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器物曾作为皇家御用品深藏宫中，百姓难见其真容，它古朴典雅，又精美华贵。
近日，“皇家非遗景泰蓝·千年瓷都行”活动启幕，现场展出的作品既有大师精品，也有生活雅器。景泰蓝，从中东地区传入华夏600多年，它是如何发扬光大成为中国工艺瑰宝，又是如何从宫廷飞入寻常百姓家，焕发新光彩的？
珐琅东传
在中国古代宫廷，红色和黄色代表着富贵，而“蓝”是另一种颇受中国人偏爱的色彩。
景泰蓝起源于元代，盛行于明代景泰年间，又因为它的釉料颜色以蓝色为主，故而得名“景泰蓝”。它还有一个别名叫“铜胎掐丝珐琅”，是一种将铜丝等金属与珐琅釉料结合的工艺美术品。
截至目前，关于景泰蓝技艺在中华大地的起源并未发现明确的文字记载。但学界和收藏界比较认可的一种说法是，13世纪末，元代在西征中俘虏了大批有专业技能的阿拉伯工匠为蒙古贵族生产豪华日用品，而在阿拉伯地区流行的铜胎珐琅器皿便由这些工匠带入中国。
其实，珐琅是一个音译词汇，又叫作“佛朗”——在古代一般泛指欧洲国家。珐琅技艺最早诞生于埃及，古埃及人将玻璃与金属两种工艺合二为一，创造出了珐琅。在16世纪至17世纪，由于宝石加工技术不成熟，难以切割和抛光，珐琅因其丰富而有层次的色彩一度成为宝石的替代品。历经千百年的演变与传播，珐琅最先辐射到欧洲地区，继而东传来到中国。
在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一件景泰蓝，十箱官窑器。”景泰蓝的珍贵程度可见一斑，它也是珐琅中的“贵族”。铜为骨，釉为魂，景泰蓝在七八百摄氏度的窑火中，经历八九次淬炼，如涅槃重生，被铸就为极致绚烂的“金石永固之相”。
中国有句老话：“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珐琅这种工艺传入中国后，和中华民族的传统工艺风格融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符号之一。
宫廷御用
传入中国后，景泰蓝工艺的巅峰时代出现在乾隆时期。
乾隆皇帝喜爱花团锦簇式风格，现代人将这种审美称为“乾隆式审美”。清代乾隆年间，景泰蓝工艺的最大特点是装饰极其繁密，因花团锦簇、色彩丰富而显繁缛富丽。
乾隆四年（1739年），朝廷从广州等地招来几名珐琅艺人进宫，广纳民间英才专为皇家制作精美绝伦的珐琅器。这一时期，小到床上使用的帐钩，大到屏风，景泰蓝制品在皇宫内处处可见。景泰蓝作品的花色和品种也不断增多，除大量制作祭器外，还制有屏风、桌椅、绣墩、枕头、鼻烟壶等用具和陈设品。
史上最大、最豪华的珐琅器也是诞生在乾隆年间。乾隆三十九年，乾隆命造办处制造了一座掐丝珐琅大佛塔。大佛塔高约2.4米，由大器匠、锉刮匠、掐丝匠等十多个工种协作完成，需要在特别建造的窑炉里烧造。既要保证在烧造过程中不变形，还要掌握通体的釉色不出瑕疵，这在当时技术难度极大。
道光年间，景泰蓝开始出口海外。1904年，民间商号老天利生产的“宝鼎炉”在美国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上获得一等奖，后又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再次荣获一等奖，中国景泰蓝在国际上声名大振。
再次归来
谁曾想到，曾经是宫廷御用品的景泰蓝，随着清代的灭亡差点销声匿迹。
新中国成立之初，林徽因与梁思成在北京逛古玩市场时，一件景泰蓝花瓶吸引了林徽因的目光，摊主告诉她，这是正宗的景泰蓝，在别处见不到，因为景泰蓝快要绝迹了。
1950年，林徽因与梁思成在清华大学营建系成立了一个抢救景泰蓝工艺的美术小组，3名20岁的年轻人加入小组，与景泰蓝结下不解之缘。小组成员之一的钱美华后来成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景泰蓝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为了帮助钱美华了解景泰蓝的发展历程，梁思成为她推荐了沈从文。沈从文也是著名的考古学家，当时正在故宫博物院进行研究工作。他告诉钱美华，故宫的景泰蓝很多，有几个房间甚至都堆到了房顶，并建议她去故宫临摹图案。
就这样，钱美华慢慢掌握了景泰蓝传统纹样的规律，也找到了不少已经失传的图案。在林徽因的指导下，钱美华为景泰蓝设计出了一批具有民族风格的新式图案，突破了以往景泰蓝单调的花卉样式。
