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列出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几位诗人，无论标准如何，杜甫（712—770年）无疑都会入选。因为他是“诗圣”，他的人文情怀与悲悯之心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那么，杜甫是如何成为杜甫的？对于杜甫的前半生，我们似乎还比较陌生。
这或许是在今天，王炳文还要写《杜甫的历史图景：盛世》这样一本“杜甫传”的原因。
正如张国刚在本书序言中所说的：“作者下笔的重点不是杜甫的游历，而是杜甫的时代；不是杜甫的生活，而是为什么会出现杜甫，杜甫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生轨迹。”本文摘自《杜甫的历史图景：盛世》，有删节。
辨认“旧乡”成为一种困扰
关于杜甫的家世，最具代表性的当数《旧唐书·文苑传》里的说法：“本襄阳人，后徙河南巩县。”此论影响至深。不过，当我们将杜家代际变迁放置于长时段历史中进行观察，会发现这个说法其实存在很大的片面性。
北周时的杜叔毗生有五子，杜甫这一支，是杜叔毗的第四子杜鱼石之后，世系传承为“杜鱼石—杜依艺—杜审言—杜闲—杜甫”。
从隋末（7世纪10年代）杜鱼石任职河内郡，到武周中期（7世纪90年代）杜审言的子女全部出生，杜家已在东都附近繁衍生息近一个世纪。在圣历元年（698年）杜审言贬谪吉州之前，杜家在东都有着稳定的生活。这个时候，杜闲等年纪稍长的孩子已经成长为十多岁的少年，他们心中深深种下了对于东都故乡的认同。《旧唐书》“本襄阳人，后徙河南巩县”的说法，其实就是对杜家7世纪居住状态的一种局部描述。随着入唐第四、第五代人物杜闲及杜甫长大成人，这种说法成为杜家的常识，却也逐步与现实情形背离，因为从武周末年开始，杜家已经不断向京师发展，在长安营田置宅。到了8世纪中叶，杜家恐怕已经很难被视为洛阳人了。
因此，如果以6—8世纪近三百年的长时段来观察，会发现杜家的祖居地，或说“旧乡”，其实一直在缓慢变迁。其中公元6世纪的北周和隋代，是杜家从襄阳向北迁移的过渡期，杜叔毗及其长子杜廉卿等人还可以说是襄阳人。从隋朝末年到武周中后期的整个7世纪，杜家的家族主体已经转移到了黄河两岸的怀州和洛阳，并在洛阳生根发芽。对于杜鱼石、杜依艺、杜审言、杜闲先后四代人来说，他们已经是地道的洛阳人氏了。而从武周后期开始，杜家逐步向长安迁徙，在万年县的杜陵站稳脚跟。
对于杜甫而言，辨认“旧乡”成为一件让他略感困扰的事。一方面，他的祖父杜审言、父亲杜闲都葬在洛阳以东的杜氏大茔，他也在服完父丧后重整偃师祖宅，按说这里才是他的祖居地。然而另一方面，随着杜审言以降三代人在京师的经营，杜家依托宗族关系，在杜陵建立起全新的居住区域。相较于襄阳，京兆本就是杜氏更为古老的郡望。职此之故，杜甫心中的故乡颇为含混。在他的诗中，我们能看到“春风回首仲宣楼”（《将赴荆南寄别李剑州》）、“便下襄阳向洛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这样对襄阳和洛阳的感怀，但更多时候，却是“西归到咸阳”（《壮游》）、“故国平居有所思”（《秋兴八首·其四》）这样对长安生活的认可。在给玄宗的《进封西岳赋表》中，他明确自称“臣本杜陵诸生”，这也最清楚地诠释了他所谓的“中岁贡旧乡”（《壮游》）其实是指由京兆府擢选为乡贡进士。
从家庭关系审视中古士族
杜甫出自京兆杜氏，他的身上具有中古士族的普遍特征。杜甫与李义、狄博济诸人叙旧，在盛赞“神尧十八子”（《别李义》）及“狄公执政在末年”（《寄狄明府》）的同时，每每不忘以“子建文笔壮”或“在汝更用文章为”诸语称道其学术，充分体现出家学礼法在士族中的崇高地位。他用“代北有豪鹰，生子毛尽赤”（《送李校书二十六韵》）夸奖李氏一门，以“我之曾老姑，尔之高祖母”（《送重表侄王砅评事使南海》）梳理与王砅一家的亲缘关系，足见中古士族对于谱系传承与郡望姻亲的矜耀重视。至于他早年“立登要路津”的自我期许，“致君尧舜上”（《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政治理想，献赋获得出身后“家声庶已存”（《奉留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的如释重负，以及困居夔州仍然看重的“画省香炉违伏枕”（《秋兴八首·其二》），则是其仕宦追求的真实写照。凡此种种，反映了杜甫身上的士族属性，这方面的研究已经相当细致。
