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以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北上》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正在播映，故事讲述了生活在京杭大运河沿岸洪淮市花街小院里几户人家的家庭往事，以及一群少年从花街出发，相知相伴、共同成长的故事。小说原著用了一半的篇幅讲述1901年发生在京杭大运河的一次“北上”之旅，而电视与小说媒介不同，表达方式不同，侧重方向当然也就会有所区别。
电视剧的故事更加着重在当代，对于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市井烟火与人情冷暖进行了加工和再创作。谢望和、夏凤华等几个小伙伴自花街至北京的“北上”历程，也反映了中国当下众多年轻人的生活选择与人生遭遇，这一点也与作家徐则臣长期以来在诸多作品中落力展现的文学母题相互契合。
《北上》之前，徐则臣的成名作与代表作中，无论是中短篇小说《跑步穿过中关村》《如果大雪封门》，还是长篇小说《耶路撒冷》，都以当代青年、来京奋斗、70后成长历程、“到世界去”等贴近当下的语汇作为小说的关键词，《北上》可以说是徐则臣向着历史题材的一次大踏步前进。
那么，与电视剧有所区隔，《北上》原著中浓墨重彩又气度不凡的“历史线”，写了什么？想写什么？
这还要从小说中的两个关键历史人物说起。
从马可·波罗到京杭大运河
公元1291年，大名鼎鼎的马可·波罗结束耗时十七年的中国之行，踏上了朝向他的故乡——意大利威尼斯的返航之路。
我们无从得知，从泉州出海的那一刻，马可·波罗的内心在想着什么。但他一定想不到，几年之后，他会因为参与威尼斯与热那亚之间的海战而被俘，被关押在热那亚的监狱里。他也想不到，在监狱中，自己认识了一个从比萨市来的名叫鲁思蒂谦的朋友，这个人恰好擅长写小说，而马可·波罗半生周游世界，攒了一肚子的故事，于是两人边聊边写，完成了一本《马可·波罗游记》。他更加想不到，自己这本书直到七百多年后的今天，依然被世界各地的人们捧在手中阅读，自己的名字也变得家喻户晓。
公元1839年，于京为官的龚自珍，因为自己“经世致用”、保家卫国的思想主张没有被当时腐朽专制的清政府充分重视，仕途不顺，决意辞官南归。路抵昆山时，他一定想不到，自己的生命只剩下两年。他也想不到，72年之后，曾经令他痛心疾首，却又念兹在兹的大清王朝，一夜之间成了过去。百余年之后，比起当初令他耗尽毕生精力奔走呼号的政治主张，自己在1839廖作抒怀的几副诗句，反而更加深入人心，成了街头巷尾黄发垂髫均能吟能诵的传世之作——“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之所以要不厌其烦地陈述这两个看上去八竿子打不着的历史人物，是因为在马可·波罗去世694年、龚自珍去世177年之后，他们又以一种打破他们脑袋都想不到的方式，产生了关联——作家徐则臣，将他们同时写在了长篇小说《北上》里。
小说的主人公，意大利旅行冒险家保罗·迪马克以文化考察的名义来到中国，他视自己的同乡马可·波罗为偶像，除了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小波罗之外，还做了跟马可·波罗同样的事情——走运河，游中国。
小说的另一位主人公，小波罗的陪同翻译谢平遥，在沿着运河北上的途中，随身便带着一本龚定庵的《己亥杂诗》：
定庵先生在一首诗里写：“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谁分苍凉归棹后，万千哀乐集今朝。”此诗乃定庵先生自况。……悲凉黯淡又夹杂了挫败之伤痛的中年心境跃然而出，看得谢平遥不由得心也沉下去。定庵先生自况而况人，说的不也正是在船上的他吗？区别只在，龚自珍彼时南归，而他北上；南归是故里，北上却是无所知之地。
