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这世界从来就不是人拥有了物，而是物倒过来拥有并记录了人的情感和记忆。小说《金农的水仙》便从一幅古画的真假悬疑，牵出都市生活的纷扰喧嚣和现世人情的冷暖炎凉，探讨当代人的精神世界。
“年少成名”的作家陈佳勇，时隔多年写下这部小说。于他而言，用虚构的故事记录当下生活是一种挑战，但值得去尝试。借由这部新作，记者与他探讨当下长篇小说的时代价值、以文字书写的“即时的当代生活”如何影响人类。在他看来，“有趣”的文字终将照亮人的内心。
“少年作家”到“中年作家”
如果没有这些年的各种摸爬滚打，我肯定写不出这样的小说
读书周刊：我们是同龄人，你是80后都熟悉的“少年作家”，1999年在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中“一战成名”。时隔多年看你的小说《金农的水仙》，还是能感到字里行间的几分“少年气”。
陈佳勇：以前我们那批人被称作“少年作家”，《所谓青年》《在北大散步》这两本书都是我大学期间出版的，最近5年又出版了《老板不见了》《爱吃的我们没烦恼》《金农的水仙》这3本书，也就是我自己临近“中年”时写的。
我常自嘲，从“少年作家”到“中年作家”，中间“青年作家”的身份是缺失的，但这缺失的17年对我个人而言非常珍贵，如果没有这些年在职场、商场的各种“摸爬滚打”，我肯定写不出这样的小说。
读书周刊：当年的写作心态，与如今是否大不一样？
陈佳勇：是啊，年少时因写作文而“成名”，以为自己很厉害，所以那时候写的东西充满了各种表达欲，用上海话说，就是觉得自己很“来噻”。但经历的事情多了，便觉得自己有许多地方是“不来噻”的。于是，内化到写小说的时候，整个姿态就会放低，人一旦放低了自己的姿态，就会显得坦诚了。
从2019年写《老板不见了》开始，我重新捡起停摆已久的文学创作。后来将近3年时间里，我连一段闲散的文字都没有写过，我自己也觉得大概不大会再有整块的时间和闲心来写东西了。
但新冠疫情期间，过去被各种“忙”填满的时间瞬时空出一大块。于是我再次拿起笔，在纸上涂涂画画，人物框架、故事主线与副线，全部安排妥当。2022年4月9日动笔，4月26日收笔，完成了初稿，这就是《金农的水仙》整部小说的创作时间跨度。
读书周刊：文字中的从容和坦诚，也许是我一口气读完《金农的水仙》并感到愉悦的原因。
陈佳勇：我不是职业作家，纯粹是自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并没有什么宏伟的写作计划，也不需要通过采风来搜集故事线索、找灵感。这会导致我的写作是不规律的，并让我与写作之间存在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
这样的写作者，在大众读者那里较难获得很大的影响力，受众就是很小的一个圈层。但这个圈层，他们的感受和我在现实生活中的感受非常接近，作者和读者再也不是知识传播层面上“上下游”的关系，而是处在同一水平面。现在的社会因为没有信息差，许多书存在的价值也渐渐从“指点”变成了“陪伴”，读者更能从我所写的现实题材中找到“共情”。
读书周刊：类似这样的现实题材小说的创作和传播，是大势所趋？
陈佳勇：我是这么认为的。描写现实社会的运行规则和人心变化的题材比较受欢迎，实在是因为新千禧年（2000年）之后的中国社会变化太大了，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作者，完全可以拓宽一点写作的范畴。
我20岁的时候读茅盾先生的《子夜》，只觉得是宏大叙事，很多人物和故事看不懂，也看得不够真切。等到我自己从事了那么多年企业经营工作，又切身经历了当代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些起伏，再读《子夜》，完全是发自内心地佩服。那种写作的即时性以及和时代贴近的程度，真的太厉害了，所以，我也想往这个现实写作的方向努力一下。
读书周刊：有读者说，你小说中的有些情节会让他们有“会心一笑”和“秒懂”的感觉，这是否是你想要的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共鸣和交流？
