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条》乃是用情节剧来重新诠释法律条文，如果把握失当，可能会落入一个尴尬的境地：比电视专题片生动，但比故事片苍白生硬。
从最终效果来看，影片在走钢丝的状态中，有遗憾之处，但总体取得了相对的平衡。它通过三个有情绪感染力和生活真实性的故事，将“正当防卫”这一复杂的法律概念变得真切可感、贴地飞行，从而有力地凸显了法条背后的人性和情感，又在细微处折射了社会的真实面貌，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朴素真挚的渴望。
三个案件的“互文”勾勒出人物弧光
虽然肩负了“普法”的重任，但影片在情节层面依然足够用心，选择了三个案件来完成对主题有情感力度的论证过程：张贵生见义勇为却被判故意伤害罪，获刑三年，心中不服，坚持上访，最后在车祸中丧生；王永强在被恶霸刘文经欺凌、伤害、威胁之后，手持剪刀愤起反抗，刘文经重伤不治之后，刘家人坚持要杀人偿命；检察官韩明的儿子韩雨辰看到张科校园霸凌之后挺身而出，却被张科的父亲报警立案，眼看就要耽误前途。
三个案件涉及不同的家庭，从而具有了一种广阔的社会辐射面，使主题产生一定的现实普遍性，能引起更多观众的切肤感受和深层思考。影片还在三个案件之间建立了一种巧妙的内在联系，有力地推动了情节发展，完成了主题表达：张贵生案属于“过去完成式”，王永强案是“现在进行时”的中段，韩雨辰案是“现在进行时”的早期阶段。从互文的角度来说，三个案件可以视为一个案件的三个阶段，我们可以在每个案件中，借由其它案件作为镜像，看到它的起因、发展以及后果。
这三个案件都由韩明经手，或者与他利益攸关。这样，三个案件又可以对韩明产生累积性或者交叉性的情绪作用，他会在手头的案件中，借助过往案件预料各种后果，也会在回顾自己办结的案件时，因现实的此情此景，设想当年案件起诉时是否有更多的可能性。
影片的情节主线是王永强案的审理，这个案件极为复杂，也极为特殊，涉及了农村治理、打击农村黑恶势力、残障人士保护等议题。在案件的起诉阶段，影片细致地呈现了检察院内部因不同的办案思路、对法条的迥异理解，而产生的分歧与矛盾。主检察官韩明本来可以按照习惯和传统，直接以故意杀人罪起诉王永强，但是，因为有张贵生案的后果摆在他面前，有他自己遭遇的韩雨辰案的焦头烂额，他开始重新理解“正当防卫”的要义，并反思此前判例的机械教条和简单粗暴。
从人物塑造的真实性出发，如果影片让韩明化身为“正义使者”，用一种天然的悲天悯人情怀，为王永强挺身而出，积极抗衡外界的压力，成为一名不屈不挠的斗士，固然热血，却容易因高调而显得虚假。当韩明因张贵生案产生了负罪心理，又有自己儿子深陷类似案件中的切肤之痛，他才能对王永强一家人的处境感同身受，从而推动他完成对于法律条文的重新解读，甚至愿意以一己之力，去推翻既有判例，为王永强真正实现法律层面的公平正义，并彰显枯燥的法律条文背后的温度与人情。这样的人物，并没有站在道德制高点，而是通过一次次“道德进阶”来丰满人物的塑造，从而最大程度地引起观众的情绪共鸣。
影片在韩明身上勾勒了令人感动的“弧光”，他从一个循规蹈矩遵从法律条文规定的检察官，开始对法律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对法律的性质与目的，有了更具人情味的洞察力。人物形象显得亲切感人，心理转变的轨迹也清晰可见，相关“激励事件”扎实动人，观众也在对人物的认同心理中顺应了影片的价值导向引领。
情感叙事饱满但喜剧表达欠缺
影片善于在特定的伦理情境中营造饱满的情绪氛围，并通过相当篇幅的情感渲染，对观众完成了更为深沉的内心触动和思想震撼。
演员表情中的拘谨、紧张，放大了张贵生刑满释放之后的落魄与不甘，令人心生怜悯。尤其张贵生死于车祸之后，他未成年的女儿因痛苦和自责，极力克制着自己的眼泪，同样令人动容。这些情境，无疑对韩明形成了极大的道德压力，对于观众而言则是一次强烈的情感刺激。尤其在王永强案件中，影片在角色设置上，一边安排了刘文经这个邪恶残忍的村霸形象，而在另一边将王永强的妻子郝秀萍和女儿娟娟设定为聋哑人；情节上，郝秀萍长期遭受刘文经欺凌甚至被逼从高楼跳下、娟娟又遭绑架等等，这都是一颗颗催泪炸弹，令观众在愤懑、同情中情难自已。
