒙先生与我二三事》。我希望我的文章不要重复别人的，要写那些自己有特别的观察和思考的东西。
读书周刊：写下这些观察和思考时，您如何既展现人物的关键特质又融入自己的独有感悟？
李昕：这就需要我写文章不是为了作文而作文，一定要有感而发。所谓有感而发，就是你写一篇文章，总是要有一个触发点，然后从触发点展开去写。人民文学出版社我的老领导陈早春，我早就想写他了，腹稿打了很长时间，但找不着一个点去写。直到他去世3年后的那个春节，我正在北海公园游园，他夫人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我陈早春去世以前一直想写一篇文章，写他是怎么培养包括我在内的青年编辑的。这成了一个触发点，我马上就联想起来，陈早春对我是有知遇之恩的，他对我的栽培和帮助……我思绪万千，马上写成了《倔强而沉静的书生》这篇文章。
不能只当一个二传手
读书周刊：从您对韦君宜、屠岸、陈早春等前辈出版人的叙述中，读者可以看到您职业生涯中的一个个侧影以及前辈对您的影响。
李昕：我记得，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听的第一堂编辑课是韦君宜老师上的，她说当编辑就是默默无闻地工作，不要指望发财，不要指望出名。从一开始，她就让我明白一件事：要把编辑工作当作事业来做，而不仅仅当作一个谋生手段。我这一辈子没有把当官和发财太当一回事，就是受她的影响。
屠岸先生是翻译家、诗人，也是著名的出版家。他曾对我说，做出版不能只当一个二传手，你一定要给这个书加上一点你自己的附加值，你要帮助作者提高这个书的质量，这样你才会有成就感。如果你只是当一个二传手，作者给你什么，你就把什么印出来，你是没有成就感的。
刚刚提到的老领导陈早春，对我更多的是言传身教。作为一名学者型编辑，他在工作中展现出的对学问的重视和深厚的文化修养，对我很有启发，让我认识到扎实的学术基础对于编辑工作的重要性。
读书周刊：书中这些出版界往事所展现出的出版家精神与风范，您认为哪些是当下的新一代出版人应该学习和传承的？
李昕：我想是文化的理想和担当，还有社会责任感。应该承认做出版是要追求经济效益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传播知识和思想，传承文化，促进社会文化的发展。中华书局的创始人陆费逵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都大。”
那些前辈的出版家，从张元济到陆费逵到邹韬奋，他们都是看到图书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力，才投身这个行业的。图书与我们国家的思想文化进步一直有着密切的关联，所以，出版人的责任重大。那么，对新一代的出版人来说，认识到出版人的社会责任，通过自己编辑出版的图书来传播知识和思想，来传承文化，这要成为一个基本的理念。
读书周刊：当年是屠岸先生的一句话，成全了您做一名编辑的心愿，那一刻，您惊喜不已吧？
李昕：那时候，我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新入职的五名大学生中唯一的中共党员，实习期满后，人事处打算安排我从事行政工作，但我想从事编辑工作。当时屠岸先生是人文社的总编辑，我就在单位食堂找到他，表明自己来人文社就是想当一名好编辑，希望社里给我3年为限，如果3年内编辑工作做得不好，愿意接受组织别的安排。他慈眉善目地看着我，安安静静地听我讲完，然后，伸出一个指头跟我说：“一言为定！”就这四个字，决定了我这一辈子的命运。
这里面的核心内容是，尊重了我成为一名编辑的想法，给了我一个施展自己才能的空间。这是屠岸支持我当编辑的决定性意义。
读书周刊：后来，当您成为出版社领导的时候，这样的经历是否影响了您对待年轻编辑的方式？
李昕：我无法说有什么具体的影响，但在我当出版社领导的时候，对于那些有才华、有想法的编辑，我确确实实会尊重他们的个性和想法。不论是在香港还是在北京，我都发现有才华的编辑常常很有个性，有的时候他们在与其他人合作和共事的时候会发生问题。那么，我就很注意这一点，那就是包容他们的个性，给他们能够发挥自己特长的空间，允许他们去尝试、创造、发挥，有的时候甚至会为他们破例。