不过，无论是整体探讨还是个案分析，对中古士族的研究大体不出家族范畴。但社会终归是由一个个细致而微的家庭构成。
诚然，士族推崇郡望，重视姻亲，但这些伦理与亲缘因素，其实是建立在家庭经济之上的。历史学者们借鉴了韦伯的三位一体分层理论，从中古士族社会中析出了身份、财富、权力三种要素，在陈寅恪归纳的士族属性中引入了经济维度，使我们对中古社会的认识进一步深入。杜家在6—8世纪的迁徙路线，可梳理为“襄阳—怀州—洛阳巩县—洛阳偃师—长安杜陵”。伴随着这一过程，杜家的居住地实际上在不断优化，由汉水流域迁往黄河两岸，一步步接近洛阳，最终向西在长安扎根。这是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不断趋利的家族迁徙过程。“京兆杜氏”的自我介绍，流露出杜家对京师居民身份的重视，只不过这种心态披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外衣。
套用托尔斯泰的名言，可以说，士家大族的情况总体类似，具体的家庭却各自不同。因此，当我们摆脱郡望等士族研究的束缚，将杜家的百年变迁析分为一个接一个的核心家庭时，会发现很多问题都浮现出需要进一步解决的可能性。杜家的代际传递、家产析分、内部张力、女性形象，都在这种视角转换中变得清晰而立体。这些问题不能说迎刃而解，但至少不再遮遮掩掩。
“诗史”为“历史记录者”
与汗牛充栋的笺校著作相比，现代史学意义上的杜甫传记不算太多。1952年，洪业出版了专著《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对杜甫一生做出系统的叙述与考证。书分两册，上册为传记正文，下册为注释附录。同一年，冯至也出版了《杜甫传》，篇幅小于洪氏作品，但在国内影响甚久。1971年，郭沫若出版了他最后一部专著《李白与杜甫》，虽为专论，实则涵盖了杜甫一生，从史学角度提出很多新见解。1982年和1988年，陈贻焮先后出版了《杜甫评传》上卷和中、下卷，篇幅上远超洪、冯二人著作，在史实考证与诗篇分析上都很细致。1993年，莫砺锋出版了《杜甫评传》，史证较少，重文艺批评与评价。上述传记使我们对于杜甫个人经历与时代背景的理解，较传统的年谱更为深入和立体。不过，已有的杜甫传记在关注重点和谋篇布局上，仍然带有很强的年谱印记。与一般历史人物的传记相比，杜甫的少年和青年时代尤其显得空白。着墨最多的部分，大致是在杜甫中年以后。此外，安史之乱在杜甫生命历程中被赋予了过多的历史意义。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杜甫遗留下来的诗作特点有直接关系。我们知道，目前存世的杜诗大约有一千五百首，这些诗作在年代分布上，呈现出典型的指数增长特征。如果再将诗作的字数考虑进来，则我们今天看到的绝大部分杜诗，其实是中年以后杜甫的人生记录，以及集中于夔州等地的暮年回忆。在天宝后期进呈玄宗的奏表中，杜甫自述“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余篇”（《进雕赋表》），而现存杜甫此前的诗作不过百余首。换句话说，仅天宝以前杜甫散佚的诗作便有上千篇，对探求早年杜甫的生命历程而言，这无疑是巨大的缺憾。