陈佳勇：一个作者出版了一本书，忽视读者的反应是不现实的。但如果作者为了书的畅销，或者说为了获名获利去取悦读者，那么他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套用现在流行的说法，就是文化消费者和供应商的关系。
这些年，文学类图书的销量一直是业界的隐秘话题，我在出书过程中对此有了深刻体会。写作者要真诚，要认认真真地讲故事，把真情实感讲出来，否则没人要看你的书。但道理人人都会说，放到自己身上就不一定了，如果是奔着“畅销”而去的，写法上肯定是不一样的。对我来说，目前的这种写作的节奏和方向比较符合自己的性格和实际写作能力。
当成长的秘密被揭开
有一种观点认为女性对于安全感是极度需要的，其实，男性又何尝不是呢
读书周刊：你的小说好像都是男性视角？
陈佳勇：是的，《老板不见了》和《金农的水仙》都是百分之百的男性视角，前一本写的是放纵与平衡，后一本写的是克制与约束。
坦率地讲，《金农的水仙》主要讲的就是一个男人40岁之后的“慌张”与“放下”，同时想表达的是，人不应为物所累，这世界从来就不是人拥有了物，而是物倒过来拥有并记录了人的情感和记忆。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张冬心，其名字脱胎于清代大画家金农的号“冬心先生”，我把他定位成现在时髦的所谓“财务自由”人士。一个多金的单身中年男人，无疑是都市人茶余饭后最喜欢讨论的热点话题之一，仿佛在很多人眼里，只有实现了“财务自由”这般最实在、最确定的事情，方能对抗未来各种不可预知的不确定。
事实上，男性内心的恐慌和害怕也是层次丰富的，尤其感觉一过40岁的门槛，“慌张”明显多了起来，这其中有对年龄的担心，既谈不上年轻又说不上老，半吊子卡在中间，着实尴尬。还有各种世俗的标尺，比如身体、金钱、名望，都明晃晃地摆在眼前。有一种观点认为女性对于安全感是极度需要的，其实，男性又何尝不是呢？
读书周刊：也有人说，你写到的一些现代人成长、成熟过程中的小秘密，读起来很过瘾。
陈佳勇：人的成长过程中都会有很多小秘密，就男性来说，进入成人社会之后，随着欲望的放大、男性意识的扩容，各种特有的隐秘便会越积越多。而能量越大的男性，这些隐秘的能级就有可能被成倍放大。但有时候，隐秘被撕开之后，常会让人惊讶为何如此不堪。
我感觉这次写张冬心，包括写到小说里的其他支线上的男性，与《老板不见了》里的那些男性相比，虽然降维了一个层级，但写得更真实，把人性中的“害怕”写了出来。小说里，张冬心对“死党”马成功说，“这人啊，受点限制和约束，其实挺好的”，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只不过限制是外在的，克制才是主观的、自觉的。
至于女性角色，《金农的水仙》里的李可白和《老板不见了》里的姚婷婷，有一些相似之处，她们对于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始终都是清醒的，也都有一定的主动权。小说里，我觉得写得最好的女性角色是端木，是一种更洒脱又点到为止的女性形象。
表达“即时的当代生活”
日子么就是一天天过的，认认真真地吃一餐饭，看似不够“勤精进”，但其实这才是生活的本真状态
读书周刊：这几年，长篇小说创作和出版数量持续增加，然而，不少年轻人觉得，花钱买一本小说，几小时就看完了，这笔消费“不划算”，你怎样看待这个问题？文学作品的价值可以从这个维度来考量吗？
陈佳勇：我在《当代》杂志上发表《金农的水仙》的时候，也碰到过这个问题。对于国内的文学刊物，出版社还是习惯于用字数来划分小说形式，中篇小说篇幅控制在6万字以内，长篇小说至少11万字，要成为有影响力的长篇小说则必须是20万字以上。《金农的水仙》的字数是8.5万字，处在中篇和小长篇的中段，两头不靠，我的责编很敬业，建议我扩容到11万字，变成一个小长篇。但我实在不想硬凑字数，在出单行本的时候，我和出版社商量决定就是现在这个篇幅。
小说的阅读，还是要故事“好看”，文体上的标新立异不是我所追求的。但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讨论应该读什么样的小说，或讨论什么是好小说，而是还有多少人愿意读小说。习惯文字信息传播的一代，和习惯视频影像传播的一代，是有本质差别的。说不定，以后阅读文学小说纸质书的人群，也会和收藏中国书画的人群一样，变成小众人群。受众群体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变化，一定会影响文学创作的方向，因而，还是要结合时代的变化，来评判所谓文学作品的价值。更何况，价值评定的标准，本身也是一直在变化的。