最重要的是眼光
读书周刊：您曾说：“在面对大众市场时，做编辑最重要的不是学问，不是才华，而是眼光。”这句话怎么理解？
李昕：如果面对专业市场的话，可能做编辑最重要的就是学问。但是，如果面对的是大众市场的话，做编辑最重要的就是眼光了。因为，面对大众市场，编辑需要了解大众读者究竟有什么需求，这是一种时代的需要，一种社会的需要，要依靠编辑的眼光来判断。然后，把好书推荐给读者。因此，编辑一定要真正懂书，这里面需要几个方面的条件，第一需要专业背景知识，第二需要编辑出版的经验，第三需要对市场的了解，第四对书的装帧艺术形式要有一定的认识，这就是我创造的一个词“书感”。
读书周刊：书感，听起来比较感性，似乎不容易定义。
李昕：书感，就是编辑对一本书的内容需要用什么形式来呈现，有一种直觉的判断力。拿到一个作品，怎么去策划、设计，怎么去制作，用什么纸印刷，用什么材料，最后以什么形式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让读者觉得这本书很精彩很漂亮，这就是编辑的书感。实际上，就是将内容与形式相结合时，编辑赋予这个内容什么样的形式，使它让读者满意。
我从北京三联退休后，接受商务印书馆的邀请做特约编审，参与策划了韩启德先生《医学的温度》一书。书稿有55篇文章，可以算是他的一本科学论文集，其中有他的医学论文，有他关于科学问题的报告、论文和访谈。我和责编蔡长虹认真读了书稿后，向韩先生建议只选与医学相关的文章，而且要突出人文性、思想性、话题性和新颖性，把它编成一本“医学是人学”主题下的有关医学人文的论文集，既是一本专业著作，又是一本大众读物。韩先生很支持我们的想法，和我们一起将55篇文章删减到只剩21篇，将一本厚厚的论文集改成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书出版后，获得了医学界和文化界的好评，也获得了许多图书奖，销售情况也很好。
读书周刊：文史学者刘梦溪认为：“俗云‘（编辑）为他人作嫁衣裳’。可这位漂亮衣裳的缝制者并没有失去自我，那些个书里书外的戏剧场面，都是李昕一手所导演。”您如何在为他人作嫁衣中成就自我？
李昕：其实，为他人作嫁衣和实现编辑自己的个人价值是一回事，编辑成就了作者，也就是成就了自己。
对于作者来说，总是希望自己的书能留给更多的读者，成为传世之作。对编辑来说也是这样，要编出一些能够留给许多年以后的读者的书，其实，编辑在实现这个目标方面，机会比作家要多，因为作家创作的时间要很长，还跟他个人的写作能力相关，有的作家一辈子也写不出一本传世之作，而编辑是可能遇见好多传世之书的人，只要他能选到有传世价值的作品，他就有机会编辑出这样的好书。
读书周刊：近年来，您陆续开了视频号、抖音号、小红书账号，在新媒体时代您如何看待出版行业的未来？
李昕：现在是流量时代、视频时代，我也应该跟上时代。我有一个微信公众号“编余闲笔”，用来介绍新书，在这个基础上接着开了视频号，发布的内容基本都是关于新书的。很多人看了我的视频号后去买书了，我挺开心的。后来，又开通了其他账号，算是我在新时代的一种尝试。
我想，将来传统出版会渐渐收缩，因为电子出版物对传统出版物构成了一个竞争的态势。我们已经看到电子出版物在迅猛发展，纸质出版物在收缩，但是，我认为这种此消彼长并不意味着纸质出版物的消亡。纸质出版物已经是千百年来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在未来还会继续得到发展。当然，这种发展不是指数量的增加，而是指品质的提升。纸质出版物可能变得越来越艺术化，越来越精品化，越来越收藏品化，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在质量上的要求都会变得更高。如果一个出版人坚持做传统出版的话，那么，今后他需要努力的方向就是用心策划，打造精品，做出与众不同的、有长期阅读价值甚至是有收藏价值的精品书。
