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为了趋向美玉的艺术——纪念王逊诞辰110周年史料辑佚展
展期：2025.1.21-5.5
地点：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
2025年适逢中国美术史学奠基人王逊诞辰110周年，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推出“为了趋向美玉的艺术——纪念王逊诞辰110周年史料辑佚展”。展览以王逊早年发表的《玉在中国文化上的价值》为原点，通过大量辑佚史料系统梳理王逊的学术思想脉络，展现其推动工艺美术改进与设计、创建中国美术史学科、建构中国美术史教材现代写作体系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同时呈现数十年来学界对王逊遗著的整理与研究成果。
1969年王逊病逝后，其毕生学术成果皆散如珠玉：生前大量著作、手稿与藏书亦散失殆尽。所以，“辑佚”成为发现王逊的重要方法和途径。作为辑佚工作的核心人物，王逊之侄王涵先生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系统搜寻王逊相关资料，历经三十余年学术深耕，从浩繁的故纸堆中发掘出大量史料，终使王逊散佚的数百万字文献得以重现学界。
本次展出的二百余件（组）珍贵史料，正是王涵数十载辑佚与整理工作的精华凝结。
美学起步：“一切艺术趋向美玉”
王逊的第一篇美术史论文《玉在中国文化上的价值》，发表于1937年《教育部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专刊》，全文以古代文献与近代考古实证结合，提出中国美术史始于先民对玉石的发现与使用。
文中揭示玉器不仅承载着中国人独特的美感认知，更被赋予宗教、政治、道德的多重意涵，体现“美善合一”的审美理想。王逊通过分析玉的色泽温润、质地单纯等特质与儒家“君子比德于玉”理念的契合，阐明了中国古代将美感升华为道德准则，进而更扩充为后世一切美的价值。文章最后借英国美学家沃尔特·佩特“一切艺术趋归音乐”之论，凝练出“在中国，一切艺术趋向美玉”的论断，精辟概括了中国艺术精神的核心特质，同时也将中国美术史的起点归于玉石：中国美术的第一笔，是刻在玉石上的。
王逊发表这篇论文之时年仅22岁，正在清华大学哲学系跟随邓以蛰学习美术史与美学。邓以蛰视王逊为学术传人，悉心指导其美术史研究，奠定了王逊实证研究的根基。在邓以蛰引导下，王逊将美学理论与美术史考据相结合：一面探索“君子比德于玉”的审美理想，一面考证历代美术的演变，逐渐构建起贯通古今的学术体系。
学术孕育：于战火中广收博取
1945年第一卷第二期的《世界文艺季刊》中刊载了王逊在西南联大时期发表的《表现与表达》一文，反映了他这一时期逐步建构的学术理念。王逊是西南联大办学的全程亲历者，自1937年长沙临时大学组建时他就在校，后随校迁至昆明，直至1946年联大北返，九年未离。
1939年清华大学恢复研究生招生，王逊通过激烈竞争考入哲学部，成为联大第一批研究生。在冯友兰、金岳霖等导师指导下，他选择研究魏晋南北朝哲学，但创新地从书画理论入手，系统整理古代美学文献，用分析方法提炼核心概念。他此时撰写的《六朝画论与人物识鉴之关系》一文体现了他开始使用科学眼光和现代方法整理传统画论。
研究生时期，王逊广泛请教不同领域的学者，转益多师，吸收陈寅恪的文史结合方法和闻一多的考证功夫，形成注重材料、分析严谨的治学风格。可惜1940年日军空袭炸毁了他积累多年的研究卡片，书籍资料的缺乏迫使他组织同学成立“背诵俱乐部”，通过强化记忆保存知识。
其间他积极参加“十一学会”等同仁组织，开展学术研讨活动。从1941年起，他还承担了联大逻辑学公共课教学，联大校友回忆说，王逊对联大的逻辑学教学贡献最多。