读书周刊：你喜欢用文字表达“即时的当代生活”，写美食、职场、饮食男女，都是出于对现实生活的兴趣吗？
陈佳勇：是的。人一辈子其实是很短暂的。我们小时候写作文都写过“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这样的开头，但其实，小时候的时光像织布机，得可劲地织呢，其实挺漫长的。真的是成年以后，尤其是人到中年以后，才觉得时间过得快。我对于世俗生活一直抱有“尊敬”的态度，日子么就是一天天过的，认认真真地吃一餐饭，看似不够“勤精进”，但其实这才是生活的本真状态。
我从小喜欢看历史书，也看过许多人物传记，我发现许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其实把自己的日常生活安排得很充实，也很生动。那些名字摆出来，个个都是响当当的，我看人家日子也过了，事情也做了，那才是真本事。
2023年我出版了美食随笔集《爱吃的我们没烦恼》，就是想通过写食物，来勾勒食物背后那些温暖的人情故事。小馄饨、大排面、奶油小方，这些是我们最真实的生活细节，没有理由不被珍视。现在我每个月会写一到两篇美食散文，发表在报纸上，这个写作节奏是我现在能把控的，写作时间、写作的情绪积累，都比较自然。
读书周刊：你的表达中有一些名家、名作的影子，哪些作品对你有过影响？
陈佳勇：对我影响最深的两位作家，或者应该说是思想家，就是鲁迅和克尔凯郭尔。鲁迅的著作，我是高中阶段全部读完的；克尔凯郭尔的著作，则是在大学里读的。他们作品的底色都具有一种“荒凉感”，导致我现在去看绘画作品，尤其是油画，我喜欢的那些画作也都具有一种空旷的“荒凉感”。
因为时光流逝、种种的不完美和局限性，人生的本质，也一定是“荒凉”的。但正因为你能够看到这些“荒凉”，你对人生的本质抱有这样的认知，因而对于日常生活的每一天，才会更加认真地对待，想做的事情会更加努力去做，同时又对结局抱有清醒的认识。我读鲁迅的作品、读克尔凯郭尔的作品，最大的体会就是这些。
写作不该成为一种“特权”
文学家也更应是对人生有所感知的人，只要对生活有真情实感，都可以写出有趣的文字
读书周刊：我从你的文字中，也从许多当代作家的文字中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这种底蕴对你的创作意味着什么？
陈佳勇：中国传统文化里，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传统文人书画，主要是在视觉上对我的冲击以及意境上的体会。
我曾经从事过16年影视传媒工作，影视是真正的大众文化消费，节奏快、口味重、情节强，我一度满脑子都是这些。回归到个体的时候，我常在工作之余跑到各地的美术馆看展览，跑到北京、上海的拍卖公司看预展，每当看到那些画面空旷、荒凉，意境悠远的作品，我都会停留很长时间。中国传统书法里，一些有趣味的对联作品，也是我经常关注的内容。因为喜欢，我就有意识地买了许多相关书籍，手机里也存了许多相关的图片，写小说时就写到了这些艺术品、古籍善本的内容。后来，机缘巧合到艺术行业里面去工作了，感受更加不一样了。
这些日常工作中的观察和体会，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肯定是很好的故事。而且，通过一个中国传统书画作品，探讨当代中国人的情感观念和价值观，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读书周刊：这让我想起作家王蒙的一个观点：文学是艺术的硬通货，舞蹈、美术、建筑，这都是视觉的艺术。但是如果你想说明白它们，你需要用语言、你需要有一个说明书……传统艺术与文学创作的关系，于你来说是怎样的？
陈佳勇：在我的理解中，这段话的核心还是围绕着“人”的，语言、文字、各种艺术形式，表达的主体永远是人。即便是建筑，在建造的工艺上，讲究的是技术，但在建造的形式上，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人的审美，包括人怎么去看待空间的使用，这也是人的价值观和审美的延伸。无论是文学、绘画，还是舞蹈、建筑，如果一眼看过去就觉得很难看，那一定是创作者缺失了趣味，至少他内心里没把“有趣”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看待。