成为一名做书人，李昕将其视为一种幸运。李昕新作《翻书忆往正思君》的书封上，周有光、钱学森、钱锺书、杨振宁、王世襄、杨绛等名字闪闪发光，而他曾有幸为他们“作嫁衣裳”，并因此成就自己的职业生涯。
在书中李昕以敏锐的观察与深刻的感悟，真实且深情记录了自己出版生涯里所遇到的那些人那些事，让读者看到了文化的群星灿烂。
意味着幸运
读书周刊：总结您40年出版生涯的《一生一事》封面上有这样一句话：作为一个读书人，我一生和自己喜爱的图书结伴，从中不仅汲取了太多的营养，而且获得了太多的乐趣。那么，记录您出版生涯中所遇之人故事的新作《翻书忆往正思君》是否可以这样说：作为一个做书人，我一生和自己喜爱的作者交往，从中不仅汲取了太多的营养，而且获得了太多的乐趣？
李昕：作为一名编辑，和这些名家的交往，的确让我开眼界、长见识。这不仅是因为我给他们编书，从他们的书里可以获得很多知识和思想，更是在与他们交往的过程中不知不觉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举例来说，我跟杨振宁先生接触时，听他谈过各种各样的问题，发现他是一个好奇心特别强的人，喜欢研究各种新事物，愿意了解他所不了解的东西。他的《曙光集》出版后，我请他去郑州做讲座。那是他第一次到郑州，我到机场接他，我们在车上聊天时，我发现他已经把郑州的历史、地理和发展情况都了解得很清楚了，他事先做了功课。他非常关心和了解各学科前沿的发展。在和他的交谈中，我可以获得好多新的信息、新的知识。我记得，是他第一个告诉我，中国有一个叫屠呦呦的人可能获得诺贝尔奖。
和吴敬琏先生外出时，我们聊的大多是经济学方面的问题，我就像小学生一样向他请教，他跟我讲了很多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就像教学生一样，他讲的很多观点都是他个人的思考。他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学理论的研究非常透彻。让我印象特别深的，还有他为人特别谦恭。
读书周刊：周有光、钱学森、钱锺书、杨振宁、王世襄、杨绛……书封上的这些名字闪闪发光，与这些人物的交往，对您的职业生涯与人生意味着什么？
李昕：意味着幸运。我可以接触到这些大学者、大作家，出版他们的作品，当然是很幸运的，很多做编辑的人没有我这种机会。
读书周刊：遇见机会，还得把握住机会。
李昕：当编辑最重要的就是要出精品、出好书、出有影响力的书，我们都希望我们编的书有更多的读者读到并且叫好，希望我们编的书是有生命力的书。
作为一名编辑能够编一本传世之作，是非常有成就感的，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传世之作是经我手编出来提供给读者的，与有荣焉。为此，我要感谢我工作的平台，我这一辈子服务于4家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香港三联、北京三联和商务印书馆都是在国内影响力很大的出版社，在这些出版社工作比较容易联系到那些大学者、大作家。
有风骨的文化人
读书周刊：书中的第一篇《三访周有光老人》就很动人，周有光老人年过百岁，身居陋室，每天读书、写作、上网、思考，那种人生的清澈与睿智，经由您的文字淡淡传递出来。
李昕：我认识周有光先生的时候，他已经106岁。他给我的最深感悟是，人要与时俱进，要活到老学到老。年过百岁，他依然思维敏捷，对社会现实问题保持关注，是一个坚持终身学习、保持独立思考的学者。所以，他常常有自己的独见，比如，他说：“要从世界看中国，不要从中国看世界。”他有好多这类的金句，都是他独立思考的结果。我每次去看望他都会给他带几本书，等我下次去的时候，那几本书他早看完了，还会和我交流他读书的体会。
读书周刊：读到《我对杨绛先生的三次道歉》一文的标题，不由对您表示敬佩——敢于直面自己职业生涯中的那些“错”。不粉饰，要坦陈，应该就是您写下这些交往的基调？
