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来自德国作家尤迪特·海尔曼。
德国当代文学代表作家海尔曼代表作。在北方海岸的寂静中，她以冷静而节制的笔触，书写人生中途的一年，以及对自由、归属与未竟之愿的追寻。
尤迪特·海尔曼，1970年生于柏林，1998年出版首部作品《夏屋，以后》一举成名，之后出版有《除了幽灵，别无他物》《爱丽丝》《所有爱的开始》等。海尔曼擅长描绘孤独、微妙的人际关系和女性心理，是德国当代文学的重要代表。
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一个女人抛弃了以前的生活，搬到北方的海边小屋独居。她给忧心世界毁灭的前夫写信，与漂泊中的女儿视频通话，和他们分享自己平静琐碎的生活。
她小心翼翼地交友，尝试一段新关系，进入其他人的生活。她也想知道，年轻时没有抵达的地方究竟会有什么样的故事。
尤迪特·海尔曼精准捕捉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东西：关于家与根，关于记忆与信任，关于离开与未竟之愿。
“我觉得日子越来越慢了，慢得让人不舒服。不过这样一来人就有时间去想明白自己拥有什么，去看得更清楚。你就会知道哪些是你想要的，哪些是可以放弃的。”
它为何吸引人？
德国当代文学代表作家海尔曼代表作，荣获德国莱茵高文学奖、不来梅文学奖。被誉为德国天才女作家的尤迪特·海尔曼以极具辨识度的文风继续探索孤独、人际关系的边界，是当代德语文学的代表声音之一。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逃离，而是让内心沉淀的故事。一个女人抛弃了以前的生活，搬到北方的海边小屋独居。她与旧生活中的丈夫和女儿依然保持联系，也尝试在新世界交友、建立联系并进入他人的生活。她开始了解家与根的意味，感受自由与归属的存在。
她可以凭借强大的语感，写出感人的散文，描述人物的生活态度。那些陷于爱与惧的人们，错失了真实的生活，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人生计划惨遭失败，但往往，这些计划本身，比悲哀地经历失败这件事，更加可悲。——不来梅奖评委贝蒂娜·艾伯特
《在家》（试读）
三十年前的那个夏天，我住在西边离河很远的一个地方。我在那座中等城市的新区租了套单人公寓，平时在卷烟厂上班。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确保烟条笔直地喂入切割机，就这么简单。其实这个过程是靠机器来完成的，机器上装着传感器，传送带伴随着嗡鸣声一路经过，如果上面的烟条没摆正，机器就会自动停下来—停的一瞬间会猛地一震，就像一个人跑着跑着突然“砰”的一声撞到墙上。那台传感器经常失灵，所以我必须站在机器旁边盯着，如果烟条歪了就给它摆摆正。从七点站到十二点，然后是半小时午休时间，午休完了再接着站三小时。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望向别处。我一面出神，一面朝切割机那边看过去，烟条在里面被切割成一根根单独的香烟，成千上万根香烟从里面掉出来。供整个城市的人抽的烟。上班前抽的。饭后抽的。吵架时抽的。恋爱中和失恋后抽的。
来一根好了。
卷烟厂的工作也还好。我总是心不在焉，或者说我从没融入那个环境里。我戴着耳塞，其他人不戴，她们是那样执着于在噪声震天的车间里交谈，我因为戴着耳塞听不到她们在说什么，但是能看到她们在互相喊话。她们红光满面，脖颈上露出一条条鲜明的肌腱，看上去是那么地健美。她们会互相打手势，那些手势简短而精准，用来表示乱搞，完蛋，生气，表示一件事情的结束，或是大功告成。她们总是大笑不止，互相指着对方，拍着大腿笑个不停，一面用手背擦眼泪。她们中的大多数都很漂亮，尽管身上套着松垮肥大的罩衫，头戴磨得起了毛的纱帽，尽管车间里的温度都快把我们烤熟了。
午休时间必须互相问候“胃口好”。胃口好。在电梯里，过道里，食堂里，在排队打饭的人群里。我极不情愿开口说这三个字，有一次被他们发现了，把我叫到了工长办公室。
工长坐在他的办公桌后面，前前后后来回滑动着转椅，从头到脚打量我，他对自己看到了什么并不特别在意。他点了点头，像是明白了什么并且一直对此了然于胸似的，同时无聊地打着哈欠。