景泰蓝设计：守正创新焕发新生
1949年7月，34岁的王逊成为清华大学最年轻的教授，肩负起创建艺术史学科与改造传统工艺的双重使命。面对濒临消亡的景泰蓝行业，以王逊为代表的清华同人开启了中国工艺美术史上首场“破旧立新”的实践。
景泰蓝虽为“燕京八绝”之首，但当时北京景泰蓝作坊凋零，产品困在“乾隆Taste”的窠臼里，匠人机械复刻着繁缛图案，胎体笨重、掐丝粗糙，外销市场几近断绝。王逊与同人发现症结在于“无原则的繁琐工巧”，最终提出了改良的八字方针——“好看、好用、省工、省料”。王逊主张从青铜器纹样中提炼“素朴”之美，借鉴敦煌藻井的灵动线条，将宋瓷的温和风格和京剧脸谱的明快色彩融入设计。团队推翻传统花瓶形制，开发出台灯、烟具等实用器物，胎体改用轻薄的铜铝合金，釉料调配出玉石般的温润质感。
这场改良不仅是技艺革新，更是审美启蒙，王逊等一辈学者的共同努力使得工艺美术回归了人们的日常生活。1953年第二次全国文代会上，景泰蓝改造与建国瓷设计被并列为新中国美术两大成就。这场始于清华园的景泰蓝改良运动，最终让这项技艺焕发新生，为后世的遗产保护树立了守正创新的典范。
国徽设计：新旧文化的调和
1949年开国大典前夕，国徽设计成为一项极为紧迫的任务。作为清华国徽设计小组的核心成员，王逊以其深厚的艺术史造诣，为这项国家象征的创作注入了独特的文化思考。
在最初的设计方案中，王逊力主以大孔玉璧为主体图案，他认为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着和平与美德，大孔璧更能体现“召人以瑗”的团结寓意。清华设计团队采纳了这一思路，并在玉璧上融入五星、齿轮、嘉禾等新元素，力求实现“新旧文化的调和”。
在王逊执笔的《拟制国徽图案说明》中，详细阐述了这一设计理念：“设计人在本图案里尽量采用了中国数千年艺术的传统，以表现我们的民族文化；同时努力将象征新民主主义中国政权的新母题配合，求其由古代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出新的图案；彩色仅用金、玉、红三色；目的在求其形成一个庄严典雅而不浮夸不艳俗的图案，以表示中国新旧文化之继续与调和。”这种“古今交融”的设计理念，与王逊在景泰蓝改造中倡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原则一脉相承。
尽管方案最终未能完全实现，但王逊的思考仍在后续设计中得到延续。当设计转向以天安门为核心时，主体图案保留下了玉璧的轮廓。王逊在国徽设计中不仅关注图案的美学效果，更注重每个元素的文化内涵，展现了独特的学术视角与不凡的眼界。
奠基人：创建中国美术史学科
白色的展墙上展示着一幅醒目的彩色历史照片：1954年7月，王逊正在给米伯尔等外国留学生讲解名画《长江万里图》，他们此时所在的地方就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民族美术研究所。民族美术研究所是1954年至1957年由王逊主要负责的中国美术研究权威机构。
1952年，王逊调入中央美术学院，次年开始参与筹建中央美术学院附设的中国绘画研究所。他起草的建所方案明确提出两大任务：系统整理古代绘画遗产、培养专业研究人才。这份方案获得文化部批准后，研究所于1954年1月正式成立，并更名为“民族美术研究所”。改名背后深刻体现了王逊的艺术主张——研究传统是为了反思传统，为新中国创造新美术。
建所初期，王逊带领团队开展全国范围的美术资料收集工作。他们走访各地画家、民间艺人进行访谈调研，在全国范围内收集保存了大量古今美术作品，建立起了新中国第一个专业美术研究档案库。
人才培养是王逊非常重视的工作，他设计的培养方案为中央美术学院培养了第一代美术史学者，并为全国艺术院校培养了新中国最早一批美术史师资队伍。