李昕：是这样的。我对杨绛先生是由衷敬佩的，而且，我想补充一点，我写这篇文章也是为了回应当时社会上一些人对杨绛先生的误解。杨绛先生曾因有人未经授权拍卖她和钱锺书、钱瑗的书信手稿而打版权官司，对此有人认为她是不是过分计较了。我希望通过我的这篇文章，为她做一个回应。我们需要设身处地站在杨绛先生的角度来理解她的做法，她是那种无欲无求、与世无争的人，她将自己和钱先生的稿费等财产都捐了，生活非常简朴。就像我“三次道歉”那篇文章中写到的例子一样，她自己什么都不要，别人也不要利用她和钱先生捞名利。
读书周刊：书中写到杨政宁先生“不同意用这张13年前的照片，它显得我太年轻了”，韦君宜忙忙碌碌赶来上班，衣服扣子扣错眼儿自己都不知道……描述人物的个性与特点时，您很注重细节的作用。
李昕：细节的力量会超过很多一般性的叙述，因为细节的表现力是最强的，是最能打动读者的。我们读过很多文学作品，通常许多内容都记不清了，但里面的一些细节会过目不忘。
我写的这些文章应该说归类于纪实文学，我要求自己写的东西都有真凭实据，同时也通过许多细节来刻画人物，体现一种文学性。
读书周刊：您“翻书忆往正思君”的“君”来自不同领域，在和他们交往、书写他们故事的过程中，您感受到的相同与不同分别是什么？
李昕：相同的就是，他们都是有风骨的文化人。王鼎钧说：“做值得写的人，写值得做的人。”这句话对我的写作影响很深。我要写什么样的“值得做的人”？写有风骨的人。那么，风骨是什么东西？我的理解是，风骨的表现是不同的，但离不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书中我写的清一色是这样的人物，他们都有文化情怀，都有社会担当。当然具体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鲁迅先生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书中我写的一些出版人，如高贤均、杨德炎他们没做什么大事，但是他们敢于承担社会责任，埋头苦干，也是了不起的。《永远的微笑》一文写商务印书馆原总经理杨德炎，他深知钱锺书读书笔记的学术价值，尽管知道出这样的书不太可能热销，但在没有获得相关资金支持之前，就跟杨绛先生拍胸脯说，这书我来出。这是一种魄力，也是社会责任的担当。而他的决策和努力，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份珍贵的资料。
特别的观察和思考
读书周刊：有没有哪位名人的故事，是您觉得特别难写或反复斟酌修改的？
李昕：有。这主要是那种已经被别人写得太多的人物，比如韦君宜和王蒙。韦君宜老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是个大神级的出版家，她去世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一本纪念集，许多人写了纪念她的文章，其中有很多文章写得极其精彩。我看过那本纪念集，真的就感觉自己没法下笔了。后来我想到自己和韦君宜有过那么一点接触，虽然不多，但在那点接触中我对她的认识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就是从误解到理解的过程。这是没有人写过的。我对韦君宜从误解到理解的这个过程，写的是我自己关于韦君宜内心观察的变化，我感觉到这是特点。找到了这个特点，我才敢写韦君宜。
王蒙，也是因为写过他的人太多了。我和王蒙的交往很多，我从1985年认识他，到今天已经整整40年了。王蒙是小说家，也是评论家，他最早的文学评论集我是责任编辑。所以，要写王蒙，我可写的东西很多，但是我觉得我写不过别人。后来我想到我和王蒙交往中的几个细节，这几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就把这几个细节串起来写了一篇短文，是这本书里最短的一篇文章，叫作《王蒙先生与我二三事》。我希望我的文章不要重复别人的，要写那些自己有特别的观察和思考的东西。
读书周刊：写下这些观察和思考时，您如何既展现人物的关键特质又融入自己的独有感悟？