1956年1月，北京市珐琅厂成立了，由42家私营珐琅厂和专门服务于皇宫的造办处合并组成，钱美华担任第一任总工艺师。在前辈们的努力下，景泰蓝获得新生，并开始复兴。
景泰蓝是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的瑰宝，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璀璨结晶。在大国外交的国礼清单上，我们总能看到景泰蓝厚重而华美的身影。
比如，2014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北京举行，一件名为“四海升平”的景泰蓝赏瓶就作为国礼，赠予参会的各经济体领导人。赏瓶器型四面开窗，周围以浮雕吉祥水纹环绕，既象征“四海”也代表环太平洋。“四海升平”寄意世界和平、共同发展。
跨界融合
2006年，景泰蓝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的景泰蓝工艺，更是与现代生活相结合，尝试了多种“出圈”方式。
比如，与年轻人的审美融合，走入寻常生活中。北京珐琅厂等景泰蓝制作基地都创作了景泰蓝文化衍生品，如冰箱贴、杯垫、抱枕、胶带等，还开发一些年轻人喜爱带在身边的实用小物件，如手机链、钥匙扣、书签等文创产品。
再比如，景泰蓝元素也为家居、服装等领域的设计师提供了更多的创作灵感，他们将现代审美、时尚元素和传统的景泰蓝元素结合起来，几何图案、抽象线条与传统纹样，以及渐变色、撞色等色彩搭配，使得景泰蓝产品更具时代感。
如今，激光切割、3D打印等新技术被引入景泰蓝制作中，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精度。一些工艺大师还将景泰蓝工艺与陶瓷工艺、木雕工艺等结合，追求景泰蓝作品在载体上的创新。
专家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要坚持“传承”这一核心，更要勇于“破圈”，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真正“见人见物见生活”。
通过设计革新、工艺改良以及越来越多的跨界融合，景泰蓝的未来会更年轻化和生活化，焕发新的魅力。
有一种器物曾作为皇家御用品深藏宫中，百姓难见其真容，它古朴典雅，又精美华贵。
近日，“皇家非遗景泰蓝·千年瓷都行”活动启幕，现场展出的作品既有大师精品，也有生活雅器。景泰蓝，从中东地区传入华夏600多年，它是如何发扬光大成为中国工艺瑰宝，又是如何从宫廷飞入寻常百姓家，焕发新光彩的？
珐琅东传
在中国古代宫廷，红色和黄色代表着富贵，而“蓝”是另一种颇受中国人偏爱的色彩。
景泰蓝起源于元代，盛行于明代景泰年间，又因为它的釉料颜色以蓝色为主，故而得名“景泰蓝”。它还有一个别名叫“铜胎掐丝珐琅”，是一种将铜丝等金属与珐琅釉料结合的工艺美术品。
截至目前，关于景泰蓝技艺在中华大地的起源并未发现明确的文字记载。但学界和收藏界比较认可的一种说法是，13世纪末，元代在西征中俘虏了大批有专业技能的阿拉伯工匠为蒙古贵族生产豪华日用品，而在阿拉伯地区流行的铜胎珐琅器皿便由这些工匠带入中国。
其实，珐琅是一个音译词汇，又叫作“佛朗”——在古代一般泛指欧洲国家。珐琅技艺最早诞生于埃及，古埃及人将玻璃与金属两种工艺合二为一，创造出了珐琅。在16世纪至17世纪，由于宝石加工技术不成熟，难以切割和抛光，珐琅因其丰富而有层次的色彩一度成为宝石的替代品。历经千百年的演变与传播，珐琅最先辐射到欧洲地区，继而东传来到中国。
在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一件景泰蓝，十箱官窑器。”景泰蓝的珍贵程度可见一斑，它也是珐琅中的“贵族”。铜为骨，釉为魂，景泰蓝在七八百摄氏度的窑火中，经历八九次淬炼，如涅槃重生，被铸就为极致绚烂的“金石永固之相”。
中国有句老话：“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珐琅这种工艺传入中国后，和中华民族的传统工艺风格融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符号之一。
宫廷御用
传入中国后，景泰蓝工艺的巅峰时代出现在乾隆时期。
乾隆皇帝喜爱花团锦簇式风格，现代人将这种审美称为“乾隆式审美”。清代乾隆年间，景泰蓝工艺的最大特点是装饰极其繁密，因花团锦簇、色彩丰富而显繁缛富丽。
