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红票，解锁不一样的康熙时代

发布时间: 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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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初，康熙皇帝发去欧洲一张朱红色的谕令，寻找他派去多年却杳无音讯的洋钦差。就是这样的红票，让我们重新发现了西方传教士与康熙皇帝之间的关系，也解锁了一段有些颠覆性的历史。

历史学者孙立天通过细密的文献考证，在《康熙的红票》这本书中对红票背后的历史事件进行了深入研究，围绕清朝初年皇室与传教士群体的互动，展现了一段不被人所熟知的中西交流史——不只有“文明的冲突”，还有对话与交融。

红票之后

康熙皇帝不再是传说

读书周刊：康熙的红票是康熙发往欧洲的一封公开信，发给来到广州的西洋商船，请洋商带回欧洲，意在探听康熙派往西洋的两组钦差的音信。这里提到的钦差是西洋传教士，西洋传教士何以被康熙任命为钦差？

孙立天：康熙发出的红票可以理解为康熙发往西方的一封公开信。信中内容是说康熙派了两组共四位传教士到西方向教皇传送消息。但过了十年时间，四位传教士都没有回来，康熙也没有收到他们的回信。于是康熙让内务府的人把红票印刷出来，交给广州的官员，让他们发给来中国做生意的欧洲人，请他们把红票当成公开信带回欧洲。康熙印和发红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找人。

康熙派这四位传教士到欧洲，是以他个人名义派出去的，也就是说这件事是没有经过任何朝廷部门确认的，因而在所有清史记录中也都没有记载这件事。这四位传教士出使西方也没有任何清朝朝廷的官方头衔。最后红票传到教皇手上，教皇让当时唯一还活着的传教士艾若瑟返回中国。而艾若瑟又在返程途中去世了，最后只有他的遗体抵达广州。康熙后来派人到广州风光厚葬了艾若瑟。在安葬的墓碑上，给艾若瑟的名头是“钦差”。所以“钦差”的名头是这样来的。艾若瑟的墓碑残片现存广州市博物馆中。

读书周刊：康熙的红票传到欧洲，产生了怎样的效力？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传到了欧洲，让欧洲各国都知道康熙派了特使去找教皇谈事。艾若瑟神父到达欧洲时，葡萄牙国王还接见过他，而且教会内部也有很多人知道他回到了欧洲。康熙发的红票相当于正式认证了艾若瑟是他派到欧洲的人，这让教皇在道义上有点难堪。因为当时欧洲已经比较开明，拦着别国的使节不让回去，是一件上不了台面的事。所以红票传到欧洲以后，教皇第一个安排就是让艾若瑟神父返回中国复命，并且教皇还要求艾若瑟以身体不适为理由，解释为什么这么多年他都没有回去。这是红票传到欧洲后的直接结果。

而比较间接的结果是让欧洲看到了远东的大清帝国康熙皇帝的开明。因为红票上印了拉丁文，下面还有十六位天主教传教士的签名。这十六位传教士来自不同的国家，但他们都在康熙皇帝那里效力。这种不分国籍、人种的招贤纳士在当时欧洲的有识之士看来也是很开明和受人尊敬的。同时也让更多的欧洲传教士看到了希望，感觉中国也许能接纳他们的宗教。应该说在红票之前，康熙皇帝对欧洲许多人来说都只是传说，而红票让欧洲见识了远方的康熙皇帝确实是一位有意愿与欧洲对话的异教君主。

君主个人

让历史充满着不确定性

读书周刊：从您的研究来看，康熙的个人兴趣和雄才大略在推动中西交流中起到了多大作用？这种个人推动模式与当时清朝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环境之间存在怎样的矛盾和协调之处？

孙立天：我相信君主个人的作用让历史充满着不确定性。西方近代产生的各种分权的政治制度，就是先从理论上预先承认了君主个人的不确定性，然后在此理论预设基础上，设计出各种制度来约束君主个人，从而减少君主个人对整个国家带来的不确定性。我们只有正视君主个人不确定性对国家的作用后，才能解释很多中国历史上的问题，关于中西交流中的各种问题也不例外。

总体上说，我一直认为中国古代的传统政治制度和文化环境是包容的，是不拒绝外来文化的，而真正封闭或者排外的时期是统治者个人的决策带来的。就算从1840年鸦片战争算起，到1919年五四运动，也就80年时间，而中国这样庞大的一个文明古国已经能够全方位地接受西方文化了，这其实正说明了中国文化的开放和兼容性。其实最早进入中国的传教士，尽管认为中国有包容性，他们也没有预见到许多西方的观念可以在短时间内传入中国，甚至有些观念他们觉得完全没有可能传入中国，比如一夫一妻制。但中国接受了。同样儒家文化传统下的日本、韩国也都快速地接受了西方的文化。所以只有认识到儒家文化圈中的国家在与西方接触中并没有历史包袱、儒家文化自带包容性这个大前提，才能认识到君主个人对很多文化问题有决定性的影响。