读书周刊：你的写作也是为了“有趣”吧。
陈佳勇：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时光片段里，我的成长经历告诉我，写作能力可能是一种天赋，但写作这件事情本身，不应该成为一种“特权”。只要你对生活抱有热情，你对生活里的各种细节观察得足够细致，而你恰好喜欢表达，愿意表达，那你就应该有“表达的途径”。
写作是一种表达方式，表达的工具是文字，我看现在各种层出不穷的短视频，有许多创意很好的内容，这其实就是当代的大众表达方式，表达的工具就是影像。两相比较，我真正担心的是，一般意义上的作家，他的文学作品究竟还能有多大的影响力？不能因为它是用文字记录的，就一定认为它比影像记录得更高级、更有生命力，这个是说不通的。
我经常劝别人写作，写作不是一种特权，文学家也不仅仅指科班出身的专业人士，而更应是对人生有所感知的人，不管你是律师、医生，还是教师，只要对生活有真情实感，都可以写出有趣的文字。
打磨作品的“都市气质”
不能狭隘地将一百年前的“都市”概念，简单地平移到现在的“都市”实景上来，那是对于“都市”的误读
读书周刊：近些年来，以上海为背景、为主体的文学作品并不太多，这也是《繁花》《千里江山图》等作品广受欢迎的原因之一，造成这类作品缺乏的原因何在？
陈佳勇：我是上海人，生活工作在上海这座城市，因为大学读的是中文系，在晚清的世情小说里，我就读到了关于上海城市形象的文学表达。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例如“新感觉派小说”，也是我读大学时专门研究过的题目，里面涉及的上海城市形象也是十分丰富的。
具体到文学创作上，这些年其实有许多新生代、更年轻的写作者开始崭露头角，他们具有更开阔的视野，应该会在不久的将来，诞生出许多符合新时代上海都市气质的文学作品。但这些作品，不一定是我们传统观念上的那种“上海故事”，可能切入点会更小，聚焦个体命运的细节会更多。与文学创作相匹配的，其实还有文学批评，这个上海也是有基础的，关键是把专业的人聚合起来。
我个人觉得，文学作品“都市气质”的内核，应该是具有工商业文明特征的，比如契约精神、讲究逻辑，但不能狭隘地将一百年前的“都市”概念，简单地平移到现在的“都市”实景上来，那是对于“都市”的误读。
读书周刊：短视频时代、碎片化阅读时代，读者的欣赏水平是否也是“不进则退”的？对于创作者来说，如何面对这种趋势？
陈佳勇：同时代的作家和读者，都是生活在同一个时空维度里的，如果我们觉得读者的欣赏水平“不进则退”，凭什么就一定认为创作者的水准始终保持在高位呢？我有时候看到一种观点，说纸质阅读的人数在下降，说严肃文学没人关注了，大家的时间都被其他文化消费形态侵占了。但是，那些在创作之初就认真投入、精心打磨的作品，依旧是有市场的。真正被淘汰和忽略的，是那些低质量的内容供给。印刷在纸质书刊上的文字，和存储在云服务器上的文字，区分优劣的唯一标准应该是文字表达的精神内核，而不是它们依存的介质。
创作者还是要回归到创作的本真状态。倘若你对世间冷暖的观察和体会，没有独到之处，甚至连最基本的坦诚都做不到，这种作品肯定是没有价值的。
有人说，这世界从来就不是人拥有了物，而是物倒过来拥有并记录了人的情感和记忆。小说《金农的水仙》便从一幅古画的真假悬疑，牵出都市生活的纷扰喧嚣和现世人情的冷暖炎凉，探讨当代人的精神世界。
“年少成名”的作家陈佳勇，时隔多年写下这部小说。于他而言，用虚构的故事记录当下生活是一种挑战，但值得去尝试。借由这部新作，记者与他探讨当下长篇小说的时代价值、以文字书写的“即时的当代生活”如何影响人类。在他看来，“有趣”的文字终将照亮人的内心。
“少年作家”到“中年作家”
如果没有这些年的各种摸爬滚打，我肯定写不出这样的小说
读书周刊：我们是同龄人，你是80后都熟悉的“少年作家”，1999年在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中“一战成名”。时隔多年看你的小说《金农的水仙》，还是能感到字里行间的几分“少年气”。
陈佳勇：以前我们那批人被称作“少年作家”，《所谓青年》《在北大散步》这两本书都是我大学期间出版的，最近5年又出版了《老板不见了》《爱吃的我们没烦恼》《金农的水仙》这3本书，也就是我自己临近“中年”时写的。