乾隆四年（1739年），朝廷从广州等地招来几名珐琅艺人进宫，广纳民间英才专为皇家制作精美绝伦的珐琅器。这一时期，小到床上使用的帐钩，大到屏风，景泰蓝制品在皇宫内处处可见。景泰蓝作品的花色和品种也不断增多，除大量制作祭器外，还制有屏风、桌椅、绣墩、枕头、鼻烟壶等用具和陈设品。
史上最大、最豪华的珐琅器也是诞生在乾隆年间。乾隆三十九年，乾隆命造办处制造了一座掐丝珐琅大佛塔。大佛塔高约2.4米，由大器匠、锉刮匠、掐丝匠等十多个工种协作完成，需要在特别建造的窑炉里烧造。既要保证在烧造过程中不变形，还要掌握通体的釉色不出瑕疵，这在当时技术难度极大。
道光年间，景泰蓝开始出口海外。1904年，民间商号老天利生产的“宝鼎炉”在美国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上获得一等奖，后又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再次荣获一等奖，中国景泰蓝在国际上声名大振。
再次归来
谁曾想到，曾经是宫廷御用品的景泰蓝，随着清代的灭亡差点销声匿迹。
新中国成立之初，林徽因与梁思成在北京逛古玩市场时，一件景泰蓝花瓶吸引了林徽因的目光，摊主告诉她，这是正宗的景泰蓝，在别处见不到，因为景泰蓝快要绝迹了。
1950年，林徽因与梁思成在清华大学营建系成立了一个抢救景泰蓝工艺的美术小组，3名20岁的年轻人加入小组，与景泰蓝结下不解之缘。小组成员之一的钱美华后来成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景泰蓝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为了帮助钱美华了解景泰蓝的发展历程，梁思成为她推荐了沈从文。沈从文也是著名的考古学家，当时正在故宫博物院进行研究工作。他告诉钱美华，故宫的景泰蓝很多，有几个房间甚至都堆到了房顶，并建议她去故宫临摹图案。
就这样，钱美华慢慢掌握了景泰蓝传统纹样的规律，也找到了不少已经失传的图案。在林徽因的指导下，钱美华为景泰蓝设计出了一批具有民族风格的新式图案，突破了以往景泰蓝单调的花卉样式。
1956年1月，北京市珐琅厂成立了，由42家私营珐琅厂和专门服务于皇宫的造办处合并组成，钱美华担任第一任总工艺师。在前辈们的努力下，景泰蓝获得新生，并开始复兴。
景泰蓝是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的瑰宝，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璀璨结晶。在大国外交的国礼清单上，我们总能看到景泰蓝厚重而华美的身影。
比如，2014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北京举行，一件名为“四海升平”的景泰蓝赏瓶就作为国礼，赠予参会的各经济体领导人。赏瓶器型四面开窗，周围以浮雕吉祥水纹环绕，既象征“四海”也代表环太平洋。“四海升平”寄意世界和平、共同发展。
跨界融合
2006年，景泰蓝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的景泰蓝工艺，更是与现代生活相结合，尝试了多种“出圈”方式。
比如，与年轻人的审美融合，走入寻常生活中。北京珐琅厂等景泰蓝制作基地都创作了景泰蓝文化衍生品，如冰箱贴、杯垫、抱枕、胶带等，还开发一些年轻人喜爱带在身边的实用小物件，如手机链、钥匙扣、书签等文创产品。
再比如，景泰蓝元素也为家居、服装等领域的设计师提供了更多的创作灵感，他们将现代审美、时尚元素和传统的景泰蓝元素结合起来，几何图案、抽象线条与传统纹样，以及渐变色、撞色等色彩搭配，使得景泰蓝产品更具时代感。
如今，激光切割、3D打印等新技术被引入景泰蓝制作中，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精度。一些工艺大师还将景泰蓝工艺与陶瓷工艺、木雕工艺等结合，追求景泰蓝作品在载体上的创新。
专家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要坚持“传承”这一核心，更要勇于“破圈”，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真正“见人见物见生活”。
通过设计革新、工艺改良以及越来越多的跨界融合，景泰蓝的未来会更年轻化和生活化，焕发新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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