读书周刊：“明末清初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生根发芽”已经变成了一个经典的问题。中西文化冲突似乎成了一个比较大众又安全的答案，您对此研究似乎跳出了这一窠臼，挑战了固有的一些观念。您觉得应该怎么回答这个经典问题？

孙立天：“明末清初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生根发芽”这样的问题其实是很西方中心主义的问题，是早期西方汉学家提出来的问题。因为它的预设是“西方科学”使西方变得强大后能够征战四方，而中国等很多国家没有发展出科学，所以会落后挨打。

首先明末清初时期，欧洲自身都是很脆弱的存在，那个时候，整个欧洲笼罩在奥斯曼土耳其的威胁之下，从1453年拜占庭帝国丢失了君士坦丁堡开始，奥斯曼土耳其一步步向欧洲推进，地中海也在其控制之下。一直到1683年，欧洲联合军队守住了维也纳，才得到了一丝喘息的机会。而一直要到拿破仑（1769—1821年）时代，欧洲才能够和奥斯曼土耳其势均力敌。

“为什么没有”的问题，大部分都是后见之明，没有站在当事人角度思考才会提出来的问题。就像现在年轻人问父母，当年你们为什么不在市中心多买两套房子？

同样，如果这样的追问是有意义的话，我们现在都知道西方科学的文明是建立在代数和方程之上的，那么也可以问西方为什么在古希腊、古罗马时代以后一千多年，没有发展出代数和方程，而是需要等到阿拉伯世界把代数和方程发展出来？

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最直接的回答就是当时西方科学并没有展示出它的优势。而后来，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有识之士看到了西方科学的优势，很快就开始学习，西方科学也就在中国迅速发展起来。

全球化的视野

提供横向对比的可能

读书周刊：您于学术语境下长期从事中国历史研究，这种跨文化比较能为我们理解康熙时期的中国在世界历史坐标中的位置提供哪些新的思路？

孙立天：跨文化比较研究，我觉得最大的用处是为我们提供一个参照系，或者对比。比如说到中国传统文化是否包容，是否能够接受新的文化，其实包容与否不是一个绝对概念，而是一个相对概念，应该参考当时世界其他文明区域，做一个比较，这样才能做出公正的评价。其实中国文化是否有包容性在明清之际就是当时欧洲关注的一个问题。当时有一个对比，就是各个文明圈内犹太人的处境。犹太人流散在亚欧大陆上的很多地方，他们的处境就反映出不同文化的包容性。这就是跨文化比较的思路。当时在开封有一个宋代入华的犹太人社区，纵观世界各个地方，他们在中国的处境以及中国对犹太文化的保持程度都是最好的。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回答这个问题的跨文化事例。

再比如思考明清之际社会对新事物的接受度，从人的因素来说，一个参考就是对外来传教士的接受度。这一时期，欧洲的传教士去往了世界各个区域，和其他文明区域做对比，才能得出公正的结论。从物品来说，新大陆的香烟也传到了世界各地，各地对其也有不同的反应。只有在对比中，我们才能知道到底中国对这些新事物的接受度如何，明清之际的中国是不是一个封闭排外的社会。因为任何文明在接受新人或者新事物时都会遇到挫折，都有反对者，如果单看这些挫折或者反对声音，是不能给出客观评价的，只有在比较中才有意义。就像一个人初学滑雪，三天学会了，过程中当然也摔了很多次，但我们是不可能单从这个人的学习过程中，判断他到底学习滑雪是快还是慢，只有我们知道了其他人的学习进度，才有可能对这个人的学习能力有一个公正的评判。全球化的视野，在很多时候就能给我们提供这样横向对比的可能。

说到康熙，在全球化视野中，经常拿来与他做对比的是俄罗斯的彼得大帝。二人也确实有过联系，互相知道彼此。彼得大帝派到康熙朝的使团带来的国书，就署名“你的朋友彼得”。所以二人在很多方面都可以比较。也只有在比较中，我们才能更加公正地评价康熙皇帝。比如清朝对于现在中国最大的贡献应该说是疆土拓展。与明朝的地图相比，就可以清晰地看到清朝的国土向西拓展，国土面积扩大了。而这一领土扩展的国家战略就是康熙制定的。他的思路是用贸易来换取与俄罗斯的结盟，从而南北夹击处于中俄之间的蒙古部落。这一国家战略极为成功，后来的雍正和乾隆都延续了这个战略。所以我们用全球史的眼光，把康熙的战略决策放到当时世界各国的海洋、陆地的扩张中，更能看到其在历史中的位置。康熙时代的英国、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在海上扩张，而康熙在布局向西的陆地扩张。我们没有理由一边赞美西方人的海洋扩张是锐意进取，一边又认为积极西征的康雍乾三代是不思进取，是停滞的帝国。

读书周刊：文化交往中，“误读”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历史上，“误读”所代表的，既有对异域的美好想象，又有对陌生的怀疑恐惧。不同文化间，能够避免“误读”彼此吗？