杜甫的“诗史”之名由来已久。编成于9世纪下半叶的《本事诗》，对于杜甫有如下记载：“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诗史”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杜甫作为历史参与者，给后世提供了他所独见的原始史料。“诗史”与“诗仙”“诗佛”等称呼一样，被界定的核心都是后一个字，这里的“史”不是历史，而是史官、史家，用今天的话讲，叫“历史记录者”。《公羊传》说：“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抛开经学而论，所见、所闻、所传闻其实是对历史记载的一种分类方法，即历史学界所谓的原始史料和转述史料，其背后则是当前史料批判所谓的撰述意图。威廉·狄尔泰（1833—1911年）认为，“一个人对自己的生命加以把握和解释的过程，是在一个由各个阶段组成的漫长的系列之中发生的”“归根结底，自传可以扩展成为对于历史的某种描绘”。这种描绘虽然是有限的，却足以通过个体与世界的经验关系而充满意义。
杜甫以亲历者的身份，用存世的一千五百首诗歌记录了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并成功地将其贯穿于自己的生命历程之中，最终构成了一部狄尔泰眼中标准的自传。借助丰富的个体经验，他的生命史与8世纪中叶的唐朝历史激荡交融，释放出超乎想象的能量。这恐怕才是“诗史”的真正可贵之处。
如果要列出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几位诗人，无论标准如何，杜甫（712—770年）无疑都会入选。因为他是“诗圣”，他的人文情怀与悲悯之心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那么，杜甫是如何成为杜甫的？对于杜甫的前半生，我们似乎还比较陌生。
这或许是在今天，王炳文还要写《杜甫的历史图景：盛世》这样一本“杜甫传”的原因。
正如张国刚在本书序言中所说的：“作者下笔的重点不是杜甫的游历，而是杜甫的时代；不是杜甫的生活，而是为什么会出现杜甫，杜甫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生轨迹。”本文摘自《杜甫的历史图景：盛世》，有删节。
辨认“旧乡”成为一种困扰
关于杜甫的家世，最具代表性的当数《旧唐书·文苑传》里的说法：“本襄阳人，后徙河南巩县。”此论影响至深。不过，当我们将杜家代际变迁放置于长时段历史中进行观察，会发现这个说法其实存在很大的片面性。
北周时的杜叔毗生有五子，杜甫这一支，是杜叔毗的第四子杜鱼石之后，世系传承为“杜鱼石—杜依艺—杜审言—杜闲—杜甫”。
从隋末（7世纪10年代）杜鱼石任职河内郡，到武周中期（7世纪90年代）杜审言的子女全部出生，杜家已在东都附近繁衍生息近一个世纪。在圣历元年（698年）杜审言贬谪吉州之前，杜家在东都有着稳定的生活。这个时候，杜闲等年纪稍长的孩子已经成长为十多岁的少年，他们心中深深种下了对于东都故乡的认同。《旧唐书》“本襄阳人，后徙河南巩县”的说法，其实就是对杜家7世纪居住状态的一种局部描述。随着入唐第四、第五代人物杜闲及杜甫长大成人，这种说法成为杜家的常识，却也逐步与现实情形背离，因为从武周末年开始，杜家已经不断向京师发展，在长安营田置宅。到了8世纪中叶，杜家恐怕已经很难被视为洛阳人了。
因此，如果以6—8世纪近三百年的长时段来观察，会发现杜家的祖居地，或说“旧乡”，其实一直在缓慢变迁。其中公元6世纪的北周和隋代，是杜家从襄阳向北迁移的过渡期，杜叔毗及其长子杜廉卿等人还可以说是襄阳人。从隋朝末年到武周中后期的整个7世纪，杜家的家族主体已经转移到了黄河两岸的怀州和洛阳，并在洛阳生根发芽。对于杜鱼石、杜依艺、杜审言、杜闲先后四代人来说，他们已经是地道的洛阳人氏了。而从武周后期开始，杜家逐步向长安迁徙，在万年县的杜陵站稳脚跟。
对于杜甫而言，辨认“旧乡”成为一件让他略感困扰的事。一方面，他的祖父杜审言、父亲杜闲都葬在洛阳以东的杜氏大茔，他也在服完父丧后重整偃师祖宅，按说这里才是他的祖居地。然而另一方面，随着杜审言以降三代人在京师的经营，杜家依托宗族关系，在杜陵建立起全新的居住区域。相较于襄阳，京兆本就是杜氏更为古老的郡望。职此之故，杜甫心中的故乡颇为含混。在他的诗中，我们能看到“春风回首仲宣楼”（《将赴荆南寄别李剑州》）、“便下襄阳向洛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这样对襄阳和洛阳的感怀，但更多时候，却是“西归到咸阳”（《壮游》）、“故国平居有所思”（《秋兴八首·其四》）这样对长安生活的认可。在给玄宗的《进封西岳赋表》中，他明确自称“臣本杜陵诸生”，这也最清楚地诠释了他所谓的“中岁贡旧乡”（《壮游》）其实是指由京兆府擢选为乡贡进士。
