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长卫在新作《刺猬》中仍然彰显了他独具个性的导演风格，而且，主人公王战团身上有高卫红（《孔雀》）、王彩玲（《立春》）、赵得意（《最爱》）等角色的影子。这些人物都内心丰富、个性鲜明，他们并不试图改变身边的人或环境，只是不满于现实世界的平庸乏味，想为某件事奋力一搏。当然，在“正常人”眼里，他们的行为脱离实际、偏离常轨，因而令人侧目。
顾长卫电影的影像虽不绚烂华丽，但常在质朴粗粝中显露匠心。《刺猬》中大量的不规则构图别出心裁，打破了观众的视觉习惯，画面中经常出现交织的斜线，颠覆了平静稳定的和谐之感，让观众像是时刻置身于即将坍塌、令人焦躁压抑的世界中，形象地还原了王战团对现实的主观感受。
顾长卫的电影常以灰色为主色调，给人沉闷、单调之感。这种色调反映了中国北方内陆县城的生活底色，也暗示了身处社会边缘的人物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和内心挣扎。这种灰色调贯穿于顾长卫的怀旧三部曲《孔雀》《立春》《最爱》，成为它们共同的情绪核心。
《刺猬》同样大量使用不饱和的青灰色调，逼真地再现了特定时代的社会氛围和人物心境。直至王战团登上城墙唱歌，观众才感受到被暖色调光影所环绕的开阔明朗；直到周正多年后归家，那个曾经是“牢笼”的阳台已变得花团锦簇，才出现了绚丽而饱和的色彩，但周正此刻的内心恐怕只有一片苍凉的灰色。影片以正向或反向对比的方式来处理色调，巧妙地展示了主人公内在情感与外部环境的冲突，赋予了影片更深层的内涵。
《刺猬》对于顾长卫来说有一种“回归初心”的意义，他放弃了类似《微爱之渐入佳境》（2014）和《遇见你真好》（2018）那样的喜剧爱情片类型，继续实践他惯用和擅长的题材、风格与主题。影片中的王战团、周正，与周围的环境发生了多个维度的激烈碰撞，一路踉踉跄跄，留下满身伤痕。影片试图通过他们的故事，让观众看到现实世界中麻木、功利、刻板的一面，以及人与人之间那隐匿的隔阂、疏离与冷酷。
疾病的隐喻与象征意义
王战团是岳母眼中的魔怔，是妻子的心病，在旁人看来更是与“精神病人”无异。王战团确实常有出格的言行举止：他从不以“大姑父”或“岳父”的身份自居，而是要求他人直呼其名。这似乎暗示了，王战团不想被世俗的伦理关系束缚，而是想回归最纯粹的“个人”状态；为了满足对海洋的向往，他冒险潜入一艘货轮，完成了跨越太平洋的荒唐之旅；他热衷于创作诗歌，喜欢演绎《海底两万里》中的情节。这种以率真面目示人的状态，在王战团看来自然而然，但在“凡俗之辈”眼里则显得离经叛道。
影片将王战团塑造成带有隐喻意味的“疯癫”形象，但他其实比常人更通透、真诚、超脱，是一种“鹤立鸡群”般的不正常。王战团的追求可以总结为“诗和远方”。他在诗篇中，感慨着自己心系别处，却被琐碎庸常的生活所牵绊：我从荒野来，要到大海去，远方的汽笛已经响起，生活却拦住了我的去路。于是，王战团作为一个“病人”，在影片中有了强烈的主题意义，他反向印证着每个人内心早已失落的，对梦想和激情的憧憬与想象。
影片横跨了近40年的时光，勾勒了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社会变迁。然而，这些变迁对王战团几乎没有产生影响，影片甚至没有呈现这个家庭在时代巨变中所承受的经济压力。王战团始终保持着乐观坦然、自由随性的人生态度。这固然成为人物的一种性格特质，但也暗示影片对王战团的设定有概念化的倾向。
尤其与《孔雀》中的高卫红相比，王战团的形象更显平面化，影片未能充分揭示人物性格的成因和动机的来源，也未能深入揭示人物在追逐目标时的内心起伏，连王战团身上充沛的诗意与卓越的创作才华，都显得来历可疑。这意味着，王战团只是作为一种情节符号，用于制造剧情上的尖锐冲突，并为主题建构添砖加瓦。至于人物本身的立体性或者性格的复杂性，影片并不用心。