孙立天：长久以来，经常提到的文化交往中的“误读”问题，都缺少了一个主语，也就是说，我们到底讨论的是“谁”在文化交往中的误读？《红楼梦》中晴雯生病了，宝玉拿来的西洋鼻烟壶上有“黄发赤身女子，两肋又有肉翅”。像宝玉这样的公子哥，他们无论如何解读鼻烟壶，或者说无论怎样误解西方其实都是无关大局的；而真正关键的是统治阶层怎么看，是他们的理解在真正左右着交往，决定着历史的进程。

说回康熙以及康熙以后的历史，在我个人的理解里，统治阶层真正的文化“误读”是很少的。很多时候都是有意识地用“误读”作为一种手段来保留彼此的不同观点，这样双方在默认“误读”后，都有台阶下。就像在朋友间，装作没有听懂有时候是避免争执和矛盾的一个手段。就拿相关“误读”研究中最有名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会见乾隆的事件来说，双方在绝大多数问题上都是互相知道对方意思的，并没有多少真正的“误读”。

我觉得研究历史，应该对历史人物有特别的尊重，特别是对政治人物，对统治阶层。“误读”这个字眼用出来，就是说你读出或者看到了这些历史参与者没有领会到的部分，但其实能成为后世研究对象的历史人物，往往都是有过人之处的。他们做出的事情和决策都有自己的出发点和原因，我们需要理解他们的逻辑，站在他们的角度切身地体会和思考，而不是简单归结为他们误读了某些问题。

新研究要有成果

最关键的是找对方向

读书周刊：历史往往藏在细节里，循着生动的情节，才能看到历史的真相。您是如何找出这些细节的？

孙立天：重视细节，从小问题入手，这是清代以来中国史学考证传统中一直强调的。民国的学者都很注重细节。像公认的清史研究的开山鼻祖孟森，他的研究中就全是细节，同时也很生动。现在清史中大家比较关注的九王夺嫡、雍正是继位还是篡位的问题，都是孟森用细节的考证，破案一样的思路，以论文的方式开启的。他的研究也很接地气，比如他用细节考证过孝庄皇后是否嫁给了多尔衮、顺治是否出家，以及顺治的董鄂妃是不是名妓董小婉等。而且在研究方法上，孟森那一代人已经看出了传统清史材料中的问题，开始用域外材料比对清史中的记录。比如在康熙第一次废太子，后来又复立太子之间一些不清楚的问题上，孟森就用到了朝鲜的记录。也就是说他已经有意识地在方法上跳出了传统清史记录的局限。

我认为细节挖掘是中国史学的强项，而西方是以理论见长。但现在我们在写作上似乎不那么强调历史细节，反而受到了太多西方理论的影响。如果说大家在我的书中看到了细节挖掘，看到了情节，那可能是我个人一直比较喜欢民国学者的著作，受到了他们论著的影响，在他们那里学到了一些皮毛。所以如果问我写作建议，我想说的就是多读那些学者的书。

读书周刊：《康熙的红票》这本书出版后，您有没有收到一些来自学界或读者的反馈和新的观点？这些反馈对您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有什么启发？

孙立天：在互联网短视频的时代，有那么多的读者还对《康熙的红票》这本历史书有兴趣是完全出乎我意料的。我是想尽量写得有可读性。在出版前，我想这本书要是有读者的话，以后我可能还有机会再出书。最初预想这本书的主要读者群是学习历史的研究生群体，再乐观一点估计是对历史感兴趣的大学生。现在从网上的各方评论来看，似乎读者群很广，一些高中老师也在向学生推荐这本书。这些读者的反馈对我未来的写作有很多启发，让我知道了哪些内容是普通读者感兴趣的。

书在出版前，南开大学的杜家骥教授审读了校样，指出了书稿中的许多问题，我都做了修改，也学到了很多清史知识。杜家骥教授认为我的书对于皇权运作中私性系统的阐述有新意，这部分也正是我的新研究课题。这一肯定对我来说很重要。一个新研究如果最后能有成果，最关键的是找对方向。这也是做研究时段的老师不称老师，而称导师的原因。

读书周刊：中西文化的接触并非仅有传教士一条途径，随着中西史料的更多披露，或许中西文化的交流还藏在很多事情中，这是否也是您未来计划研究的一个方向？

孙立天：是的，中西交流的课题还有很多可以做。我现在正在做的是与清史紧密相关的，即用传教士的资料来系统阐发清代政治运作中皇帝的私人权力网，这部分权力运作是没有被传统史料记载的。我研究的第一阶段成果两周前发表在了海外的Late Imperial China的期刊上，题目是“Bypassing the Bureaucracy: Qing Rulership and the First Papal Legation to China”（《绕开官僚体制：清代统治与第一次教皇使团》）。这篇文章通过康熙接待教皇使团时的操作，来分析康熙在朝廷外对其私人圈子的运作。我计划在这篇文章基础上，写一本专著系统展现清初皇帝朝廷外私人权力网的运作。这会是比较学术化的一个课题。这个课题后，我会回到中西交往和全球史的课题上来，希望能再写出一本面向大众读者的、易读好看的历史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