他边打哈欠边说，说“胃口好”是这儿的规矩。
我说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
他说您很清楚。
我当然清楚。我没打算待在这里，更没打算待一辈子，我就是受不了说“胃口好”这三个字。
他说，听着，这很简单，如果你不会说“胃口好”这句话那就走人。
说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规则和权力。我想了下他口中的称呼为什么突然从“您”变成了“你”，想了下办公室里的温度，这间他在里面杀时间的办公室；我们俩就那样直视着对方。
然后他放我走了。
晚上我常常一个人坐在自己五楼的阳台上。某个前任租客留下来几个花盆，里面种着我从没见过的植物。柔嫩的绿茎上开着只有火柴头那么大的小白花，我从没浇过水，但它们一直活着。阳台地面上铺着塑料草坪，放了张折叠桌和单独的一把椅子，从这里望出去可以看到通往城外的主干道和路边的加油站。
我很喜欢这景象。
加油站的蓝色灯箱，进进出出的车辆，货架上用塑料纸包着的可怜巴巴的花束，堆放在门口的袋装烧烤炭。我喜欢看人们如何从他们的车里钻出来，一面加油，一面盯着显示屏上快速翻动的数字发呆。看他们如何走进加油站大厅，翻报纸，买啤酒，巧克力和薄荷糖。我想象他们所有人都在做长途旅行，他们把车子加满油，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只是途经这里。如果你向他们问路，他们会耸耸肩说，噢，我不是这里的，我也不清楚。抱歉。
我坐在阳台唯一的那把椅子上，脚搭在桌沿，抽着从厂里弄来的烟，把烟灰弹到栏杆外，然后把烟蒂丢进可乐罐。那段时间我抽得很凶。那是个特别热的夏天，我总是穿着内衣坐在外面，一直坐到天黑。楼房里的灯光渐次亮起来，星星点点的车灯倏忽间照亮了公路。太阳消失了，余热未消。热气滞留在楼和楼之间挥之不去，和白天相比没什么变化。我习惯去加油站买冰激凌吃。我套上吊带裙趿上人字拖，带着钥匙和零钱下楼，我不坐电梯，而是从空气污浊又有些脏的楼梯间走着下去，也从不开里面的灯。外面比白天时更热了，柏油路烤得发软，所有看得到的窗户都大敞着，里面传来电视机的声音，吵架声，关门声。汽车以慢镜头般的速度缓缓驶到油泵前，人们像是在半梦半醒中给自己的车加油。加油站大厅的门是自动的，里面明亮又凉爽。
收音机总是开着。我拉开冰柜门，在敞开的冰柜前磨蹭半天，最后从里面取出一盒“莫斯科”冰激凌。只可能是“莫斯科”，从不会是别的牌子，尽管如此每次我还是会这么做，就好像我真的在犹豫不决。收银台里坐着一个女人，年龄和我现在差不多，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她在看书，只有在不得不收银的时候才极不情愿地把书撂到一边，这让我印象深刻。每晚都是同一个女人在收银，整个夏天我们没有聊过一句。
我要讲的那个晚上，收银台前面站着两个刚刚加过油的人，手里捧着一大堆薯条甘草糖香烟之类的东西。我想了一下要不要站在敞开的冰柜前等上一会儿，把半截胳膊埋进冰凉而又干燥的空气里，但最后还是合上冰柜门，走过去排队。这时，商店的自动门“嗡”的一声开了，一个年老的男人走了进来。他身穿一套考究中透着点寒伧的黑色西装，头发雪白，一张饱经沧桑的脸好似干柴，看上去像是刚刚参加完一场国葬。我用余光瞥见他从外面进来，直接排到我身后。他的两只眼睛毫不避讳地死死盯住我裸露的双肩的正中间，我能感觉到他的目光，便下意识地往前挪动了一步。过了一会儿，他碰了碰我的胳膊肘，我转回头去。
他说，您个子不高，对我来说正合适。
我能清楚地记得他的嗓音。他说话很轻，对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来说异常地清晰，同时又有点沙哑；也许还带一点南方口音。但这不是重点，我要说的是，他的话听上去并不暧昧，一点都不猥琐，只是非常地怪异，让人摸不着头脑。那时候我并不算是身材矮小的人，现在不是，当时也不是，我身高一米六七，矮吗？不。我也是这么对他说的。
他把两只手举到面前，手心向着我。一双很干净的手，上面布满了老茧。
不不，不是说您个子矮，当然不是；您不矮，您的身高很正常，但对我的绝活儿来说您的个头足够小，您的脚正合适，肩膀也不宽。我需要一位新助手，您看上去再合适不过。
他当时就是这么说的。
《在家》，来自德国作家尤迪特·海尔曼。