这么一看，《北上》里的两个主人公，小波罗的心态更像是年轻的马可·波罗，而谢平遥更像是中年的龚自珍。小说中虽然借着两个主人公之口，说出了这样两个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但却并没有直接说出这两个人身上的具体特征。小波罗只说，自己很崇拜马可·波罗，希望能够像他一样周游世界、深入中国，但崇拜一个人总要有具体的特质，这一点在小说中并没提及。谢平遥对于龚自珍，更谈不上崇拜某个品质，最多是经历和感情上有所共鸣。
于是，在阅读《北上》的过程中，我产生了如下疑问：
小说虽然没有详细讲述马可·波罗和龚自珍的故事，这两个历史人物的出场篇幅也只有寥寥几处，但又几乎是无处不在的。小说的主人公干脆就叫“小波罗”，龚自珍的诗集陪了谢平遥一路，稍微有空闲就拿出来翻翻。而且，龚自珍的《己亥杂诗》（其八十三）赫然立在全书最开篇，第一题记的位置上。只因为两人和运河曾经有所关联，并且跟主人公心境契合？还是作家另有用意？
如果另有用意，关于这两个人的切实历史记录，为什么几乎只字未提？
作为读者，如果只当作第一种说法，即作为一个人物的引子来理解，当然可以。那这篇文章到这里也就可以结束了。
可是如果深究下去，或许能从《北上》当中得到更深一层的解读。
这就要请出《北上》这部小说当之无愧的绝对主角——京杭大运河。
人生中“想不到”的意义
《北上》的腰封上，有一句统揽全书的文案：一条河流与一个民族的秘史。
小说的第一句话，同样与河流有关：“水和时间自能开辟出新的河流。”第一段便提到了“大运河申遗成功”和“京杭大运河”两个关键词。也就是说，即使对《北上》的故事完全不了解，读者只要知道这本书的存在，几乎就同时能知道，它是讲运河的。
经统计，“运河”一词在整部小说中出现了380次，除了大运河申遗成功之外，其他句子中，运河都是作为故事的发生背景出现的。如前文所说，《北上》“历史线”这部分故事主要是一行人如何沿着运河乘船北上，及路途中的所见所闻，因此这种处理和讲述的方式十分平常。
可文学的魅力就在于，类似的“平常”当中，可能蕴含着无穷无尽的气象与韵味。
在2024年5月重版的《北上》开篇，补上了一篇徐则臣的序言《大河上下》，里面有一句话十分重要：
自春秋吴王夫差开邗沟以降，历经隋唐大运河至元再到今天，两千五百年过去了，这条大河有了一个比一千七百九十四公里还要辽阔漫长的时间跨度。
与小波罗的马可·波罗，和谢平遥的龚自珍不同，第一主角京杭大运河，在书中有了十分珍贵的一句背景介绍，引出了另外一位历史人物——吴王夫差。
公元前487年前后，吴王夫差不听伍子胥的谏言，“兴师伐齐，战于艾陵，大败齐师，返而诛子胥”的时候，一定想不到，几年之后，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挥师城下时，自己将“为幎以冒面死”。更加想不到的是，当年帮助自己大胜齐国的一条人工河邗沟，会在未来的两千多年当中逐步发展，贯通南北，成为世界上最长的运河。
回看马可·波罗、龚自珍和吴王夫差的故事，如果从历史的角度，即使没有这三个人的存在，中外的交往、清朝的灭亡、大运河的兴旺也是必然的。可是，从三段人生的角度，他们人生的发展以及后续历史的演变，可以总结为三个字——“想不到”。
这也就回答了上文提到的两个问题——
对于徐则臣而言，马可·波罗、龚自珍、京杭大运河，就是属于他的材料，就像戈达尔手里拿的那本“普通俗套的美国犯罪小说”。徐则臣要做的，是写出他从这些材料的字里行间读到的诗意。既然如此，关于材料的一切，也就被作家深深地埋在冰山之下了。
于我而言，徐则臣所写出的诗意，就是前文所提到的，人生中“想不到”的意义与魅力。
运河与运河边的人们
“除了跑船我不会干别的，现学也来不及了，离开这条长河，我都不知道能不能活得下去。所以我就想，人的命其实不在自己身上，都在别处。我的命，一半在船上，另一半在这条河上。”