对于王战团这种“精神病人”，他的家人一方面加以排斥并保持距离，另一方面积极进行治疗，甚至尝试民间迷信的驱邪仪式。当一切都无济于事后，大姑干脆将王战团囚禁于家中，用药物使其每天昏昏欲睡。最终，情绪耗尽的家人顺应王战团的请求，把他送入精神病院。因此，大姑等人对王战团实施了福柯意义上的“规训与惩罚”，即对“不合规范者”贴上标签，进行矫正处理，最后将他们隔离在特定场所，以免影响“正常人”。对于现代社会而言，这相当于一套净化程序，清除各种干扰或破坏因素，以维护社会有序运转。
还有周正，只是因为学习差、口吃，就被人耻笑为“笨蛋”“怪物”，甚至遭到父亲的恶语相向或野蛮殴打。凡此种种，我们既要关心这些“精神病人”所遭受的精神折磨，更应探讨周围人对他们进行区别对待以及强制惩罚的社会心理和社会运行机制。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社会主流对“异端”的贬低和排挤，而是关于普遍性的心灵桎梏与精神麻木的寓言书写。
在顾长卫最优秀的电影中，主人公常常表现出对命运的不甘、对梦想的坚持以及与外部世界的疏离感。这些角色努力寻找自身价值，展现出对生存和奋斗的积极探求。《刺猬》继续思考人类的存在状态、生命的本质和梦想的意义，透过悲剧性的人物命运，凸显这些“异端”所折射的真诚和超拔，进而映衬出整个社会对精神丰盈和内心满足的冷漠态度。
可见的冲突形式和不可见的心理伤害
王战团在家庭和社会中备受轻视和误解，经常受到厌恶和贬损，他与家人发生冲突的方式和强度也逐渐升级。但是，王战团遭遇的压迫主要来自外部环境，他的内心异常澄明和坚定，从未自我怀疑或者犹豫动摇。他只有两次因尊严与父爱而作出妥协，一次是觉得自己腿脚不便，形象不雅，从女儿的婚礼逃离了；另一次是认为自己是累赘，主动提出要去精神病院，以便腾出房子让儿子结婚。
周正从小就受到王战团的耳濡目染，青春期一系列“不务正道”的行为，更是令父母痛心疾首。可以说，周正是少年版的王战团，两人惺惺相惜，相互取暖，周正甚至成为王战团精神上的传承和延续者，他似乎最终抵达了王战团所期盼的“诗与远方”。因为，周正担任邮轮上的三副，有机会环游世界各个海域；他与一位有阿根廷血统的姑娘结婚，满足了大众对异国情调的想象。然而，周正仍感到莫名的忧伤，这源自他对王战团的思念，以及追求“诗与远方”所经历的疲惫和虚空。或者说，在周正看来，所有的心满意足，都无法填补成长岁月里遭受的那些精神打击和心理戕害。
影片常常通过喜剧的方式，展现主人公肆无忌惮地打破外界秩序和规则的狂放不羁。那种快意，大概近似巴赫金所言的“狂欢化”。
例如，只因为周正说人根本就不会飞，王战团就装上翅膀想从屋顶翩然起飞，这让众人大惊失色，如临大敌；王战团和周正百般不情愿地喝着家人配的中药时，两人恶作剧般换着喝……在这种“破坏”的狂欢体验中，笑谑一度占据主导地位，充满了对规则的不敬和亵渎。
但是，两人更多时候遭受着来自规则的痛击。周正给何苗子写了一封情书后，被双方家长视为洪水猛兽，肆意羞辱甚至大打出手。事实上，周正可能只是感恩于何苗子没有歧视他留级，并在他万念俱灰时安静地坐在他对面。只是在成年人的古板观念里，无法体会这种纯真的情感，也没有心境去感受这种微妙的少年情愫。这是周正的苦痛，也是成年人的悲哀。
在这些带点嬉闹，但又不时被暴风骤雨席卷的场景中，我们得以窥见周遭世界的僵化、保守和冷酷。
影片的成功之处在于，通过有质感的日常生活细节，甚至加入大量喜剧元素，展露了生活中那些易被忽视的精神暴力，并为那些在窒息般的环境中艰难呼吸者投以一丝悲悯和敬意。当然，我们也不能回避，影片对部分喜剧片段的处理有些失控，尤其是赵老师装神弄鬼的场面，渲染过度，甚至有小品化的浮夸。