从家庭关系审视中古士族
杜甫出自京兆杜氏，他的身上具有中古士族的普遍特征。杜甫与李义、狄博济诸人叙旧，在盛赞“神尧十八子”（《别李义》）及“狄公执政在末年”（《寄狄明府》）的同时，每每不忘以“子建文笔壮”或“在汝更用文章为”诸语称道其学术，充分体现出家学礼法在士族中的崇高地位。他用“代北有豪鹰，生子毛尽赤”（《送李校书二十六韵》）夸奖李氏一门，以“我之曾老姑，尔之高祖母”（《送重表侄王砅评事使南海》）梳理与王砅一家的亲缘关系，足见中古士族对于谱系传承与郡望姻亲的矜耀重视。至于他早年“立登要路津”的自我期许，“致君尧舜上”（《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政治理想，献赋获得出身后“家声庶已存”（《奉留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的如释重负，以及困居夔州仍然看重的“画省香炉违伏枕”（《秋兴八首·其二》），则是其仕宦追求的真实写照。凡此种种，反映了杜甫身上的士族属性，这方面的研究已经相当细致。
不过，无论是整体探讨还是个案分析，对中古士族的研究大体不出家族范畴。但社会终归是由一个个细致而微的家庭构成。
诚然，士族推崇郡望，重视姻亲，但这些伦理与亲缘因素，其实是建立在家庭经济之上的。历史学者们借鉴了韦伯的三位一体分层理论，从中古士族社会中析出了身份、财富、权力三种要素，在陈寅恪归纳的士族属性中引入了经济维度，使我们对中古社会的认识进一步深入。杜家在6—8世纪的迁徙路线，可梳理为“襄阳—怀州—洛阳巩县—洛阳偃师—长安杜陵”。伴随着这一过程，杜家的居住地实际上在不断优化，由汉水流域迁往黄河两岸，一步步接近洛阳，最终向西在长安扎根。这是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不断趋利的家族迁徙过程。“京兆杜氏”的自我介绍，流露出杜家对京师居民身份的重视，只不过这种心态披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外衣。
套用托尔斯泰的名言，可以说，士家大族的情况总体类似，具体的家庭却各自不同。因此，当我们摆脱郡望等士族研究的束缚，将杜家的百年变迁析分为一个接一个的核心家庭时，会发现很多问题都浮现出需要进一步解决的可能性。杜家的代际传递、家产析分、内部张力、女性形象，都在这种视角转换中变得清晰而立体。这些问题不能说迎刃而解，但至少不再遮遮掩掩。
“诗史”为“历史记录者”
与汗牛充栋的笺校著作相比，现代史学意义上的杜甫传记不算太多。1952年，洪业出版了专著《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对杜甫一生做出系统的叙述与考证。书分两册，上册为传记正文，下册为注释附录。同一年，冯至也出版了《杜甫传》，篇幅小于洪氏作品，但在国内影响甚久。1971年，郭沫若出版了他最后一部专著《李白与杜甫》，虽为专论，实则涵盖了杜甫一生，从史学角度提出很多新见解。1982年和1988年，陈贻焮先后出版了《杜甫评传》上卷和中、下卷，篇幅上远超洪、冯二人著作，在史实考证与诗篇分析上都很细致。1993年，莫砺锋出版了《杜甫评传》，史证较少，重文艺批评与评价。上述传记使我们对于杜甫个人经历与时代背景的理解，较传统的年谱更为深入和立体。不过，已有的杜甫传记在关注重点和谋篇布局上，仍然带有很强的年谱印记。与一般历史人物的传记相比，杜甫的少年和青年时代尤其显得空白。着墨最多的部分，大致是在杜甫中年以后。此外，安史之乱在杜甫生命历程中被赋予了过多的历史意义。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杜甫遗留下来的诗作特点有直接关系。我们知道，目前存世的杜诗大约有一千五百首，这些诗作在年代分布上，呈现出典型的指数增长特征。如果再将诗作的字数考虑进来，则我们今天看到的绝大部分杜诗，其实是中年以后杜甫的人生记录，以及集中于夔州等地的暮年回忆。在天宝后期进呈玄宗的奏表中，杜甫自述“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余篇”（《进雕赋表》），而现存杜甫此前的诗作不过百余首。换句话说，仅天宝以前杜甫散佚的诗作便有上千篇，对探求早年杜甫的生命历程而言，这无疑是巨大的缺憾。