德国当代文学代表作家海尔曼代表作。在北方海岸的寂静中，她以冷静而节制的笔触，书写人生中途的一年，以及对自由、归属与未竟之愿的追寻。
尤迪特·海尔曼，1970年生于柏林，1998年出版首部作品《夏屋，以后》一举成名，之后出版有《除了幽灵，别无他物》《爱丽丝》《所有爱的开始》等。海尔曼擅长描绘孤独、微妙的人际关系和女性心理，是德国当代文学的重要代表。
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一个女人抛弃了以前的生活，搬到北方的海边小屋独居。她给忧心世界毁灭的前夫写信，与漂泊中的女儿视频通话，和他们分享自己平静琐碎的生活。
她小心翼翼地交友，尝试一段新关系，进入其他人的生活。她也想知道，年轻时没有抵达的地方究竟会有什么样的故事。
尤迪特·海尔曼精准捕捉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东西：关于家与根，关于记忆与信任，关于离开与未竟之愿。
“我觉得日子越来越慢了，慢得让人不舒服。不过这样一来人就有时间去想明白自己拥有什么，去看得更清楚。你就会知道哪些是你想要的，哪些是可以放弃的。”
它为何吸引人？
德国当代文学代表作家海尔曼代表作，荣获德国莱茵高文学奖、不来梅文学奖。被誉为德国天才女作家的尤迪特·海尔曼以极具辨识度的文风继续探索孤独、人际关系的边界，是当代德语文学的代表声音之一。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逃离，而是让内心沉淀的故事。一个女人抛弃了以前的生活，搬到北方的海边小屋独居。她与旧生活中的丈夫和女儿依然保持联系，也尝试在新世界交友、建立联系并进入他人的生活。她开始了解家与根的意味，感受自由与归属的存在。
她可以凭借强大的语感，写出感人的散文，描述人物的生活态度。那些陷于爱与惧的人们，错失了真实的生活，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人生计划惨遭失败，但往往，这些计划本身，比悲哀地经历失败这件事，更加可悲。——不来梅奖评委贝蒂娜·艾伯特
《在家》（试读）
三十年前的那个夏天，我住在西边离河很远的一个地方。我在那座中等城市的新区租了套单人公寓，平时在卷烟厂上班。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确保烟条笔直地喂入切割机，就这么简单。其实这个过程是靠机器来完成的，机器上装着传感器，传送带伴随着嗡鸣声一路经过，如果上面的烟条没摆正，机器就会自动停下来—停的一瞬间会猛地一震，就像一个人跑着跑着突然“砰”的一声撞到墙上。那台传感器经常失灵，所以我必须站在机器旁边盯着，如果烟条歪了就给它摆摆正。从七点站到十二点，然后是半小时午休时间，午休完了再接着站三小时。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望向别处。我一面出神，一面朝切割机那边看过去，烟条在里面被切割成一根根单独的香烟，成千上万根香烟从里面掉出来。供整个城市的人抽的烟。上班前抽的。饭后抽的。吵架时抽的。恋爱中和失恋后抽的。
来一根好了。
卷烟厂的工作也还好。我总是心不在焉，或者说我从没融入那个环境里。我戴着耳塞，其他人不戴，她们是那样执着于在噪声震天的车间里交谈，我因为戴着耳塞听不到她们在说什么，但是能看到她们在互相喊话。她们红光满面，脖颈上露出一条条鲜明的肌腱，看上去是那么地健美。她们会互相打手势，那些手势简短而精准，用来表示乱搞，完蛋，生气，表示一件事情的结束，或是大功告成。她们总是大笑不止，互相指着对方，拍着大腿笑个不停，一面用手背擦眼泪。她们中的大多数都很漂亮，尽管身上套着松垮肥大的罩衫，头戴磨得起了毛的纱帽，尽管车间里的温度都快把我们烤熟了。
午休时间必须互相问候“胃口好”。胃口好。在电梯里，过道里，食堂里，在排队打饭的人群里。我极不情愿开口说这三个字，有一次被他们发现了，把我叫到了工长办公室。
工长坐在他的办公桌后面，前前后后来回滑动着转椅，从头到脚打量我，他对自己看到了什么并不特别在意。他点了点头，像是明白了什么并且一直对此了然于胸似的，同时无聊地打着哈欠。
他边打哈欠边说，说“胃口好”是这儿的规矩。
我说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