主题的内在消解力量
影片虽然以“刺猬”为片名，但该意象仅出现了两次。其一为王战团在公园里为治疗腿病而烤了一只刺猬，另一次是他在街头保护一只刺猬过马路。这使得影片中“刺猬”的意义略显矛盾。它既是民间偏方里的“神药”，又是迷信世界里的“神”。
“刺猬”的出现，还导致王战团的性格出现难以圆融的裂痕。王战团在影片中一直是看似不着调但内心善良的形象，他不应该对刺猬痛下杀手。而且，王战团对于赵老师视“刺猬”为爹的行为一度冷嘲热讽，那么，他以忏悔洗罪的心态保护刺猬就显得理由不足。
对比之下，《孔雀》中，“孔雀”在片尾才现身，最后一刻才张开彩翼，最后一秒才正面示人。这种极度克制的处理方式，让“孔雀”成为庸常世界中的一抹亮色，有人对此执着追求，有人不以为意，有人直接否定。这昭示着不同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丰富了影片的人物形象和主题内涵。
为了鞭挞周围的人对王战团和周正的成见，影片还采用了反面论证的手法。李广源比海鸥大十岁，离婚后流连于舞厅，还导致海鸥未婚先孕。这样看来，李广源分明是另一个“异端”，是破坏性远胜于王战团的“坏人”。众亲戚也预测海鸥的命运必将万劫不复。意外的是，李广源为人细心体贴，成熟稳重，海鸥成为片中最幸福的人。也许，影片想以李广源为例，证明世俗的偏见是多么的荒诞，但这种论证的可靠性令人生疑，更像影片强行添加的一个偶然。
此外，王战团的儿子海洋是一名公交车司机，看起来勤恳踏实，是世俗观念中的“正常人”，但他却突遭车祸，死于非命。这使主题逻辑显得极为混乱：如果说离经叛道者害人害己，那为什么循规蹈矩者却难以抵挡命运的无常？可见，李广源和王海洋这两个角色不仅高度扁平化，而且对主题建构产生了强大的消解性力量。
《刺猬》平实地描绘了生活素朴又狰狞的面目，冷静地展现了“特立独行”者的生存境遇，以及他们内心强烈的理想追求，并冷峻犀利地对看似正常的社会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与反思。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高度概念化的故事，对生活的挖掘和对人物的深度揭示都显得力有不逮，甚至过于注重人物和情节的隐喻象征意义，导致人物的行为逻辑和主题建构意义有难以自圆其说之处。
作者：龚金平 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教授
顾长卫在新作《刺猬》中仍然彰显了他独具个性的导演风格，而且，主人公王战团身上有高卫红（《孔雀》）、王彩玲（《立春》）、赵得意（《最爱》）等角色的影子。这些人物都内心丰富、个性鲜明，他们并不试图改变身边的人或环境，只是不满于现实世界的平庸乏味，想为某件事奋力一搏。当然，在“正常人”眼里，他们的行为脱离实际、偏离常轨，因而令人侧目。
顾长卫电影的影像虽不绚烂华丽，但常在质朴粗粝中显露匠心。《刺猬》中大量的不规则构图别出心裁，打破了观众的视觉习惯，画面中经常出现交织的斜线，颠覆了平静稳定的和谐之感，让观众像是时刻置身于即将坍塌、令人焦躁压抑的世界中，形象地还原了王战团对现实的主观感受。
顾长卫的电影常以灰色为主色调，给人沉闷、单调之感。这种色调反映了中国北方内陆县城的生活底色，也暗示了身处社会边缘的人物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和内心挣扎。这种灰色调贯穿于顾长卫的怀旧三部曲《孔雀》《立春》《最爱》，成为它们共同的情绪核心。