为了让研究成果惠及大众，王逊推动建造了新中国第一座专业美术馆。这座风格中西合璧的展馆一直被使用到2008年，至今坐落在中央美院校尉营旧址。
到1957年研究所转并之时，王逊已经在此完成了创建美术史学科的准备工作——完备的资料库、全面系统的美术史教材、专业的美术展馆和成熟的人才培养模式。同年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的建立标志着美术史在中国终于发展成为独立学科，王逊也因此成为新中国美术史学的奠基人。
扛鼎之作：1950版《中国美术史》讲义
王逊写作的中国美术史教材，在建立新的中国美术史学体系中具有开创意义，在现代中国美术史学发展中具有里程碑地位。本次展览呈现了有关王逊美术史写作的部分实物。王逊的美术史写作始于讲义，经过数次修订与印行，留下了多种版本的本册。王逊的美术史写作有两个不同的版本系统，一为1950年代版，一为1960年代版。
1950版《中国美术史》目前已见有4种，最早可追溯至1950年，最初是以单篇讲义的形式呈现。1953年，各地艺术院校急需美术史教材，文化部委托王逊主持召开“中国美术史教材编写研讨会”，王逊将原先的单篇讲义形成《中国美术史简论提纲》，以明确编写原则、历史分期、教材体例等问题。1954年，王逊以“提纲”为基础，完成了内容较为完整的教材初稿，即《中国美术史提纲草稿》。1956年，艺术院校与文博系统皆迫切需要中国美术史教材，正好同年中央美院正筹备创办美术史系，对教材也有迫切需求，故内部印行了少量《中国美术史讲义》。《讲义》相较于《草稿》的内容更加充实，补充了大量新发现与最新的研究成果，可见王逊对教材编写工作的持续推进。
“文革”结束后，薄松年、陈少丰两位先生在“讲义”基础上，补全著者生前未完成的明清“建筑”“工艺”两节，整理出一本较为完备的《中国美术史》，1985年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后又于1989年重新编排出版了此书。
未竟巨著：1960版《中国美术史》稿
展厅的白墙上陈列着十余册油印讲义，这些散佚六十余年的本册经王涵多年的考证寻觅，终使王逊1960年代重新编写的中国美术史教材重现部分原貌。泛黄的纸页上深浅不一的墨迹，见证了这部未竟巨著的坎坷传承之路。
上世纪60年代初，王逊将教学工作与编写教材工作同步进行。1961年，中宣部会同教育部、文化部在京召开“全国文科教材会”，会上提出全国美术院校计划编写18种教材，其中“中国古代美术史”部分由中央美院美术史系承担，王逊为编写主力。该教材经过多次审查与修订，又多次补充了大量考古新发现与新研究。
1960版《中国美术史》包含1960至1964年零散的各个讲义版本，体量远超于1950版。这些零散讲义经搜集整理，编汇成《中国美术史稿》，2022年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问世。
《中国美术史》教材在不断地修订、辑佚与出版中也逐渐显示出王逊美术史写作的特点：以新实在论为基础的人的美术史；大美术观，尤重民间美术和工艺美术；科学实证：推动现代美术考古学、书画鉴定学的建立；以作品为中心的个案研究；奠定了教科书编撰范式。
通信与著书：王逊遗著整理研究
展览第五单元集中展示了王逊遗著整理工作的相关成果，展品涵盖手稿、书信及出版物等珍贵资料。其中一封1981年陈少丰致薄松年的亲笔信，记录了老一辈学者在整理王逊遗著过程中倾注的学术热忱与严谨态度。
陈少丰自1956年负笈北上，以进修教师身份追随王逊治学问道。1962年，王逊将其借调至北京协助编写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教材，负责明代绘画部分的撰写。其间陈少丰全程旁听王逊讲授的《中国古代书画理论》课程，详实记录课堂笔记，于上世纪80年代整理刻印，后成为整理出版《中国书画理论》一书的重要依据。1963年王逊病重时，将未完成的《元明清的美术》及修改手稿托付陈少丰，后者在广州美院刻印资料并精心保存手稿，使这批浸润着学术体温的手稿得以穿越浩劫存世至今。