通过饱满的情感叙事，这些遭受伤害却未能得到法律有效保护的当事人，让韩明再不可能无动于衷，他意识到，正确的事都有代价，但有代价也必须去做。在见证了张贵生的遭遇之后，韩明意识到，检察官“办的不是案子，是一个人的人生”。在处理王永强案和自己儿子的案子时，韩明进一步意识到，法律从来不是冰冷的条文，它是天理、国法，但也有人情。如果法律不能满足老百姓对于公平正义的期待，那这样的法律既无能，又冷漠。
影片立意高远，理应在一种严肃的氛围中，让观众看到受害者的无助，看到正义伸张的艰难，进而阐明重新定义“正当防卫”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然而，置于春节档“合家欢”的背景下，影片又需要安插相当比例“喜剧”桥段，而这部分内容，主要被安排在了韩明的家庭内部。如何让严肃深刻议题不被喜剧元素干扰、稀释，如何让浓烈饱满的悲情叙事不被喜剧元素截断、转向，都考验着主创的艺术功力。
在完成喜剧性这项考题时，主创提供的一些密集对话显得意义稀薄。例如，关于韩明与吕玲玲是大学时恋人的事实，妻子李茂娟醋意大发，多次发飙。关于如何处理韩雨辰的道歉事宜，夫妻两人也爆发了多次的争吵。这些小品化的争吵场景对于情节发展并无助力，对于主题表达更是毫无必要。
“普法”或者说是“司法题材”这样厚重题材的电影能否与“喜剧性”“通俗性”兼容？其实张艺谋早前的《秋菊打官司》一定程度上就给出了答案。喜剧性不一定是要靠抖包袱的台词实现，它也可以从捕捉并凝练现实生活中的荒诞景观，人物的矛盾性与复杂性等等方式实现，从而也就叩问出更深刻的命题。从这一点上来说，《第二十条》在内容和形式之间似乎产生了割裂和龃龉，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作者：龚金平 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教授
《第二十条》乃是用情节剧来重新诠释法律条文，如果把握失当，可能会落入一个尴尬的境地：比电视专题片生动，但比故事片苍白生硬。
从最终效果来看，影片在走钢丝的状态中，有遗憾之处，但总体取得了相对的平衡。它通过三个有情绪感染力和生活真实性的故事，将“正当防卫”这一复杂的法律概念变得真切可感、贴地飞行，从而有力地凸显了法条背后的人性和情感，又在细微处折射了社会的真实面貌，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朴素真挚的渴望。
三个案件的“互文”勾勒出人物弧光
虽然肩负了“普法”的重任，但影片在情节层面依然足够用心，选择了三个案件来完成对主题有情感力度的论证过程：张贵生见义勇为却被判故意伤害罪，获刑三年，心中不服，坚持上访，最后在车祸中丧生；王永强在被恶霸刘文经欺凌、伤害、威胁之后，手持剪刀愤起反抗，刘文经重伤不治之后，刘家人坚持要杀人偿命；检察官韩明的儿子韩雨辰看到张科校园霸凌之后挺身而出，却被张科的父亲报警立案，眼看就要耽误前途。
三个案件涉及不同的家庭，从而具有了一种广阔的社会辐射面，使主题产生一定的现实普遍性，能引起更多观众的切肤感受和深层思考。影片还在三个案件之间建立了一种巧妙的内在联系，有力地推动了情节发展，完成了主题表达：张贵生案属于“过去完成式”，王永强案是“现在进行时”的中段，韩雨辰案是“现在进行时”的早期阶段。从互文的角度来说，三个案件可以视为一个案件的三个阶段，我们可以在每个案件中，借由其它案件作为镜像，看到它的起因、发展以及后果。
这三个案件都由韩明经手，或者与他利益攸关。这样，三个案件又可以对韩明产生累积性或者交叉性的情绪作用，他会在手头的案件中，借助过往案件预料各种后果，也会在回顾自己办结的案件时，因现实的此情此景，设想当年案件起诉时是否有更多的可能性。