“他记着这个下午的冰雹和接下来的大雨，是因为他从小波罗那里终于弄明白，任何一件哪怕漫无目的的事情，都可能有意义；无意义本身可能正是它的意义。他讲不清这其中的弯弯绕道理，但他的确由此开始逐渐放松下来，不再凡事顶真。这个下午，他一生中最重大的一个问题解决了，那就是，晃晃荡荡的一辈子也可能是值得过的。”
《北上》通篇所传达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精神旨意，与徐则臣之前的重要作品《跑步穿过中关村》《耶路撒冷》是一脉相承的，即从无意义中找寻意义。《北上》“历史线”中重要人物的宿命，几乎落得了一场空——小波罗终其一生也未能再见到弟弟马福德一面，谢平遥跟随小波罗一路北上，自己的人生故事随着小波罗的死亡和光绪帝颁布废漕令也就结束了。如果以一段时间内的故事发生来看这些历史人物的生平经历，恰好应和了小说中徐则臣所写到的“无意义”。
可是，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这也正是《北上》叙述结构的魅力所在，同船而行的几个人，在运河上荡起的一行水波，缓缓延宕百年，终于在当世发出剧烈的回响——几人的后代终于重聚，继续讲述先人们的故事。大运河也重新焕发出了它的生机。
人生苦短，时光漫长。小说当中，人物的死亡也只是生命这条漫长运河的一个节点，时间还是如同运河流水一样，汤汤流淌。“无意义”之事，也终于在波澜摇荡之中，焕发出了它的意义。这也正是《北上》想说的，“就这么走走看看”，你无法得知当下所做的事情究竟会不会有意义，你只有一路北上，“该来就来，该去就去。就像这条大河里上上下下的水，顺水，逆水，起起落落，随风流转，因势赋形”。
小说读完了。《北上》还远远不是运河与人生的终点，故事之外，运河还在流淌着，人们也还在生活着。
运河与运河边的人们，将静待未来如流水般来临。
近期，以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北上》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正在播映，故事讲述了生活在京杭大运河沿岸洪淮市花街小院里几户人家的家庭往事，以及一群少年从花街出发，相知相伴、共同成长的故事。小说原著用了一半的篇幅讲述1901年发生在京杭大运河的一次“北上”之旅，而电视与小说媒介不同，表达方式不同，侧重方向当然也就会有所区别。
电视剧的故事更加着重在当代，对于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市井烟火与人情冷暖进行了加工和再创作。谢望和、夏凤华等几个小伙伴自花街至北京的“北上”历程，也反映了中国当下众多年轻人的生活选择与人生遭遇，这一点也与作家徐则臣长期以来在诸多作品中落力展现的文学母题相互契合。
《北上》之前，徐则臣的成名作与代表作中，无论是中短篇小说《跑步穿过中关村》《如果大雪封门》，还是长篇小说《耶路撒冷》，都以当代青年、来京奋斗、70后成长历程、“到世界去”等贴近当下的语汇作为小说的关键词，《北上》可以说是徐则臣向着历史题材的一次大踏步前进。
那么，与电视剧有所区隔，《北上》原著中浓墨重彩又气度不凡的“历史线”，写了什么？想写什么？
这还要从小说中的两个关键历史人物说起。
从马可·波罗到京杭大运河
公元1291年，大名鼎鼎的马可·波罗结束耗时十七年的中国之行，踏上了朝向他的故乡——意大利威尼斯的返航之路。
我们无从得知，从泉州出海的那一刻，马可·波罗的内心在想着什么。但他一定想不到，几年之后，他会因为参与威尼斯与热那亚之间的海战而被俘，被关押在热那亚的监狱里。他也想不到，在监狱中，自己认识了一个从比萨市来的名叫鲁思蒂谦的朋友，这个人恰好擅长写小说，而马可·波罗半生周游世界，攒了一肚子的故事，于是两人边聊边写，完成了一本《马可·波罗游记》。他更加想不到，自己这本书直到七百多年后的今天，依然被世界各地的人们捧在手中阅读，自己的名字也变得家喻户晓。