我常自嘲，从“少年作家”到“中年作家”，中间“青年作家”的身份是缺失的，但这缺失的17年对我个人而言非常珍贵，如果没有这些年在职场、商场的各种“摸爬滚打”，我肯定写不出这样的小说。
读书周刊：当年的写作心态，与如今是否大不一样？
陈佳勇：是啊，年少时因写作文而“成名”，以为自己很厉害，所以那时候写的东西充满了各种表达欲，用上海话说，就是觉得自己很“来噻”。但经历的事情多了，便觉得自己有许多地方是“不来噻”的。于是，内化到写小说的时候，整个姿态就会放低，人一旦放低了自己的姿态，就会显得坦诚了。
从2019年写《老板不见了》开始，我重新捡起停摆已久的文学创作。后来将近3年时间里，我连一段闲散的文字都没有写过，我自己也觉得大概不大会再有整块的时间和闲心来写东西了。
但新冠疫情期间，过去被各种“忙”填满的时间瞬时空出一大块。于是我再次拿起笔，在纸上涂涂画画，人物框架、故事主线与副线，全部安排妥当。2022年4月9日动笔，4月26日收笔，完成了初稿，这就是《金农的水仙》整部小说的创作时间跨度。
读书周刊：文字中的从容和坦诚，也许是我一口气读完《金农的水仙》并感到愉悦的原因。
陈佳勇：我不是职业作家，纯粹是自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并没有什么宏伟的写作计划，也不需要通过采风来搜集故事线索、找灵感。这会导致我的写作是不规律的，并让我与写作之间存在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
这样的写作者，在大众读者那里较难获得很大的影响力，受众就是很小的一个圈层。但这个圈层，他们的感受和我在现实生活中的感受非常接近，作者和读者再也不是知识传播层面上“上下游”的关系，而是处在同一水平面。现在的社会因为没有信息差，许多书存在的价值也渐渐从“指点”变成了“陪伴”，读者更能从我所写的现实题材中找到“共情”。
读书周刊：类似这样的现实题材小说的创作和传播，是大势所趋？
陈佳勇：我是这么认为的。描写现实社会的运行规则和人心变化的题材比较受欢迎，实在是因为新千禧年（2000年）之后的中国社会变化太大了，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作者，完全可以拓宽一点写作的范畴。
我20岁的时候读茅盾先生的《子夜》，只觉得是宏大叙事，很多人物和故事看不懂，也看得不够真切。等到我自己从事了那么多年企业经营工作，又切身经历了当代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些起伏，再读《子夜》，完全是发自内心地佩服。那种写作的即时性以及和时代贴近的程度，真的太厉害了，所以，我也想往这个现实写作的方向努力一下。
读书周刊：有读者说，你小说中的有些情节会让他们有“会心一笑”和“秒懂”的感觉，这是否是你想要的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共鸣和交流？
陈佳勇：一个作者出版了一本书，忽视读者的反应是不现实的。但如果作者为了书的畅销，或者说为了获名获利去取悦读者，那么他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套用现在流行的说法，就是文化消费者和供应商的关系。
这些年，文学类图书的销量一直是业界的隐秘话题，我在出书过程中对此有了深刻体会。写作者要真诚，要认认真真地讲故事，把真情实感讲出来，否则没人要看你的书。但道理人人都会说，放到自己身上就不一定了，如果是奔着“畅销”而去的，写法上肯定是不一样的。对我来说，目前的这种写作的节奏和方向比较符合自己的性格和实际写作能力。
当成长的秘密被揭开
有一种观点认为女性对于安全感是极度需要的，其实，男性又何尝不是呢
读书周刊：你的小说好像都是男性视角？
陈佳勇：是的，《老板不见了》和《金农的水仙》都是百分之百的男性视角，前一本写的是放纵与平衡，后一本写的是克制与约束。
坦率地讲，《金农的水仙》主要讲的就是一个男人40岁之后的“慌张”与“放下”，同时想表达的是，人不应为物所累，这世界从来就不是人拥有了物，而是物倒过来拥有并记录了人的情感和记忆。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张冬心，其名字脱胎于清代大画家金农的号“冬心先生”，我把他定位成现在时髦的所谓“财务自由”人士。一个多金的单身中年男人，无疑是都市人茶余饭后最喜欢讨论的热点话题之一，仿佛在很多人眼里，只有实现了“财务自由”这般最实在、最确定的事情，方能对抗未来各种不可预知的不确定。