影片的情节主线是王永强案的审理，这个案件极为复杂，也极为特殊，涉及了农村治理、打击农村黑恶势力、残障人士保护等议题。在案件的起诉阶段，影片细致地呈现了检察院内部因不同的办案思路、对法条的迥异理解，而产生的分歧与矛盾。主检察官韩明本来可以按照习惯和传统，直接以故意杀人罪起诉王永强，但是，因为有张贵生案的后果摆在他面前，有他自己遭遇的韩雨辰案的焦头烂额，他开始重新理解“正当防卫”的要义，并反思此前判例的机械教条和简单粗暴。
从人物塑造的真实性出发，如果影片让韩明化身为“正义使者”，用一种天然的悲天悯人情怀，为王永强挺身而出，积极抗衡外界的压力，成为一名不屈不挠的斗士，固然热血，却容易因高调而显得虚假。当韩明因张贵生案产生了负罪心理，又有自己儿子深陷类似案件中的切肤之痛，他才能对王永强一家人的处境感同身受，从而推动他完成对于法律条文的重新解读，甚至愿意以一己之力，去推翻既有判例，为王永强真正实现法律层面的公平正义，并彰显枯燥的法律条文背后的温度与人情。这样的人物，并没有站在道德制高点，而是通过一次次“道德进阶”来丰满人物的塑造，从而最大程度地引起观众的情绪共鸣。
影片在韩明身上勾勒了令人感动的“弧光”，他从一个循规蹈矩遵从法律条文规定的检察官，开始对法律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对法律的性质与目的，有了更具人情味的洞察力。人物形象显得亲切感人，心理转变的轨迹也清晰可见，相关“激励事件”扎实动人，观众也在对人物的认同心理中顺应了影片的价值导向引领。
情感叙事饱满但喜剧表达欠缺
影片善于在特定的伦理情境中营造饱满的情绪氛围，并通过相当篇幅的情感渲染，对观众完成了更为深沉的内心触动和思想震撼。
演员表情中的拘谨、紧张，放大了张贵生刑满释放之后的落魄与不甘，令人心生怜悯。尤其张贵生死于车祸之后，他未成年的女儿因痛苦和自责，极力克制着自己的眼泪，同样令人动容。这些情境，无疑对韩明形成了极大的道德压力，对于观众而言则是一次强烈的情感刺激。尤其在王永强案件中，影片在角色设置上，一边安排了刘文经这个邪恶残忍的村霸形象，而在另一边将王永强的妻子郝秀萍和女儿娟娟设定为聋哑人；情节上，郝秀萍长期遭受刘文经欺凌甚至被逼从高楼跳下、娟娟又遭绑架等等，这都是一颗颗催泪炸弹，令观众在愤懑、同情中情难自已。
通过饱满的情感叙事，这些遭受伤害却未能得到法律有效保护的当事人，让韩明再不可能无动于衷，他意识到，正确的事都有代价，但有代价也必须去做。在见证了张贵生的遭遇之后，韩明意识到，检察官“办的不是案子，是一个人的人生”。在处理王永强案和自己儿子的案子时，韩明进一步意识到，法律从来不是冰冷的条文，它是天理、国法，但也有人情。如果法律不能满足老百姓对于公平正义的期待，那这样的法律既无能，又冷漠。
影片立意高远，理应在一种严肃的氛围中，让观众看到受害者的无助，看到正义伸张的艰难，进而阐明重新定义“正当防卫”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然而，置于春节档“合家欢”的背景下，影片又需要安插相当比例“喜剧”桥段，而这部分内容，主要被安排在了韩明的家庭内部。如何让严肃深刻议题不被喜剧元素干扰、稀释，如何让浓烈饱满的悲情叙事不被喜剧元素截断、转向，都考验着主创的艺术功力。
在完成喜剧性这项考题时，主创提供的一些密集对话显得意义稀薄。例如，关于韩明与吕玲玲是大学时恋人的事实，妻子李茂娟醋意大发，多次发飙。关于如何处理韩雨辰的道歉事宜，夫妻两人也爆发了多次的争吵。这些小品化的争吵场景对于情节发展并无助力，对于主题表达更是毫无必要。
“普法”或者说是“司法题材”这样厚重题材的电影能否与“喜剧性”“通俗性”兼容？其实张艺谋早前的《秋菊打官司》一定程度上就给出了答案。喜剧性不一定是要靠抖包袱的台词实现，它也可以从捕捉并凝练现实生活中的荒诞景观，人物的矛盾性与复杂性等等方式实现，从而也就叩问出更深刻的命题。从这一点上来说，《第二十条》在内容和形式之间似乎产生了割裂和龃龉，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作者：龚金平 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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