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王峰北京报道 “抢到票了，‘五一’去南方旅游。”北京白领雷蕾（化名）说。
虽然已开始打点行囊，但工作时刻占据着她的思绪。“五一”假期看似休息5天，实际上只有1天法定假期，其余4天是周末和调休拼凑起来的。
为此，雷蕾要在小长假之前和之后一个星期的周末各工作一天。再加上4月的清明假期也有一天调休，她事实上要在小长假前后上3个“6天班”。
对调休的吐槽频上热搜，雷蕾觉得，这些吐槽也是她的心声。
“放假前，我要上两个‘6天班’，为了赶在放假前完成工作，工作强度肯定超高，5天假期与其说是放松，不如说是恢复。而且小长假里注定舟车劳顿，假期结束后却还要上一个‘6天班’，真是雪上加霜。”她说。
雷蕾说，“我担心放假调休不仅没有起到休息的作用，反而让自己更累。”
在吐槽背后，实际上是更深层次的问题：放假调休前能不能先听取公众意见再做决策，能不能多放一天假让公众饱和休息，5天小长假真的能够拉动假日经济吗？
假期不合理影响消费意愿
1999年，国务院首次提出调整春节、劳动节、国庆节的相邻周末，形成3个连续7天的长假。
“春节假日回家看看，‘五一’和‘十一’出去转转。”中国消费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商业经济研究所长洪涛说。
然而，由于刚刚放开，旅游景点集中火爆，导致旅游景点供不应求，出现“爆仓”现象，从而导致服务质量下降等问题。
2008年，“五一”黄金周被取消，改为短假期，共3天，并设立了清明、端午、中秋3个短假期，放假总时间也由10天变为11天。
洪涛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假日改革的初衷是为了减少“井喷”带来的问题，但却导致“出去转转”的黄金周由两个变成了一个，这样导致“井喷”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相反使得“十一”黄金周更拥挤。
“现在，旅游资源开发越来越丰富、多样，基础设施、数字化管理手段不断健全，景点供不应求、服务质量下降等问题已经很好地解决了。”洪涛说。为此，他近年来不断主张恢复“五一”黄金周。
假期对旅游、文化消费的拉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2023年“五一”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合计2.74亿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1480.56亿元。假期中，全国共举办营业性演出3.11万场次，票房收入15.19亿元，观演人数约865.49万人次。
“假期拉动了交通、购物、餐饮、娱乐等消费，不需要政府投入政策性成本，比财政拿钱刺激消费的效果要好得多。”洪涛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
但洪涛认为，5天小长假的经济拉动效应比7天长假要弱很多。“如果远距离出行，出去一天，回来一天，完全在外面旅游的时间只有3天。”他说。
更关键的是，经过调休拼凑出来的5天假期，打乱了人们假期前后的工作生活节奏，这种情绪会降低消费意愿和消费品质。
长假从“有没有”到“好不好”
既然很多公众认为5天小长假不够，能不能增加1天或2天假期？
有统计显示，原全国假日办曾于2013年对62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定节假日进行比较，发现它们的法定节假日平均为11.7天，我国的11天属于中等水平，与法国、意大利持平，超过英美等发达国家。另据媒体统计，与我国邻近的韩国、日本的公共假期天数分别为12天和16天。
环球旅讯首席分析师彭涵认为，在下半年的中元节、冬至、腊八节等时节增加1—2天的假期，效果可能并不理想。
“这其实还是碎片化地增加劳动者的休息时间。相较于假期的数量，公众更关注假期连续休息的时长。”彭涵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
北京大学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国际旅游研究院院士吴必虎近日表示，通过调休，我们初步解决了长假“有没有”的问题，现在讨论增加假期、少调休，确实已经到了要解决“好不好”的阶段了。
“接下来要不要增加1至2天假期，增加以后放在‘五一’或者春节，还是放在哪，还需要征求意见。”吴必虎说。
洪涛说，假日经济正在演变成休闲经济，应该进一步增加假日，这不仅限于增加法定假期，还包括探索增加周末休息时间。
2023年10月，国家发改委发文解读2024年放假安排五大亮点，其中提到，我国现行法定节假日总天数为11天，周末休息104天，带薪休假5—15天，总假期天数（120天至130天）在国际上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然而，我国带薪休假的天数与一些发达国家的差距较大。据原全国假日办2013年的统计，以工作满10年计算，62个国家和地区职工带薪年休假平均为19个工作日，我国为10个工作日，排在并列59位，仅高于泰国（6个工作日）和菲律宾（5个工作日）。
而带薪休假能够匹配出长时段休息，是缓解局促旅行的有力手段。
彭涵介绍，有的国家允许劳动者在法定带薪休假的基础之上，可以和公司协商获得额外带薪假，这是一种具备半强制性质，却又是约定俗成的规定。
若将可协商的份额纳入统计，日本的带薪休假可以达到平均17.7天，德国可以达到30天。
彭涵认为，适度再增加一些假日更佳，但这并不是关键所在，关键在于带薪休假制度的落实。
为了保证带薪休假的落实，有的发达国家甚至有较多硬性限制，例如用人单位不能随便用薪酬来代替休假，在休假前会提前公示，一旦公示，休假便无法随意变更。
调休机制应该更灵活
在实体层面讨论是否增加假期之外，社会所关注的还有在程序层面如何完善调休。
“放假调休面向的是非特定公众，影响范围广，有关部门相关决策过程可以考虑向社会适当开放，比如进行听证、论证等。”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赵鹏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
在决策过程中提高参与度，让各种意见在讨论中碰撞，可以让决策更科学，也能减轻决策作出后的负面舆论效果。
赵鹏介绍，总体来看，各级政府在建设参与式政府方面有了一定的实践基础。重大行政决策形成过程中的参与，相较前些年而言，在建章立制和平台建设方面都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善。
但也要高度关注当前参与式政府建设过程中暴露的形式主义。例如，一些地方政府虽然在网站的意见征集专栏开放参与途径，但很多参与空有途径，少有甚至没有意见。又如，部分城市虽然召开听证会、座谈会引入公众参与，但对参加人士设置过高的要求，且参加人士的筛选机制不透明，过程往往不公开，减弱了公众性。
事实上，“五一”放假调休本身也在逐渐变得更科学。
2019年恢复“五一”小长假时，当年的5月1日是星期三，结果假期从5月1日至5月4日共4天。假期结束的第二天是星期日，却要立刻调休上班。
今年的5月1日还是星期三，但假期从5月1日至5月5日共5天。5月5日当天星期日正常休息，调休后的工作日挪到了下一周的5月11日。
但洪涛认为，放假调休的机制应该更灵活。近年来，许多地方政府开始探索自主放假的方式，满足需求，促进消费和就业，比如哈尔滨国际冰雪节放假一天，广西壮族“三月三歌节”放假3天（一天假日与周六周日连休），起到了较好的假日效果，即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多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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