《刺猬》同样大量使用不饱和的青灰色调，逼真地再现了特定时代的社会氛围和人物心境。直至王战团登上城墙唱歌，观众才感受到被暖色调光影所环绕的开阔明朗；直到周正多年后归家，那个曾经是“牢笼”的阳台已变得花团锦簇，才出现了绚丽而饱和的色彩，但周正此刻的内心恐怕只有一片苍凉的灰色。影片以正向或反向对比的方式来处理色调，巧妙地展示了主人公内在情感与外部环境的冲突，赋予了影片更深层的内涵。
《刺猬》对于顾长卫来说有一种“回归初心”的意义，他放弃了类似《微爱之渐入佳境》（2014）和《遇见你真好》（2018）那样的喜剧爱情片类型，继续实践他惯用和擅长的题材、风格与主题。影片中的王战团、周正，与周围的环境发生了多个维度的激烈碰撞，一路踉踉跄跄，留下满身伤痕。影片试图通过他们的故事，让观众看到现实世界中麻木、功利、刻板的一面，以及人与人之间那隐匿的隔阂、疏离与冷酷。
疾病的隐喻与象征意义
王战团是岳母眼中的魔怔，是妻子的心病，在旁人看来更是与“精神病人”无异。王战团确实常有出格的言行举止：他从不以“大姑父”或“岳父”的身份自居，而是要求他人直呼其名。这似乎暗示了，王战团不想被世俗的伦理关系束缚，而是想回归最纯粹的“个人”状态；为了满足对海洋的向往，他冒险潜入一艘货轮，完成了跨越太平洋的荒唐之旅；他热衷于创作诗歌，喜欢演绎《海底两万里》中的情节。这种以率真面目示人的状态，在王战团看来自然而然，但在“凡俗之辈”眼里则显得离经叛道。
影片将王战团塑造成带有隐喻意味的“疯癫”形象，但他其实比常人更通透、真诚、超脱，是一种“鹤立鸡群”般的不正常。王战团的追求可以总结为“诗和远方”。他在诗篇中，感慨着自己心系别处，却被琐碎庸常的生活所牵绊：我从荒野来，要到大海去，远方的汽笛已经响起，生活却拦住了我的去路。于是，王战团作为一个“病人”，在影片中有了强烈的主题意义，他反向印证着每个人内心早已失落的，对梦想和激情的憧憬与想象。
影片横跨了近40年的时光，勾勒了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社会变迁。然而，这些变迁对王战团几乎没有产生影响，影片甚至没有呈现这个家庭在时代巨变中所承受的经济压力。王战团始终保持着乐观坦然、自由随性的人生态度。这固然成为人物的一种性格特质，但也暗示影片对王战团的设定有概念化的倾向。
尤其与《孔雀》中的高卫红相比，王战团的形象更显平面化，影片未能充分揭示人物性格的成因和动机的来源，也未能深入揭示人物在追逐目标时的内心起伏，连王战团身上充沛的诗意与卓越的创作才华，都显得来历可疑。这意味着，王战团只是作为一种情节符号，用于制造剧情上的尖锐冲突，并为主题建构添砖加瓦。至于人物本身的立体性或者性格的复杂性，影片并不用心。
对于王战团这种“精神病人”，他的家人一方面加以排斥并保持距离，另一方面积极进行治疗，甚至尝试民间迷信的驱邪仪式。当一切都无济于事后，大姑干脆将王战团囚禁于家中，用药物使其每天昏昏欲睡。最终，情绪耗尽的家人顺应王战团的请求，把他送入精神病院。因此，大姑等人对王战团实施了福柯意义上的“规训与惩罚”，即对“不合规范者”贴上标签，进行矫正处理，最后将他们隔离在特定场所，以免影响“正常人”。对于现代社会而言，这相当于一套净化程序，清除各种干扰或破坏因素，以维护社会有序运转。
还有周正，只是因为学习差、口吃，就被人耻笑为“笨蛋”“怪物”，甚至遭到父亲的恶语相向或野蛮殴打。凡此种种，我们既要关心这些“精神病人”所遭受的精神折磨，更应探讨周围人对他们进行区别对待以及强制惩罚的社会心理和社会运行机制。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社会主流对“异端”的贬低和排挤，而是关于普遍性的心灵桎梏与精神麻木的寓言书写。
在顾长卫最优秀的电影中，主人公常常表现出对命运的不甘、对梦想的坚持以及与外部世界的疏离感。这些角色努力寻找自身价值，展现出对生存和奋斗的积极探求。《刺猬》继续思考人类的存在状态、生命的本质和梦想的意义，透过悲剧性的人物命运，凸显这些“异端”所折射的真诚和超拔，进而映衬出整个社会对精神丰盈和内心满足的冷漠态度。
