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一季度，美国的个人消费支出平减指数（PCE）、核心PCE环比年化增长率分别为3.4%、3.7%，创过往四个季度高点；4月份，美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升3.4%、环比上升0.3%。这一轮始于疫情期间的美国高通胀，属于成本推动型与需求拉动型的复合通胀。随着美联储多轮次加息操作，美国通胀率看似进入下降通道，但从实践看，加征关税将对美国降通胀努力形成反噬。
从需求看，美国为了应对新冠疫情所采取的超常规量化宽松政策，一度导致需求扩张过快，引发工资—通胀螺旋式加快上升，这是导致疫情期间美国通胀率创近40年新高的重要因素。目前，随着美联储货币政策加快调整，需求因素的影响有所衰减；但反映住房需求的房租价格等增速仍明显高于疫情前水平，限制通胀率回落的因素依然存在。
从成本看，美国此轮通胀既与疫情导致全球产供链阻滞抬升生产流通成本有关，也与美国单方挑起贸易保护主义，扰乱全球市场竞争秩序密切相关。2018年以来，美国对自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多轮关税，而承担关税成本的美国进口代理商、批发零售商则纷纷将这一压力以“涨价”形式转嫁给下游生产者和终端消费者，对美国高通胀起到了“推波助澜”“火上浇油”的效果，导致其最高通胀率一度达10%左右，核心PCE指数也接近6%。
近一段时间以来，有些美国政客鼓噪中国新能源产品“产能过剩”，还把新能源汽车等产业竞争力与所谓“政府补贴”挂钩关联；5月14日，美国宣布对自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等产品加征关税，这充分说明，所谓的过剩也好，补贴也罢，不过是为美国“保护主义大棒”故伎再施做铺垫罢了。实际上，加征关税，百害无一利。一方面，加征关税长期看无助于美国自身产业发展。全球经济繁荣发展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人为设置贸易壁垒将打乱资源要素配置、阻断产业链供应链、阻碍美国内产业充分竞争，虽能得益一时，长远看则不利于本国产业发展。目前，全球知名整车企业或整机企业的配套商名单中涉及大量非本国企业，这种融合互鉴是推动产业创新的重要驱动力。由此可见，无论是以“去风险化”为名割裂产业链供应链，还是以单方加征关税、抬高壁垒方式削弱他国商品竞争力，都是狭隘和短视的，非但无法强化自身产业竞争力，反而会迟滞优胜劣汰，影响产业长远发展。另一方面，加征关税反噬美国降低通胀工作。历史告诉我们，在全球范围内高效配置资源要素、顺应比较优势等经济规律开展国际贸易，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增进福祉的重要方式。全美零售商联合会政府关系负责人表示，在消费者继续抗击通货膨胀的时候，本届政府最不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对进口产品额外加税，这些税款将由美国进口商支付，最终则将由美国消费者承担。美国加征关税的行为，将导致其通胀居高难下，无疑会直接影响其国内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进而削弱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来源：国家发展改革委 作者：金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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