公元1839年，于京为官的龚自珍，因为自己“经世致用”、保家卫国的思想主张没有被当时腐朽专制的清政府充分重视，仕途不顺，决意辞官南归。路抵昆山时，他一定想不到，自己的生命只剩下两年。他也想不到，72年之后，曾经令他痛心疾首，却又念兹在兹的大清王朝，一夜之间成了过去。百余年之后，比起当初令他耗尽毕生精力奔走呼号的政治主张，自己在1839廖作抒怀的几副诗句，反而更加深入人心，成了街头巷尾黄发垂髫均能吟能诵的传世之作——“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之所以要不厌其烦地陈述这两个看上去八竿子打不着的历史人物，是因为在马可·波罗去世694年、龚自珍去世177年之后，他们又以一种打破他们脑袋都想不到的方式，产生了关联——作家徐则臣，将他们同时写在了长篇小说《北上》里。
小说的主人公，意大利旅行冒险家保罗·迪马克以文化考察的名义来到中国，他视自己的同乡马可·波罗为偶像，除了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小波罗之外，还做了跟马可·波罗同样的事情——走运河，游中国。
小说的另一位主人公，小波罗的陪同翻译谢平遥，在沿着运河北上的途中，随身便带着一本龚定庵的《己亥杂诗》：
定庵先生在一首诗里写：“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谁分苍凉归棹后，万千哀乐集今朝。”此诗乃定庵先生自况。……悲凉黯淡又夹杂了挫败之伤痛的中年心境跃然而出，看得谢平遥不由得心也沉下去。定庵先生自况而况人，说的不也正是在船上的他吗？区别只在，龚自珍彼时南归，而他北上；南归是故里，北上却是无所知之地。
这么一看，《北上》里的两个主人公，小波罗的心态更像是年轻的马可·波罗，而谢平遥更像是中年的龚自珍。小说中虽然借着两个主人公之口，说出了这样两个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但却并没有直接说出这两个人身上的具体特征。小波罗只说，自己很崇拜马可·波罗，希望能够像他一样周游世界、深入中国，但崇拜一个人总要有具体的特质，这一点在小说中并没提及。谢平遥对于龚自珍，更谈不上崇拜某个品质，最多是经历和感情上有所共鸣。
于是，在阅读《北上》的过程中，我产生了如下疑问：
小说虽然没有详细讲述马可·波罗和龚自珍的故事，这两个历史人物的出场篇幅也只有寥寥几处，但又几乎是无处不在的。小说的主人公干脆就叫“小波罗”，龚自珍的诗集陪了谢平遥一路，稍微有空闲就拿出来翻翻。而且，龚自珍的《己亥杂诗》（其八十三）赫然立在全书最开篇，第一题记的位置上。只因为两人和运河曾经有所关联，并且跟主人公心境契合？还是作家另有用意？
如果另有用意，关于这两个人的切实历史记录，为什么几乎只字未提？
作为读者，如果只当作第一种说法，即作为一个人物的引子来理解，当然可以。那这篇文章到这里也就可以结束了。
可是如果深究下去，或许能从《北上》当中得到更深一层的解读。
这就要请出《北上》这部小说当之无愧的绝对主角——京杭大运河。
人生中“想不到”的意义
《北上》的腰封上，有一句统揽全书的文案：一条河流与一个民族的秘史。
小说的第一句话，同样与河流有关：“水和时间自能开辟出新的河流。”第一段便提到了“大运河申遗成功”和“京杭大运河”两个关键词。也就是说，即使对《北上》的故事完全不了解，读者只要知道这本书的存在，几乎就同时能知道，它是讲运河的。
经统计，“运河”一词在整部小说中出现了380次，除了大运河申遗成功之外，其他句子中，运河都是作为故事的发生背景出现的。如前文所说，《北上》“历史线”这部分故事主要是一行人如何沿着运河乘船北上，及路途中的所见所闻，因此这种处理和讲述的方式十分平常。
可文学的魅力就在于，类似的“平常”当中，可能蕴含着无穷无尽的气象与韵味。
