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五四”，其历史分量自不待言。那是新纪元的开端，各种旧价值被推倒重构，新的意义坐标得以登上历史舞台。婚恋，亦在这新旧转换的时代，被披上“新外衣”。不过，孔慧怡的《五四婚姻》一书却另辟蹊径，通过讲述七位在文化史上留名的女性故事，试图让读者看到婚恋“新外衣”之下，女性不变的挣扎；更经由被主流叙述遮蔽的千疮百孔，令读者重新理解“新与旧”之间的张力。
五四时期，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热烈投身妇女解放事业。他们猛烈抨击传统家庭与婚姻结构对女性的桎梏，宣扬个性解放。于是，争取自由独立成为“五四”新女性的理想。只是，任何理想落笔于现实中，都难以出脱客观条件框架。
作者清楚道出了当时成为新女性的四个条件：“在新式学堂受教育；毕业后有一份职业；婚姻自主；参与公共生活。”不难发现，教育是后三者的前提。放眼20世纪初的中国，这无疑是相当高的门槛，是对女性原生家庭财力与观念的双重考验。极少数幸运儿方能跃过“新女性”的龙门，而大多数同时代女性只能被钉入“封建”的棺椁，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但新女性与旧女性真能如此泾渭分明吗？作者写作本书的意图，显然是要打破仅凭外在条件区分新旧女性的窠臼。因为真实历史场域中往往难觅非黑即白，更何况在破旧立新的大转型年代，时代翻搅的浪花散在个体之上，总在不同角度映射出各色光影。在作者笔下，“旧女性”未见得落伍陈腐，而“新女性”也未必真正追求或达成独立。
书中的“旧女性”包括朱安、江冬秀、张幼仪三人。她们都曾进入封建包办的旧式婚姻，而丈夫们偏又是主张婚恋自主的新型知识分子。一旦冲撞，女性难免惨烈之命运。朱安一生孤苦，备受鲁迅冷遇，且被新文化圈烙上“旧”的印痕，生前身后鲜获尊重。但她的信中仍有“宁自苦，决不苟取”的剖白，对周围人从无迁怨。
张幼仪在异国身怀六甲，却被徐志摩弃置不顾；辗转分娩完毕，便在医院收到徐志摩的“离婚通牒”。饱受如此重创，张幼仪却在回国后摇身一变，成为事业成功的“新女性”。据她晚年回顾，人生危急关头，靠的就是传统价值观赋予她的志气与骨气。两位自小受“旧”价值熏染的女性，展现了自尊的意志，甚至仰赖“旧”价值脱胎换骨、自立自强。可见，新与旧不是绝对之别。
江冬秀相比于朱张二人，或可称得上婚姻圆满。丈夫胡适一生虽不乏外遇绯闻，身后却得以与之合葬遂愿。外界常将江冬秀的形象僵化为爱打麻将、不爱读书的“旧太太”，而这种僵化暗含对江冬秀拖累胡适的指责。作者运用史料讲述了一个更真实丰满、个性鲜明的江冬秀：她擅长理财、管家、驭夫；懂幽默，敢抗争，喜欢打抱不平；婚后向丈夫学会用白话文写信；对官场及政治有自己的判断。可以看出，江冬秀显然不是贤妻良母式的“旧女性”，虽未及符合“新女性”的客观条件，但她无疑是独特且有主见的。
书中写到的“新女性”，则有许广平、曹珮声、陆小曼、林徽因四人。其中，陆小曼的选择与际遇，再次提醒我们反思以外在形式来区别新旧女性的教条化。按客观条件，陆小曼自小生在优渥开化的家庭中，依循“新女性”的培养路线，受新式教育，时髦光鲜，十余岁已成上流社会的社交名媛。但她并未真正参与社会工作，早早便嫁人成为官太太。这里且不论陆小曼本人，只是她的成长轨迹的确代表了当时的一类“新女性”。曾国藩的孙女、教育家曾宝荪曾批评这类“新女性”是“把学校文凭等同于钻石”，无非为了使人称羡，以及在婚姻市场抬高身价。颇有意味的是，陆小曼与徐志摩办完新式婚礼后回乡，要求徐家派出六人抬的大红花轿迎她进门。“新女性”如此在意旧礼俗的正名之义，可见她多少不自觉地陷入新旧文化的裂缝中，找不到一个自洽的位置。
许广平显然是不同于陆小曼的另类“新女性”。她出自广东传统仕宦人家，通过与家庭的不断博弈，才走上艰辛的“新女性”求学、婚恋之路。她的抗争，满含对自我独立的期许，以及成为职业女性、参与公共生活的抱负。不过，成为后世美谈、更为众人津津乐道的却仅是她与鲁迅的相恋。本书则透过许广平的视角，令读者看到了她婚后生活的挣扎与压抑。她不得不抛下“新女性”的理想，被迫变成消磨于繁琐家庭事务的贤妻良母，同时无偿挑起鲁迅秘书与助理的职责。