李昕：这就需要我写文章不是为了作文而作文，一定要有感而发。所谓有感而发，就是你写一篇文章，总是要有一个触发点，然后从触发点展开去写。人民文学出版社我的老领导陈早春，我早就想写他了，腹稿打了很长时间，但找不着一个点去写。直到他去世3年后的那个春节，我正在北海公园游园，他夫人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我陈早春去世以前一直想写一篇文章，写他是怎么培养包括我在内的青年编辑的。这成了一个触发点，我马上就联想起来，陈早春对我是有知遇之恩的，他对我的栽培和帮助……我思绪万千，马上写成了《倔强而沉静的书生》这篇文章。
不能只当一个二传手
读书周刊：从您对韦君宜、屠岸、陈早春等前辈出版人的叙述中，读者可以看到您职业生涯中的一个个侧影以及前辈对您的影响。
李昕：我记得，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听的第一堂编辑课是韦君宜老师上的，她说当编辑就是默默无闻地工作，不要指望发财，不要指望出名。从一开始，她就让我明白一件事：要把编辑工作当作事业来做，而不仅仅当作一个谋生手段。我这一辈子没有把当官和发财太当一回事，就是受她的影响。
屠岸先生是翻译家、诗人，也是著名的出版家。他曾对我说，做出版不能只当一个二传手，你一定要给这个书加上一点你自己的附加值，你要帮助作者提高这个书的质量，这样你才会有成就感。如果你只是当一个二传手，作者给你什么，你就把什么印出来，你是没有成就感的。
刚刚提到的老领导陈早春，对我更多的是言传身教。作为一名学者型编辑，他在工作中展现出的对学问的重视和深厚的文化修养，对我很有启发，让我认识到扎实的学术基础对于编辑工作的重要性。
读书周刊：书中这些出版界往事所展现出的出版家精神与风范，您认为哪些是当下的新一代出版人应该学习和传承的？
李昕：我想是文化的理想和担当，还有社会责任感。应该承认做出版是要追求经济效益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传播知识和思想，传承文化，促进社会文化的发展。中华书局的创始人陆费逵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都大。”
那些前辈的出版家，从张元济到陆费逵到邹韬奋，他们都是看到图书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力，才投身这个行业的。图书与我们国家的思想文化进步一直有着密切的关联，所以，出版人的责任重大。那么，对新一代的出版人来说，认识到出版人的社会责任，通过自己编辑出版的图书来传播知识和思想，来传承文化，这要成为一个基本的理念。
读书周刊：当年是屠岸先生的一句话，成全了您做一名编辑的心愿，那一刻，您惊喜不已吧？
李昕：那时候，我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新入职的五名大学生中唯一的中共党员，实习期满后，人事处打算安排我从事行政工作，但我想从事编辑工作。当时屠岸先生是人文社的总编辑，我就在单位食堂找到他，表明自己来人文社就是想当一名好编辑，希望社里给我3年为限，如果3年内编辑工作做得不好，愿意接受组织别的安排。他慈眉善目地看着我，安安静静地听我讲完，然后，伸出一个指头跟我说：“一言为定！”就这四个字，决定了我这一辈子的命运。
这里面的核心内容是，尊重了我成为一名编辑的想法，给了我一个施展自己才能的空间。这是屠岸支持我当编辑的决定性意义。
读书周刊：后来，当您成为出版社领导的时候，这样的经历是否影响了您对待年轻编辑的方式？
李昕：我无法说有什么具体的影响，但在我当出版社领导的时候，对于那些有才华、有想法的编辑，我确确实实会尊重他们的个性和想法。不论是在香港还是在北京，我都发现有才华的编辑常常很有个性，有的时候他们在与其他人合作和共事的时候会发生问题。那么，我就很注意这一点，那就是包容他们的个性，给他们能够发挥自己特长的空间，允许他们去尝试、创造、发挥，有的时候甚至会为他们破例。
最重要的是眼光