薄松年曾担任王逊的助教，在美术史系成立之初便在王逊的安排下承担宋元美术以及民间美术的教学和研究。改革开放后，在陈、薄二位先生的共同努力下，1950版《中国美术史》教材终于得以惠及全国万千学子。
李松、张蔷二位学者多年来也投入了大量时间系统整理王逊遗作和教学笔记，经过反复校对，将部分重要内容进行整理发表，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反响。
以陈少丰、薄松年、王涵以及有心学术的研究者所代表的中国美术史研究学术者们呕心沥血，广为搜集，为王逊遗著的整理出版奉献了年华，这项工作不仅镌刻着尊师重道的学人风骨，更彰显出学脉传人的历史担当。
今年1月，王涵口述的新著《上水船：王逊与现代中国的艺术理想》由三联书店出版。该书立足作者三十余年对王逊相关史料的发掘，以学术评传的形式还原了王逊曾被遮蔽和遗忘的思想轨迹与卓越贡献。该书与本次展览相辅相成，共同成为“发现王逊”这一工作面向大众的全面汇报。
正如王涵在书中所言：“作为曾在新中国美术史上产生过广泛影响的美术家，王逊的艺术理论和艺术实践，代表着他本人或一群人的艺术理想、代表着前人努力探索过的一种方向。”本次“为了趋向美玉的艺术——纪念王逊诞辰110周年史料辑佚展”透过王逊的艺术理论和艺术实践，折射出一代学人在时代激流中对艺术理想的求索，表达了后世学人对王逊先生学术精神与艺术贡献的深刻缅怀。
这位新中国美术史学奠基人的思想光芒，将持续照亮艺术求真之路，激励后学在追寻美的历程中接续探索。
展览：为了趋向美玉的艺术——纪念王逊诞辰110周年史料辑佚展
展期：2025.1.21-5.5
地点：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
2025年适逢中国美术史学奠基人王逊诞辰110周年，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推出“为了趋向美玉的艺术——纪念王逊诞辰110周年史料辑佚展”。展览以王逊早年发表的《玉在中国文化上的价值》为原点，通过大量辑佚史料系统梳理王逊的学术思想脉络，展现其推动工艺美术改进与设计、创建中国美术史学科、建构中国美术史教材现代写作体系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同时呈现数十年来学界对王逊遗著的整理与研究成果。
1969年王逊病逝后，其毕生学术成果皆散如珠玉：生前大量著作、手稿与藏书亦散失殆尽。所以，“辑佚”成为发现王逊的重要方法和途径。作为辑佚工作的核心人物，王逊之侄王涵先生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系统搜寻王逊相关资料，历经三十余年学术深耕，从浩繁的故纸堆中发掘出大量史料，终使王逊散佚的数百万字文献得以重现学界。
本次展出的二百余件（组）珍贵史料，正是王涵数十载辑佚与整理工作的精华凝结。
美学起步：“一切艺术趋向美玉”
王逊的第一篇美术史论文《玉在中国文化上的价值》，发表于1937年《教育部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专刊》，全文以古代文献与近代考古实证结合，提出中国美术史始于先民对玉石的发现与使用。
文中揭示玉器不仅承载着中国人独特的美感认知，更被赋予宗教、政治、道德的多重意涵，体现“美善合一”的审美理想。王逊通过分析玉的色泽温润、质地单纯等特质与儒家“君子比德于玉”理念的契合，阐明了中国古代将美感升华为道德准则，进而更扩充为后世一切美的价值。文章最后借英国美学家沃尔特·佩特“一切艺术趋归音乐”之论，凝练出“在中国，一切艺术趋向美玉”的论断，精辟概括了中国艺术精神的核心特质，同时也将中国美术史的起点归于玉石：中国美术的第一笔，是刻在玉石上的。