他说您很清楚。
我当然清楚。我没打算待在这里，更没打算待一辈子，我就是受不了说“胃口好”这三个字。
他说，听着，这很简单，如果你不会说“胃口好”这句话那就走人。
说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规则和权力。我想了下他口中的称呼为什么突然从“您”变成了“你”，想了下办公室里的温度，这间他在里面杀时间的办公室；我们俩就那样直视着对方。
然后他放我走了。
晚上我常常一个人坐在自己五楼的阳台上。某个前任租客留下来几个花盆，里面种着我从没见过的植物。柔嫩的绿茎上开着只有火柴头那么大的小白花，我从没浇过水，但它们一直活着。阳台地面上铺着塑料草坪，放了张折叠桌和单独的一把椅子，从这里望出去可以看到通往城外的主干道和路边的加油站。
我很喜欢这景象。
加油站的蓝色灯箱，进进出出的车辆，货架上用塑料纸包着的可怜巴巴的花束，堆放在门口的袋装烧烤炭。我喜欢看人们如何从他们的车里钻出来，一面加油，一面盯着显示屏上快速翻动的数字发呆。看他们如何走进加油站大厅，翻报纸，买啤酒，巧克力和薄荷糖。我想象他们所有人都在做长途旅行，他们把车子加满油，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只是途经这里。如果你向他们问路，他们会耸耸肩说，噢，我不是这里的，我也不清楚。抱歉。
我坐在阳台唯一的那把椅子上，脚搭在桌沿，抽着从厂里弄来的烟，把烟灰弹到栏杆外，然后把烟蒂丢进可乐罐。那段时间我抽得很凶。那是个特别热的夏天，我总是穿着内衣坐在外面，一直坐到天黑。楼房里的灯光渐次亮起来，星星点点的车灯倏忽间照亮了公路。太阳消失了，余热未消。热气滞留在楼和楼之间挥之不去，和白天相比没什么变化。我习惯去加油站买冰激凌吃。我套上吊带裙趿上人字拖，带着钥匙和零钱下楼，我不坐电梯，而是从空气污浊又有些脏的楼梯间走着下去，也从不开里面的灯。外面比白天时更热了，柏油路烤得发软，所有看得到的窗户都大敞着，里面传来电视机的声音，吵架声，关门声。汽车以慢镜头般的速度缓缓驶到油泵前，人们像是在半梦半醒中给自己的车加油。加油站大厅的门是自动的，里面明亮又凉爽。
收音机总是开着。我拉开冰柜门，在敞开的冰柜前磨蹭半天，最后从里面取出一盒“莫斯科”冰激凌。只可能是“莫斯科”，从不会是别的牌子，尽管如此每次我还是会这么做，就好像我真的在犹豫不决。收银台里坐着一个女人，年龄和我现在差不多，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她在看书，只有在不得不收银的时候才极不情愿地把书撂到一边，这让我印象深刻。每晚都是同一个女人在收银，整个夏天我们没有聊过一句。
我要讲的那个晚上，收银台前面站着两个刚刚加过油的人，手里捧着一大堆薯条甘草糖香烟之类的东西。我想了一下要不要站在敞开的冰柜前等上一会儿，把半截胳膊埋进冰凉而又干燥的空气里，但最后还是合上冰柜门，走过去排队。这时，商店的自动门“嗡”的一声开了，一个年老的男人走了进来。他身穿一套考究中透着点寒伧的黑色西装，头发雪白，一张饱经沧桑的脸好似干柴，看上去像是刚刚参加完一场国葬。我用余光瞥见他从外面进来，直接排到我身后。他的两只眼睛毫不避讳地死死盯住我裸露的双肩的正中间，我能感觉到他的目光，便下意识地往前挪动了一步。过了一会儿，他碰了碰我的胳膊肘，我转回头去。
他说，您个子不高，对我来说正合适。
我能清楚地记得他的嗓音。他说话很轻，对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来说异常地清晰，同时又有点沙哑；也许还带一点南方口音。但这不是重点，我要说的是，他的话听上去并不暧昧，一点都不猥琐，只是非常地怪异，让人摸不着头脑。那时候我并不算是身材矮小的人，现在不是，当时也不是，我身高一米六七，矮吗？不。我也是这么对他说的。
他把两只手举到面前，手心向着我。一双很干净的手，上面布满了老茧。
不不，不是说您个子矮，当然不是；您不矮，您的身高很正常，但对我的绝活儿来说您的个头足够小，您的脚正合适，肩膀也不宽。我需要一位新助手，您看上去再合适不过。
他当时就是这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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