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许爽 广州报道
在新冠疫情、地缘政治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成本效率已不再是供应链布局的唯一因素，供应链的安全、韧性从未像现在这般重要。全球供应链重塑的当下，中国供应链正以“出海”、数字化等方式主动求变。
近期，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教务长(深圳校区)、京东运营及供应链管理学教席教授、中欧供应链创新研究院院长赵先德接受南方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从长远角度来看，中国企业过去依赖国内低成本优势而采用的“中国生产，卖往全球”模式已难以长期维系。具备新质生产力的企业，必须要能够融合数字化与供应链创新，摆脱低价内卷。在不同行业，针对不同客户群体的需求，有差异化的竞争战略。
中国企业应提前布局“出海”战略
南方财经：全球经济大变局下，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面临哪些风险与挑战？我们应如何建立具有韧性的供应链？
赵先德：逆全球化是个别国家特别强调本国自身利益优先，试图改变、重组全球供应链所产生的逆趋势。中国在全球供应链生态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逆全球化趋势的确给中国企业带来许多问题，但同样蕴含着新的机遇。如果正确应对，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上升可以成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外部推力之一。
从长远角度来看，中国企业过去依赖国内低成本优势而采用的“中国生产，卖往全球”模式已难以长期维系。特别是在某些高端产业中，中国企业过去习惯的OEM订单生产经营模式所产生的价值相当有限。
当下，中国企业更应该重新在全球供应链的角度审视自身的定位，向高价值环节延伸，迈向微笑曲线两端。要有能力了解客户需求，并在此基础上，一是做好产品研发设计，产生更多附加值；二是做好品牌服务推广，提升产品附加值。
南方财经：从世界工厂到中国智造。近年来，中国企业为何集体“出海”？
赵先德：过去，我们在许多行业建立了大量的生产产能。如今，不少行业已经出现产能过剩、供大于求的情况，出海成为获得更大市场、挖掘新利润空间的必由之路。
一些行业、企业“出海”到底是基于全球化布局还是“被逼无奈”做出的决策，我们一直在讨论。一方面，与过去不同，现在的全球市场相较以往更复杂、更艰难；另一方面，中国市场“太卷”了。
无论动因如何，“出海”不应是盲目的搬离，而是需要战略布局。对于有能力走进海外区位的企业，应该提前布局相应的战略，不要等到“被逼无奈”才去做。
南方财经：企业“出海”、供应链转移有哪些因素考量？
赵先德：我认为主要有三大因素考量：降低综合成本、提升风险抵御能力、适应海外市场需求。
一是部分企业出于降低成本的考量。随着土地、劳动力、租金等成本增加，部分企业将供应链转移至更低成本的国家和地区。
二是近年来，外部突发因素超出预期，在海外布局供应链有利于分散风险。实际上，由于生产效率、工业能力存在差异，部分企业海外生产的成本并不比国内低，甚至要高出不少。但由于“关税战”等影响，综合成本仍有可能下降。同时，海外供应链布局也能够有效应对出口管制、贸易壁垒等其他地缘因素所带来的风险。
三是对不同海外市场需求做出迅速调整的需求在提高。部分企业为了更快、更准地满足客户需求，而在当地所在市场进行产品本地化设计、生产，以优化客户体验。
“价格内卷”策略没有前途
南方财经：如何看企业“出海”所面临的环境？
赵先德：不同的行业所面临的处境不同，比如 “新三样”产品是我国现阶段出口的领先赛道，以锂电池产业为例。行业供给方面，我国企业在锂电池产品研发设计、工艺流程环节掌握大量核心技术，从电解液到电极，生产设备、原材料到组装加工，已形成完善的上下游工业体系；市场需求方面，基于国内庞大的市场以及早期政策的支持，我们已经形成了规模效应。
这种大规模的高效生产体系使得我国锂电池产业在全球范围内拥有绝对的成本优势。在这种情景下，本土低成本生产再销往全球对于我们的企业而言是最容易的模式
而事实上，如果将海外市场的主观因素纳入考量，则有不一样的情况。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我们在锂电池方面取得领先优势的同时，也间接引起部分国家“缺乏安全感”的情绪。新兴产业是世界各国竞相角逐的赛道，有意识地在政策层面设置壁垒无可避免。比如欧美地区的一些政策对中国动力电池不予以补贴（而是只补贴当地企业）；中国汽车制造商在电池报废后必须运回国内处理；强制要求供应链碳足迹核算等。
针对上述的变化，我们“出海”企业的应对能力还是比较弱的。现在，许多新能源领域企业还没有掌握海外布局的思路，加之国外推行一系列“畸形”政策，导致企业不走出去，市场难以拓展；企业走出去则需要适应不同的法律法规以及文化差异。为此，我们许多企业在“出海”过程中交了不少的学费。
此外，我们在软实力方面，如何利用中国品牌影响力、中国产业链优势促成海外合作、布局海外供应链的经验能力也有待增进。
南方财经：除了降低成本外，供应链数字化赋能还能为中国企业带来哪些新优势？
赵先德：供应链数字化的效用主要由企业的竞争策略所决定的，比如除了降低成本形成价格优势外，也可以实现高定价+高品质策略。
供应链数字化可以使企业更快、更准了解目标客户群体的需求特征，生产设计出更好的产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定制化生产，将产品与服务相结合，从而实现同样产品比别人做得好，做出别人做不出的产品，给客户更好的综合体验，从而获得更多盈利。
我认为，具备新质生产力的企业，必须要能够融合数字化与供应链创新，摆脱低价内卷。要在不同行业，针对不同客户群体的需求，有差异化的竞争战略。这种竞争战略，在国内外将有巨大市场。
目前，中国市场通过低价竞争已经做得太多了，在国外市场要尽量避免相互“卷”。如果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仍然只会“价格内卷”这一招，是没有前途的。
供应链数字化人才存在缺口
南方财经：当前，中国供应链数字化处于怎样的水平？
赵先德：这个问题要分供应链的不同环节来看。近年来，随着B2C平台的高速发展，末端物流配送水平能力大幅提升，并优于国外同业。
在制造业方面，我认为则有两个极端。一方面，在互联网环境成长起来的企业，他们在供应链数字化方面的能力要比国外强，往往在“小单快返”等极度依赖供应链资源和数字化能力的新模式上比较得心应手，比如希音、尚品宅配等企业。另一方面，传统的制造型企业在基于需求预测和订单、做高级生产计划排程的“基本功”上还有较大差距。
最主要的原因，是既懂制造业供应链又懂IT数字化技术的人才存在缺口。一方面，许多制造商提升供应链管理水平主要依赖一线管理人员的经验探索，对于信息系统了解程度不高，跨部门协同管理能力也有待提升；另一方面，许多软件服务商缺乏工厂管理经验，形成两套人马、两套流程的脱节。
南方财经：“链主”企业如何带动供应链数字化？
赵先德：中国许多中小型企业的发展路径是跟随着“链主”企业成长，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发展成为行业龙头。我曾调研过某知名家电企业的供应商，相当一部分供应商表示尽管“链主”企业要求严苛，但管理方式却很科学，也愿意辅导供应商成长，经过学习、适应阶段后，不仅自己的能力得到提升，也能将同样的方法用于带动自身的供应商，这就能实现整条供应链的能力提升。
实质上，“链主”企业通过数字化的手段将供应链上下游协同起来，对于大家都有好处。“链主”企业如果带着供应链的成员，按照一定的目标和计划，将供应链流程规范化、标准化，让供应商乃至供应商的上下游都能跟着上系统，力往一处使，往往能够实现“win-win-win”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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