王逊发表这篇论文之时年仅22岁，正在清华大学哲学系跟随邓以蛰学习美术史与美学。邓以蛰视王逊为学术传人，悉心指导其美术史研究，奠定了王逊实证研究的根基。在邓以蛰引导下，王逊将美学理论与美术史考据相结合：一面探索“君子比德于玉”的审美理想，一面考证历代美术的演变，逐渐构建起贯通古今的学术体系。
学术孕育：于战火中广收博取
1945年第一卷第二期的《世界文艺季刊》中刊载了王逊在西南联大时期发表的《表现与表达》一文，反映了他这一时期逐步建构的学术理念。王逊是西南联大办学的全程亲历者，自1937年长沙临时大学组建时他就在校，后随校迁至昆明，直至1946年联大北返，九年未离。
1939年清华大学恢复研究生招生，王逊通过激烈竞争考入哲学部，成为联大第一批研究生。在冯友兰、金岳霖等导师指导下，他选择研究魏晋南北朝哲学，但创新地从书画理论入手，系统整理古代美学文献，用分析方法提炼核心概念。他此时撰写的《六朝画论与人物识鉴之关系》一文体现了他开始使用科学眼光和现代方法整理传统画论。
研究生时期，王逊广泛请教不同领域的学者，转益多师，吸收陈寅恪的文史结合方法和闻一多的考证功夫，形成注重材料、分析严谨的治学风格。可惜1940年日军空袭炸毁了他积累多年的研究卡片，书籍资料的缺乏迫使他组织同学成立“背诵俱乐部”，通过强化记忆保存知识。
其间他积极参加“十一学会”等同仁组织，开展学术研讨活动。从1941年起，他还承担了联大逻辑学公共课教学，联大校友回忆说，王逊对联大的逻辑学教学贡献最多。
景泰蓝设计：守正创新焕发新生
1949年7月，34岁的王逊成为清华大学最年轻的教授，肩负起创建艺术史学科与改造传统工艺的双重使命。面对濒临消亡的景泰蓝行业，以王逊为代表的清华同人开启了中国工艺美术史上首场“破旧立新”的实践。
景泰蓝虽为“燕京八绝”之首，但当时北京景泰蓝作坊凋零，产品困在“乾隆Taste”的窠臼里，匠人机械复刻着繁缛图案，胎体笨重、掐丝粗糙，外销市场几近断绝。王逊与同人发现症结在于“无原则的繁琐工巧”，最终提出了改良的八字方针——“好看、好用、省工、省料”。王逊主张从青铜器纹样中提炼“素朴”之美，借鉴敦煌藻井的灵动线条，将宋瓷的温和风格和京剧脸谱的明快色彩融入设计。团队推翻传统花瓶形制，开发出台灯、烟具等实用器物，胎体改用轻薄的铜铝合金，釉料调配出玉石般的温润质感。
这场改良不仅是技艺革新，更是审美启蒙，王逊等一辈学者的共同努力使得工艺美术回归了人们的日常生活。1953年第二次全国文代会上，景泰蓝改造与建国瓷设计被并列为新中国美术两大成就。这场始于清华园的景泰蓝改良运动，最终让这项技艺焕发新生，为后世的遗产保护树立了守正创新的典范。
国徽设计：新旧文化的调和
1949年开国大典前夕，国徽设计成为一项极为紧迫的任务。作为清华国徽设计小组的核心成员，王逊以其深厚的艺术史造诣，为这项国家象征的创作注入了独特的文化思考。
在最初的设计方案中，王逊力主以大孔玉璧为主体图案，他认为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着和平与美德，大孔璧更能体现“召人以瑗”的团结寓意。清华设计团队采纳了这一思路，并在玉璧上融入五星、齿轮、嘉禾等新元素，力求实现“新旧文化的调和”。
在王逊执笔的《拟制国徽图案说明》中，详细阐述了这一设计理念：“设计人在本图案里尽量采用了中国数千年艺术的传统，以表现我们的民族文化；同时努力将象征新民主主义中国政权的新母题配合，求其由古代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出新的图案；彩色仅用金、玉、红三色；目的在求其形成一个庄严典雅而不浮夸不艳俗的图案，以表示中国新旧文化之继续与调和。”这种“古今交融”的设计理念，与王逊在景泰蓝改造中倡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原则一脉相承。