许广平曾引好友之言评价“新式”婚姻：“尽管在社会上大吹男女自由平等，要女人出来谋生，经济独立，一说到自己的女人就什么都两样了。”这虽不算自况，却不无隐忍之意。从另一角度而言，对五四婚恋的主流叙述正是男性建立的，其中有关女性自由独立的呼吁，确有冲破封建枷锁的进步意义，但男性知识分子却不用面对理念背后的日常。绝大多数“新男性”既想与“新女性”自由恋爱，又希望“新女性”在婚后重回相夫教子的旧轨。这不仅是历史的惯性，更是男性主导的社会结构固若金汤的写照。
也许稍感慰藉的是女性之间的理解、体谅与支援。书中记述了朱安与许广平的相互尊敬，这是个体历史中鲜为人知的动容之处。鲁迅逝世后，许广平坚持接济经济窘迫的朱安，更善意安排海婴与朱安通信。许广平自己不信奉传统葬仪，却能体谅朱安的生活惯习，支持朱安提前置备殓衣。难怪朱安晚年接受记者采访称，“许先生待我极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肯维持我……”朱安以“许先生”称呼许广平，足见尊敬备至。新旧女性之间，能达成这般平等友爱的关系，亦侧面说明她们本无不可逾越的差异。
其实，仗义援手的女性最无需以新旧论。比如喜欢打抱不平的江冬秀，数次帮助被“新男性”抛弃的原配发妻。最有名的是梁宗岱事件。被梁宗岱抛下的旧妻，千里奔赴北京望与梁宗岱团聚，却被另有所恋的梁宗岱拒之门外。江冬秀得知后，不仅把无依无靠的梁妻接到家中居住，更发动胡适和他的北大同事为梁妻争取公道。后来，江冬秀亲自出庭作证，助梁妻获得了离婚的经济赔偿。根据1922年的报道，当年河南省被“新青年”抛弃的旧式妻子有七成以自杀收场。所以，江冬秀的仗义，几乎是在拯救生命。女性为女性出头的故事从不稀罕，大概正因无论新旧，她们在社会结构中始终共处同样的位置。
提及“五四”，其历史分量自不待言。那是新纪元的开端，各种旧价值被推倒重构，新的意义坐标得以登上历史舞台。婚恋，亦在这新旧转换的时代，被披上“新外衣”。不过，孔慧怡的《五四婚姻》一书却另辟蹊径，通过讲述七位在文化史上留名的女性故事，试图让读者看到婚恋“新外衣”之下，女性不变的挣扎；更经由被主流叙述遮蔽的千疮百孔，令读者重新理解“新与旧”之间的张力。
五四时期，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热烈投身妇女解放事业。他们猛烈抨击传统家庭与婚姻结构对女性的桎梏，宣扬个性解放。于是，争取自由独立成为“五四”新女性的理想。只是，任何理想落笔于现实中，都难以出脱客观条件框架。
作者清楚道出了当时成为新女性的四个条件：“在新式学堂受教育；毕业后有一份职业；婚姻自主；参与公共生活。”不难发现，教育是后三者的前提。放眼20世纪初的中国，这无疑是相当高的门槛，是对女性原生家庭财力与观念的双重考验。极少数幸运儿方能跃过“新女性”的龙门，而大多数同时代女性只能被钉入“封建”的棺椁，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但新女性与旧女性真能如此泾渭分明吗？作者写作本书的意图，显然是要打破仅凭外在条件区分新旧女性的窠臼。因为真实历史场域中往往难觅非黑即白，更何况在破旧立新的大转型年代，时代翻搅的浪花散在个体之上，总在不同角度映射出各色光影。在作者笔下，“旧女性”未见得落伍陈腐，而“新女性”也未必真正追求或达成独立。
书中的“旧女性”包括朱安、江冬秀、张幼仪三人。她们都曾进入封建包办的旧式婚姻，而丈夫们偏又是主张婚恋自主的新型知识分子。一旦冲撞，女性难免惨烈之命运。朱安一生孤苦，备受鲁迅冷遇，且被新文化圈烙上“旧”的印痕，生前身后鲜获尊重。但她的信中仍有“宁自苦，决不苟取”的剖白，对周围人从无迁怨。