事实上，男性内心的恐慌和害怕也是层次丰富的，尤其感觉一过40岁的门槛，“慌张”明显多了起来，这其中有对年龄的担心，既谈不上年轻又说不上老，半吊子卡在中间，着实尴尬。还有各种世俗的标尺，比如身体、金钱、名望，都明晃晃地摆在眼前。有一种观点认为女性对于安全感是极度需要的，其实，男性又何尝不是呢？
读书周刊：也有人说，你写到的一些现代人成长、成熟过程中的小秘密，读起来很过瘾。
陈佳勇：人的成长过程中都会有很多小秘密，就男性来说，进入成人社会之后，随着欲望的放大、男性意识的扩容，各种特有的隐秘便会越积越多。而能量越大的男性，这些隐秘的能级就有可能被成倍放大。但有时候，隐秘被撕开之后，常会让人惊讶为何如此不堪。
我感觉这次写张冬心，包括写到小说里的其他支线上的男性，与《老板不见了》里的那些男性相比，虽然降维了一个层级，但写得更真实，把人性中的“害怕”写了出来。小说里，张冬心对“死党”马成功说，“这人啊，受点限制和约束，其实挺好的”，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只不过限制是外在的，克制才是主观的、自觉的。
至于女性角色，《金农的水仙》里的李可白和《老板不见了》里的姚婷婷，有一些相似之处，她们对于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始终都是清醒的，也都有一定的主动权。小说里，我觉得写得最好的女性角色是端木，是一种更洒脱又点到为止的女性形象。
表达“即时的当代生活”
日子么就是一天天过的，认认真真地吃一餐饭，看似不够“勤精进”，但其实这才是生活的本真状态
读书周刊：这几年，长篇小说创作和出版数量持续增加，然而，不少年轻人觉得，花钱买一本小说，几小时就看完了，这笔消费“不划算”，你怎样看待这个问题？文学作品的价值可以从这个维度来考量吗？
陈佳勇：我在《当代》杂志上发表《金农的水仙》的时候，也碰到过这个问题。对于国内的文学刊物，出版社还是习惯于用字数来划分小说形式，中篇小说篇幅控制在6万字以内，长篇小说至少11万字，要成为有影响力的长篇小说则必须是20万字以上。《金农的水仙》的字数是8.5万字，处在中篇和小长篇的中段，两头不靠，我的责编很敬业，建议我扩容到11万字，变成一个小长篇。但我实在不想硬凑字数，在出单行本的时候，我和出版社商量决定就是现在这个篇幅。
小说的阅读，还是要故事“好看”，文体上的标新立异不是我所追求的。但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讨论应该读什么样的小说，或讨论什么是好小说，而是还有多少人愿意读小说。习惯文字信息传播的一代，和习惯视频影像传播的一代，是有本质差别的。说不定，以后阅读文学小说纸质书的人群，也会和收藏中国书画的人群一样，变成小众人群。受众群体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变化，一定会影响文学创作的方向，因而，还是要结合时代的变化，来评判所谓文学作品的价值。更何况，价值评定的标准，本身也是一直在变化的。
读书周刊：你喜欢用文字表达“即时的当代生活”，写美食、职场、饮食男女，都是出于对现实生活的兴趣吗？
陈佳勇：是的。人一辈子其实是很短暂的。我们小时候写作文都写过“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这样的开头，但其实，小时候的时光像织布机，得可劲地织呢，其实挺漫长的。真的是成年以后，尤其是人到中年以后，才觉得时间过得快。我对于世俗生活一直抱有“尊敬”的态度，日子么就是一天天过的，认认真真地吃一餐饭，看似不够“勤精进”，但其实这才是生活的本真状态。
我从小喜欢看历史书，也看过许多人物传记，我发现许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其实把自己的日常生活安排得很充实，也很生动。那些名字摆出来，个个都是响当当的，我看人家日子也过了，事情也做了，那才是真本事。
2023年我出版了美食随笔集《爱吃的我们没烦恼》，就是想通过写食物，来勾勒食物背后那些温暖的人情故事。小馄饨、大排面、奶油小方，这些是我们最真实的生活细节，没有理由不被珍视。现在我每个月会写一到两篇美食散文，发表在报纸上，这个写作节奏是我现在能把控的，写作时间、写作的情绪积累，都比较自然。