在2024年5月重版的《北上》开篇，补上了一篇徐则臣的序言《大河上下》，里面有一句话十分重要：
自春秋吴王夫差开邗沟以降，历经隋唐大运河至元再到今天，两千五百年过去了，这条大河有了一个比一千七百九十四公里还要辽阔漫长的时间跨度。
与小波罗的马可·波罗，和谢平遥的龚自珍不同，第一主角京杭大运河，在书中有了十分珍贵的一句背景介绍，引出了另外一位历史人物——吴王夫差。
公元前487年前后，吴王夫差不听伍子胥的谏言，“兴师伐齐，战于艾陵，大败齐师，返而诛子胥”的时候，一定想不到，几年之后，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挥师城下时，自己将“为幎以冒面死”。更加想不到的是，当年帮助自己大胜齐国的一条人工河邗沟，会在未来的两千多年当中逐步发展，贯通南北，成为世界上最长的运河。
回看马可·波罗、龚自珍和吴王夫差的故事，如果从历史的角度，即使没有这三个人的存在，中外的交往、清朝的灭亡、大运河的兴旺也是必然的。可是，从三段人生的角度，他们人生的发展以及后续历史的演变，可以总结为三个字——“想不到”。
这也就回答了上文提到的两个问题——
对于徐则臣而言，马可·波罗、龚自珍、京杭大运河，就是属于他的材料，就像戈达尔手里拿的那本“普通俗套的美国犯罪小说”。徐则臣要做的，是写出他从这些材料的字里行间读到的诗意。既然如此，关于材料的一切，也就被作家深深地埋在冰山之下了。
于我而言，徐则臣所写出的诗意，就是前文所提到的，人生中“想不到”的意义与魅力。
运河与运河边的人们
“除了跑船我不会干别的，现学也来不及了，离开这条长河，我都不知道能不能活得下去。所以我就想，人的命其实不在自己身上，都在别处。我的命，一半在船上，另一半在这条河上。”
“他记着这个下午的冰雹和接下来的大雨，是因为他从小波罗那里终于弄明白，任何一件哪怕漫无目的的事情，都可能有意义；无意义本身可能正是它的意义。他讲不清这其中的弯弯绕道理，但他的确由此开始逐渐放松下来，不再凡事顶真。这个下午，他一生中最重大的一个问题解决了，那就是，晃晃荡荡的一辈子也可能是值得过的。”
《北上》通篇所传达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精神旨意，与徐则臣之前的重要作品《跑步穿过中关村》《耶路撒冷》是一脉相承的，即从无意义中找寻意义。《北上》“历史线”中重要人物的宿命，几乎落得了一场空——小波罗终其一生也未能再见到弟弟马福德一面，谢平遥跟随小波罗一路北上，自己的人生故事随着小波罗的死亡和光绪帝颁布废漕令也就结束了。如果以一段时间内的故事发生来看这些历史人物的生平经历，恰好应和了小说中徐则臣所写到的“无意义”。
可是，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这也正是《北上》叙述结构的魅力所在，同船而行的几个人，在运河上荡起的一行水波，缓缓延宕百年，终于在当世发出剧烈的回响——几人的后代终于重聚，继续讲述先人们的故事。大运河也重新焕发出了它的生机。
人生苦短，时光漫长。小说当中，人物的死亡也只是生命这条漫长运河的一个节点，时间还是如同运河流水一样，汤汤流淌。“无意义”之事，也终于在波澜摇荡之中，焕发出了它的意义。这也正是《北上》想说的，“就这么走走看看”，你无法得知当下所做的事情究竟会不会有意义，你只有一路北上，“该来就来，该去就去。就像这条大河里上上下下的水，顺水，逆水，起起落落，随风流转，因势赋形”。
小说读完了。《北上》还远远不是运河与人生的终点，故事之外，运河还在流淌着，人们也还在生活着。
运河与运河边的人们，将静待未来如流水般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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