尽管方案最终未能完全实现，但王逊的思考仍在后续设计中得到延续。当设计转向以天安门为核心时，主体图案保留下了玉璧的轮廓。王逊在国徽设计中不仅关注图案的美学效果，更注重每个元素的文化内涵，展现了独特的学术视角与不凡的眼界。
奠基人：创建中国美术史学科
白色的展墙上展示着一幅醒目的彩色历史照片：1954年7月，王逊正在给米伯尔等外国留学生讲解名画《长江万里图》，他们此时所在的地方就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民族美术研究所。民族美术研究所是1954年至1957年由王逊主要负责的中国美术研究权威机构。
1952年，王逊调入中央美术学院，次年开始参与筹建中央美术学院附设的中国绘画研究所。他起草的建所方案明确提出两大任务：系统整理古代绘画遗产、培养专业研究人才。这份方案获得文化部批准后，研究所于1954年1月正式成立，并更名为“民族美术研究所”。改名背后深刻体现了王逊的艺术主张——研究传统是为了反思传统，为新中国创造新美术。
建所初期，王逊带领团队开展全国范围的美术资料收集工作。他们走访各地画家、民间艺人进行访谈调研，在全国范围内收集保存了大量古今美术作品，建立起了新中国第一个专业美术研究档案库。
人才培养是王逊非常重视的工作，他设计的培养方案为中央美术学院培养了第一代美术史学者，并为全国艺术院校培养了新中国最早一批美术史师资队伍。
为了让研究成果惠及大众，王逊推动建造了新中国第一座专业美术馆。这座风格中西合璧的展馆一直被使用到2008年，至今坐落在中央美院校尉营旧址。
到1957年研究所转并之时，王逊已经在此完成了创建美术史学科的准备工作——完备的资料库、全面系统的美术史教材、专业的美术展馆和成熟的人才培养模式。同年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的建立标志着美术史在中国终于发展成为独立学科，王逊也因此成为新中国美术史学的奠基人。
扛鼎之作：1950版《中国美术史》讲义
王逊写作的中国美术史教材，在建立新的中国美术史学体系中具有开创意义，在现代中国美术史学发展中具有里程碑地位。本次展览呈现了有关王逊美术史写作的部分实物。王逊的美术史写作始于讲义，经过数次修订与印行，留下了多种版本的本册。王逊的美术史写作有两个不同的版本系统，一为1950年代版，一为1960年代版。
1950版《中国美术史》目前已见有4种，最早可追溯至1950年，最初是以单篇讲义的形式呈现。1953年，各地艺术院校急需美术史教材，文化部委托王逊主持召开“中国美术史教材编写研讨会”，王逊将原先的单篇讲义形成《中国美术史简论提纲》，以明确编写原则、历史分期、教材体例等问题。1954年，王逊以“提纲”为基础，完成了内容较为完整的教材初稿，即《中国美术史提纲草稿》。1956年，艺术院校与文博系统皆迫切需要中国美术史教材，正好同年中央美院正筹备创办美术史系，对教材也有迫切需求，故内部印行了少量《中国美术史讲义》。《讲义》相较于《草稿》的内容更加充实，补充了大量新发现与最新的研究成果，可见王逊对教材编写工作的持续推进。
“文革”结束后，薄松年、陈少丰两位先生在“讲义”基础上，补全著者生前未完成的明清“建筑”“工艺”两节，整理出一本较为完备的《中国美术史》，1985年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后又于1989年重新编排出版了此书。
未竟巨著：1960版《中国美术史》稿