张幼仪在异国身怀六甲，却被徐志摩弃置不顾；辗转分娩完毕，便在医院收到徐志摩的“离婚通牒”。饱受如此重创，张幼仪却在回国后摇身一变，成为事业成功的“新女性”。据她晚年回顾，人生危急关头，靠的就是传统价值观赋予她的志气与骨气。两位自小受“旧”价值熏染的女性，展现了自尊的意志，甚至仰赖“旧”价值脱胎换骨、自立自强。可见，新与旧不是绝对之别。
江冬秀相比于朱张二人，或可称得上婚姻圆满。丈夫胡适一生虽不乏外遇绯闻，身后却得以与之合葬遂愿。外界常将江冬秀的形象僵化为爱打麻将、不爱读书的“旧太太”，而这种僵化暗含对江冬秀拖累胡适的指责。作者运用史料讲述了一个更真实丰满、个性鲜明的江冬秀：她擅长理财、管家、驭夫；懂幽默，敢抗争，喜欢打抱不平；婚后向丈夫学会用白话文写信；对官场及政治有自己的判断。可以看出，江冬秀显然不是贤妻良母式的“旧女性”，虽未及符合“新女性”的客观条件，但她无疑是独特且有主见的。
书中写到的“新女性”，则有许广平、曹珮声、陆小曼、林徽因四人。其中，陆小曼的选择与际遇，再次提醒我们反思以外在形式来区别新旧女性的教条化。按客观条件，陆小曼自小生在优渥开化的家庭中，依循“新女性”的培养路线，受新式教育，时髦光鲜，十余岁已成上流社会的社交名媛。但她并未真正参与社会工作，早早便嫁人成为官太太。这里且不论陆小曼本人，只是她的成长轨迹的确代表了当时的一类“新女性”。曾国藩的孙女、教育家曾宝荪曾批评这类“新女性”是“把学校文凭等同于钻石”，无非为了使人称羡，以及在婚姻市场抬高身价。颇有意味的是，陆小曼与徐志摩办完新式婚礼后回乡，要求徐家派出六人抬的大红花轿迎她进门。“新女性”如此在意旧礼俗的正名之义，可见她多少不自觉地陷入新旧文化的裂缝中，找不到一个自洽的位置。
许广平显然是不同于陆小曼的另类“新女性”。她出自广东传统仕宦人家，通过与家庭的不断博弈，才走上艰辛的“新女性”求学、婚恋之路。她的抗争，满含对自我独立的期许，以及成为职业女性、参与公共生活的抱负。不过，成为后世美谈、更为众人津津乐道的却仅是她与鲁迅的相恋。本书则透过许广平的视角，令读者看到了她婚后生活的挣扎与压抑。她不得不抛下“新女性”的理想，被迫变成消磨于繁琐家庭事务的贤妻良母，同时无偿挑起鲁迅秘书与助理的职责。
许广平曾引好友之言评价“新式”婚姻：“尽管在社会上大吹男女自由平等，要女人出来谋生，经济独立，一说到自己的女人就什么都两样了。”这虽不算自况，却不无隐忍之意。从另一角度而言，对五四婚恋的主流叙述正是男性建立的，其中有关女性自由独立的呼吁，确有冲破封建枷锁的进步意义，但男性知识分子却不用面对理念背后的日常。绝大多数“新男性”既想与“新女性”自由恋爱，又希望“新女性”在婚后重回相夫教子的旧轨。这不仅是历史的惯性，更是男性主导的社会结构固若金汤的写照。
也许稍感慰藉的是女性之间的理解、体谅与支援。书中记述了朱安与许广平的相互尊敬，这是个体历史中鲜为人知的动容之处。鲁迅逝世后，许广平坚持接济经济窘迫的朱安，更善意安排海婴与朱安通信。许广平自己不信奉传统葬仪，却能体谅朱安的生活惯习，支持朱安提前置备殓衣。难怪朱安晚年接受记者采访称，“许先生待我极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肯维持我……”朱安以“许先生”称呼许广平，足见尊敬备至。新旧女性之间，能达成这般平等友爱的关系，亦侧面说明她们本无不可逾越的差异。
其实，仗义援手的女性最无需以新旧论。比如喜欢打抱不平的江冬秀，数次帮助被“新男性”抛弃的原配发妻。最有名的是梁宗岱事件。被梁宗岱抛下的旧妻，千里奔赴北京望与梁宗岱团聚，却被另有所恋的梁宗岱拒之门外。江冬秀得知后，不仅把无依无靠的梁妻接到家中居住，更发动胡适和他的北大同事为梁妻争取公道。后来，江冬秀亲自出庭作证，助梁妻获得了离婚的经济赔偿。根据1922年的报道，当年河南省被“新青年”抛弃的旧式妻子有七成以自杀收场。所以，江冬秀的仗义，几乎是在拯救生命。女性为女性出头的故事从不稀罕，大概正因无论新旧，她们在社会结构中始终共处同样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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