读书周刊：你的表达中有一些名家、名作的影子，哪些作品对你有过影响？
陈佳勇：对我影响最深的两位作家，或者应该说是思想家，就是鲁迅和克尔凯郭尔。鲁迅的著作，我是高中阶段全部读完的；克尔凯郭尔的著作，则是在大学里读的。他们作品的底色都具有一种“荒凉感”，导致我现在去看绘画作品，尤其是油画，我喜欢的那些画作也都具有一种空旷的“荒凉感”。
因为时光流逝、种种的不完美和局限性，人生的本质，也一定是“荒凉”的。但正因为你能够看到这些“荒凉”，你对人生的本质抱有这样的认知，因而对于日常生活的每一天，才会更加认真地对待，想做的事情会更加努力去做，同时又对结局抱有清醒的认识。我读鲁迅的作品、读克尔凯郭尔的作品，最大的体会就是这些。
写作不该成为一种“特权”
文学家也更应是对人生有所感知的人，只要对生活有真情实感，都可以写出有趣的文字
读书周刊：我从你的文字中，也从许多当代作家的文字中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这种底蕴对你的创作意味着什么？
陈佳勇：中国传统文化里，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传统文人书画，主要是在视觉上对我的冲击以及意境上的体会。
我曾经从事过16年影视传媒工作，影视是真正的大众文化消费，节奏快、口味重、情节强，我一度满脑子都是这些。回归到个体的时候，我常在工作之余跑到各地的美术馆看展览，跑到北京、上海的拍卖公司看预展，每当看到那些画面空旷、荒凉，意境悠远的作品，我都会停留很长时间。中国传统书法里，一些有趣味的对联作品，也是我经常关注的内容。因为喜欢，我就有意识地买了许多相关书籍，手机里也存了许多相关的图片，写小说时就写到了这些艺术品、古籍善本的内容。后来，机缘巧合到艺术行业里面去工作了，感受更加不一样了。
这些日常工作中的观察和体会，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肯定是很好的故事。而且，通过一个中国传统书画作品，探讨当代中国人的情感观念和价值观，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读书周刊：这让我想起作家王蒙的一个观点：文学是艺术的硬通货，舞蹈、美术、建筑，这都是视觉的艺术。但是如果你想说明白它们，你需要用语言、你需要有一个说明书……传统艺术与文学创作的关系，于你来说是怎样的？
陈佳勇：在我的理解中，这段话的核心还是围绕着“人”的，语言、文字、各种艺术形式，表达的主体永远是人。即便是建筑，在建造的工艺上，讲究的是技术，但在建造的形式上，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人的审美，包括人怎么去看待空间的使用，这也是人的价值观和审美的延伸。无论是文学、绘画，还是舞蹈、建筑，如果一眼看过去就觉得很难看，那一定是创作者缺失了趣味，至少他内心里没把“有趣”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看待。
读书周刊：你的写作也是为了“有趣”吧。
陈佳勇：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时光片段里，我的成长经历告诉我，写作能力可能是一种天赋，但写作这件事情本身，不应该成为一种“特权”。只要你对生活抱有热情，你对生活里的各种细节观察得足够细致，而你恰好喜欢表达，愿意表达，那你就应该有“表达的途径”。
写作是一种表达方式，表达的工具是文字，我看现在各种层出不穷的短视频，有许多创意很好的内容，这其实就是当代的大众表达方式，表达的工具就是影像。两相比较，我真正担心的是，一般意义上的作家，他的文学作品究竟还能有多大的影响力？不能因为它是用文字记录的，就一定认为它比影像记录得更高级、更有生命力，这个是说不通的。
我经常劝别人写作，写作不是一种特权，文学家也不仅仅指科班出身的专业人士，而更应是对人生有所感知的人，不管你是律师、医生，还是教师，只要对生活有真情实感，都可以写出有趣的文字。
打磨作品的“都市气质”
不能狭隘地将一百年前的“都市”概念，简单地平移到现在的“都市”实景上来，那是对于“都市”的误读
读书周刊：近些年来，以上海为背景、为主体的文学作品并不太多，这也是《繁花》《千里江山图》等作品广受欢迎的原因之一，造成这类作品缺乏的原因何在？