展厅的白墙上陈列着十余册油印讲义，这些散佚六十余年的本册经王涵多年的考证寻觅，终使王逊1960年代重新编写的中国美术史教材重现部分原貌。泛黄的纸页上深浅不一的墨迹，见证了这部未竟巨著的坎坷传承之路。
上世纪60年代初，王逊将教学工作与编写教材工作同步进行。1961年，中宣部会同教育部、文化部在京召开“全国文科教材会”，会上提出全国美术院校计划编写18种教材，其中“中国古代美术史”部分由中央美院美术史系承担，王逊为编写主力。该教材经过多次审查与修订，又多次补充了大量考古新发现与新研究。
1960版《中国美术史》包含1960至1964年零散的各个讲义版本，体量远超于1950版。这些零散讲义经搜集整理，编汇成《中国美术史稿》，2022年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问世。
《中国美术史》教材在不断地修订、辑佚与出版中也逐渐显示出王逊美术史写作的特点：以新实在论为基础的人的美术史；大美术观，尤重民间美术和工艺美术；科学实证：推动现代美术考古学、书画鉴定学的建立；以作品为中心的个案研究；奠定了教科书编撰范式。
通信与著书：王逊遗著整理研究
展览第五单元集中展示了王逊遗著整理工作的相关成果，展品涵盖手稿、书信及出版物等珍贵资料。其中一封1981年陈少丰致薄松年的亲笔信，记录了老一辈学者在整理王逊遗著过程中倾注的学术热忱与严谨态度。
陈少丰自1956年负笈北上，以进修教师身份追随王逊治学问道。1962年，王逊将其借调至北京协助编写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教材，负责明代绘画部分的撰写。其间陈少丰全程旁听王逊讲授的《中国古代书画理论》课程，详实记录课堂笔记，于上世纪80年代整理刻印，后成为整理出版《中国书画理论》一书的重要依据。1963年王逊病重时，将未完成的《元明清的美术》及修改手稿托付陈少丰，后者在广州美院刻印资料并精心保存手稿，使这批浸润着学术体温的手稿得以穿越浩劫存世至今。
薄松年曾担任王逊的助教，在美术史系成立之初便在王逊的安排下承担宋元美术以及民间美术的教学和研究。改革开放后，在陈、薄二位先生的共同努力下，1950版《中国美术史》教材终于得以惠及全国万千学子。
李松、张蔷二位学者多年来也投入了大量时间系统整理王逊遗作和教学笔记，经过反复校对，将部分重要内容进行整理发表，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反响。
以陈少丰、薄松年、王涵以及有心学术的研究者所代表的中国美术史研究学术者们呕心沥血，广为搜集，为王逊遗著的整理出版奉献了年华，这项工作不仅镌刻着尊师重道的学人风骨，更彰显出学脉传人的历史担当。
今年1月，王涵口述的新著《上水船：王逊与现代中国的艺术理想》由三联书店出版。该书立足作者三十余年对王逊相关史料的发掘，以学术评传的形式还原了王逊曾被遮蔽和遗忘的思想轨迹与卓越贡献。该书与本次展览相辅相成，共同成为“发现王逊”这一工作面向大众的全面汇报。
正如王涵在书中所言：“作为曾在新中国美术史上产生过广泛影响的美术家，王逊的艺术理论和艺术实践，代表着他本人或一群人的艺术理想、代表着前人努力探索过的一种方向。”本次“为了趋向美玉的艺术——纪念王逊诞辰110周年史料辑佚展”透过王逊的艺术理论和艺术实践，折射出一代学人在时代激流中对艺术理想的求索，表达了后世学人对王逊先生学术精神与艺术贡献的深刻缅怀。
这位新中国美术史学奠基人的思想光芒，将持续照亮艺术求真之路，激励后学在追寻美的历程中接续探索。
本文链接：辑佚与记忆：故纸堆中发现王逊http://www.sushuapos.com/show-6-1369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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