读书周刊：您曾说：“在面对大众市场时，做编辑最重要的不是学问，不是才华，而是眼光。”这句话怎么理解？
李昕：如果面对专业市场的话，可能做编辑最重要的就是学问。但是，如果面对的是大众市场的话，做编辑最重要的就是眼光了。因为，面对大众市场，编辑需要了解大众读者究竟有什么需求，这是一种时代的需要，一种社会的需要，要依靠编辑的眼光来判断。然后，把好书推荐给读者。因此，编辑一定要真正懂书，这里面需要几个方面的条件，第一需要专业背景知识，第二需要编辑出版的经验，第三需要对市场的了解，第四对书的装帧艺术形式要有一定的认识，这就是我创造的一个词“书感”。
读书周刊：书感，听起来比较感性，似乎不容易定义。
李昕：书感，就是编辑对一本书的内容需要用什么形式来呈现，有一种直觉的判断力。拿到一个作品，怎么去策划、设计，怎么去制作，用什么纸印刷，用什么材料，最后以什么形式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让读者觉得这本书很精彩很漂亮，这就是编辑的书感。实际上，就是将内容与形式相结合时，编辑赋予这个内容什么样的形式，使它让读者满意。
我从北京三联退休后，接受商务印书馆的邀请做特约编审，参与策划了韩启德先生《医学的温度》一书。书稿有55篇文章，可以算是他的一本科学论文集，其中有他的医学论文，有他关于科学问题的报告、论文和访谈。我和责编蔡长虹认真读了书稿后，向韩先生建议只选与医学相关的文章，而且要突出人文性、思想性、话题性和新颖性，把它编成一本“医学是人学”主题下的有关医学人文的论文集，既是一本专业著作，又是一本大众读物。韩先生很支持我们的想法，和我们一起将55篇文章删减到只剩21篇，将一本厚厚的论文集改成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书出版后，获得了医学界和文化界的好评，也获得了许多图书奖，销售情况也很好。
读书周刊：文史学者刘梦溪认为：“俗云‘（编辑）为他人作嫁衣裳’。可这位漂亮衣裳的缝制者并没有失去自我，那些个书里书外的戏剧场面，都是李昕一手所导演。”您如何在为他人作嫁衣中成就自我？
李昕：其实，为他人作嫁衣和实现编辑自己的个人价值是一回事，编辑成就了作者，也就是成就了自己。
对于作者来说，总是希望自己的书能留给更多的读者，成为传世之作。对编辑来说也是这样，要编出一些能够留给许多年以后的读者的书，其实，编辑在实现这个目标方面，机会比作家要多，因为作家创作的时间要很长，还跟他个人的写作能力相关，有的作家一辈子也写不出一本传世之作，而编辑是可能遇见好多传世之书的人，只要他能选到有传世价值的作品，他就有机会编辑出这样的好书。
读书周刊：近年来，您陆续开了视频号、抖音号、小红书账号，在新媒体时代您如何看待出版行业的未来？
李昕：现在是流量时代、视频时代，我也应该跟上时代。我有一个微信公众号“编余闲笔”，用来介绍新书，在这个基础上接着开了视频号，发布的内容基本都是关于新书的。很多人看了我的视频号后去买书了，我挺开心的。后来，又开通了其他账号，算是我在新时代的一种尝试。
我想，将来传统出版会渐渐收缩，因为电子出版物对传统出版物构成了一个竞争的态势。我们已经看到电子出版物在迅猛发展，纸质出版物在收缩，但是，我认为这种此消彼长并不意味着纸质出版物的消亡。纸质出版物已经是千百年来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在未来还会继续得到发展。当然，这种发展不是指数量的增加，而是指品质的提升。纸质出版物可能变得越来越艺术化，越来越精品化，越来越收藏品化，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在质量上的要求都会变得更高。如果一个出版人坚持做传统出版的话，那么，今后他需要努力的方向就是用心策划，打造精品，做出与众不同的、有长期阅读价值甚至是有收藏价值的精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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