杜甫的“诗史”之名由来已久。编成于9世纪下半叶的《本事诗》，对于杜甫有如下记载：“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诗史”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杜甫作为历史参与者，给后世提供了他所独见的原始史料。“诗史”与“诗仙”“诗佛”等称呼一样，被界定的核心都是后一个字，这里的“史”不是历史，而是史官、史家，用今天的话讲，叫“历史记录者”。《公羊传》说：“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抛开经学而论，所见、所闻、所传闻其实是对历史记载的一种分类方法，即历史学界所谓的原始史料和转述史料，其背后则是当前史料批判所谓的撰述意图。威廉·狄尔泰（1833—1911年）认为，“一个人对自己的生命加以把握和解释的过程，是在一个由各个阶段组成的漫长的系列之中发生的”“归根结底，自传可以扩展成为对于历史的某种描绘”。这种描绘虽然是有限的，却足以通过个体与世界的经验关系而充满意义。
杜甫以亲历者的身份，用存世的一千五百首诗歌记录了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并成功地将其贯穿于自己的生命历程之中，最终构成了一部狄尔泰眼中标准的自传。借助丰富的个体经验，他的生命史与8世纪中叶的唐朝历史激荡交融，释放出超乎想象的能量。这恐怕才是“诗史”的真正可贵之处。
近日，古兜控股(08308)发布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业绩，该集团期内取得收入5268.4万元(人民币，下同)，同比增加25.74%。公告称，收入增加主要由于集团的温泉度假村及酒店营运业务所产生的收益增加，乃由于疫情后经济社会恢复 为爱好说走就走、种草网红城市好玩不贵，对于能够记录美好瞬间的“旅拍”格外舍得投入……2024年，年轻人的个性化需求催生更多旅游新玩法。《夸克数读：2024年轻人出游新趋势》的数据 中国建设银行发布2024年一季度业绩报告显示，建行全面支持“三大工程”，积极主动做好项目对接和综合服务。目前，在保障性住房领域，建行已实现对第一批清单内项目的全部对接;“平急两用”领域对接项目271个;城中村改造 5月7日，据阿里资产拍卖网显示，三亚市天涯区南边海路113-2号三亚南海方舟旅游度假酒店（又名金都蔚景温德姆酒）将于6月11日公开拍卖，起拍价5.25亿元，评估价5.84亿元。据了解，金都蔚景温德姆酒证载土地面积10684.36㎡，总建筑面积 5月6日下午，华阳山旅游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与小河湾现代生态园举行全面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 签约仪式上，小河湾现代生态园规划设计团队负责人详细汇报了园区规划建设情况和未来发展方向。华阳山风景区管委会负责 5月8日，据中国日报消息，五一期间，宏昆酒店集团五一假期业绩创新高。数据显示，5月2日为酒店入住客流最高峰，单日酒店整体出租率95%，综合RevPAR近500元，单日满房门店20家，单日综合营收227万，同比去年同期增长105%。以朗丽兹、慢 。本文链接：成为“诗圣”之前 杜甫有怎样的前半生http://www.sushuapos.com/show-6-899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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