陈佳勇：我是上海人，生活工作在上海这座城市，因为大学读的是中文系，在晚清的世情小说里，我就读到了关于上海城市形象的文学表达。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例如“新感觉派小说”，也是我读大学时专门研究过的题目，里面涉及的上海城市形象也是十分丰富的。
具体到文学创作上，这些年其实有许多新生代、更年轻的写作者开始崭露头角，他们具有更开阔的视野，应该会在不久的将来，诞生出许多符合新时代上海都市气质的文学作品。但这些作品，不一定是我们传统观念上的那种“上海故事”，可能切入点会更小，聚焦个体命运的细节会更多。与文学创作相匹配的，其实还有文学批评，这个上海也是有基础的，关键是把专业的人聚合起来。
我个人觉得，文学作品“都市气质”的内核，应该是具有工商业文明特征的，比如契约精神、讲究逻辑，但不能狭隘地将一百年前的“都市”概念，简单地平移到现在的“都市”实景上来，那是对于“都市”的误读。
读书周刊：短视频时代、碎片化阅读时代，读者的欣赏水平是否也是“不进则退”的？对于创作者来说，如何面对这种趋势？
陈佳勇：同时代的作家和读者，都是生活在同一个时空维度里的，如果我们觉得读者的欣赏水平“不进则退”，凭什么就一定认为创作者的水准始终保持在高位呢？我有时候看到一种观点，说纸质阅读的人数在下降，说严肃文学没人关注了，大家的时间都被其他文化消费形态侵占了。但是，那些在创作之初就认真投入、精心打磨的作品，依旧是有市场的。真正被淘汰和忽略的，是那些低质量的内容供给。印刷在纸质书刊上的文字，和存储在云服务器上的文字，区分优劣的唯一标准应该是文字表达的精神内核，而不是它们依存的介质。
创作者还是要回归到创作的本真状态。倘若你对世间冷暖的观察和体会，没有独到之处，甚至连最基本的坦诚都做不到，这种作品肯定是没有价值的。
4月28日，曲江文旅发布2024年第一季度财报。报告显示，曲江文旅2024年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4.01亿元，同比增长22.7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11.51万元，同比大幅减少76.8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706.91万 自4月15日起，携程推出首个“上海入境免费半日游”项目，通过向中转上海的国际旅客提供免费半日游产品，不仅提供免费交通接送及外文向导讲解，还提供外币兑换及免费上网服务等。 4月29日，黄山旅游发布2024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黄山旅游2024年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3.36亿元，同比下降0.4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549.99万元，同比下降60.51%。黄山景区累计接待进山游客82.72万人，较去年同 5月5日，途牛旅游网发布《2024五一出游消费盘点》。《报告》数据显示，“五一”假期，一线、新一线城市用户的出游热情更高，出游人次占比达69%，北京、上海、南京、成都、广州、天津、杭州、深圳、武汉、重庆等城市位居“2 近日，郑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郑州市财政局联合印发了《郑州市加快推进文旅文创高质量发展实施细则(试行)》。 细则显示：组织招徕来郑旅游的国内包机团队，游客上座率60%以上且不少于100人，在郑游览1个以上收费景 近日，桂林市召开A级旅游景区服务质量警示教育工作会议，提出聚焦问题难点，全面实施景区焕新工程，推动全市A级旅游景区高质量发展。 会议提出，要认真梳理去年对全市A级旅游景区“全覆盖”明察暗访时发现的问题和去年 。本文链接：让“有趣的文字”回归创作本身http://www.sushuapos.com/show-6-1562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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