可见的冲突形式和不可见的心理伤害
王战团在家庭和社会中备受轻视和误解，经常受到厌恶和贬损，他与家人发生冲突的方式和强度也逐渐升级。但是，王战团遭遇的压迫主要来自外部环境，他的内心异常澄明和坚定，从未自我怀疑或者犹豫动摇。他只有两次因尊严与父爱而作出妥协，一次是觉得自己腿脚不便，形象不雅，从女儿的婚礼逃离了；另一次是认为自己是累赘，主动提出要去精神病院，以便腾出房子让儿子结婚。
周正从小就受到王战团的耳濡目染，青春期一系列“不务正道”的行为，更是令父母痛心疾首。可以说，周正是少年版的王战团，两人惺惺相惜，相互取暖，周正甚至成为王战团精神上的传承和延续者，他似乎最终抵达了王战团所期盼的“诗与远方”。因为，周正担任邮轮上的三副，有机会环游世界各个海域；他与一位有阿根廷血统的姑娘结婚，满足了大众对异国情调的想象。然而，周正仍感到莫名的忧伤，这源自他对王战团的思念，以及追求“诗与远方”所经历的疲惫和虚空。或者说，在周正看来，所有的心满意足，都无法填补成长岁月里遭受的那些精神打击和心理戕害。
影片常常通过喜剧的方式，展现主人公肆无忌惮地打破外界秩序和规则的狂放不羁。那种快意，大概近似巴赫金所言的“狂欢化”。
例如，只因为周正说人根本就不会飞，王战团就装上翅膀想从屋顶翩然起飞，这让众人大惊失色，如临大敌；王战团和周正百般不情愿地喝着家人配的中药时，两人恶作剧般换着喝……在这种“破坏”的狂欢体验中，笑谑一度占据主导地位，充满了对规则的不敬和亵渎。
但是，两人更多时候遭受着来自规则的痛击。周正给何苗子写了一封情书后，被双方家长视为洪水猛兽，肆意羞辱甚至大打出手。事实上，周正可能只是感恩于何苗子没有歧视他留级，并在他万念俱灰时安静地坐在他对面。只是在成年人的古板观念里，无法体会这种纯真的情感，也没有心境去感受这种微妙的少年情愫。这是周正的苦痛，也是成年人的悲哀。
在这些带点嬉闹，但又不时被暴风骤雨席卷的场景中，我们得以窥见周遭世界的僵化、保守和冷酷。
影片的成功之处在于，通过有质感的日常生活细节，甚至加入大量喜剧元素，展露了生活中那些易被忽视的精神暴力，并为那些在窒息般的环境中艰难呼吸者投以一丝悲悯和敬意。当然，我们也不能回避，影片对部分喜剧片段的处理有些失控，尤其是赵老师装神弄鬼的场面，渲染过度，甚至有小品化的浮夸。
主题的内在消解力量
影片虽然以“刺猬”为片名，但该意象仅出现了两次。其一为王战团在公园里为治疗腿病而烤了一只刺猬，另一次是他在街头保护一只刺猬过马路。这使得影片中“刺猬”的意义略显矛盾。它既是民间偏方里的“神药”，又是迷信世界里的“神”。
“刺猬”的出现，还导致王战团的性格出现难以圆融的裂痕。王战团在影片中一直是看似不着调但内心善良的形象，他不应该对刺猬痛下杀手。而且，王战团对于赵老师视“刺猬”为爹的行为一度冷嘲热讽，那么，他以忏悔洗罪的心态保护刺猬就显得理由不足。
对比之下，《孔雀》中，“孔雀”在片尾才现身，最后一刻才张开彩翼，最后一秒才正面示人。这种极度克制的处理方式，让“孔雀”成为庸常世界中的一抹亮色，有人对此执着追求，有人不以为意，有人直接否定。这昭示着不同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丰富了影片的人物形象和主题内涵。
为了鞭挞周围的人对王战团和周正的成见，影片还采用了反面论证的手法。李广源比海鸥大十岁，离婚后流连于舞厅，还导致海鸥未婚先孕。这样看来，李广源分明是另一个“异端”，是破坏性远胜于王战团的“坏人”。众亲戚也预测海鸥的命运必将万劫不复。意外的是，李广源为人细心体贴，成熟稳重，海鸥成为片中最幸福的人。也许，影片想以李广源为例，证明世俗的偏见是多么的荒诞，但这种论证的可靠性令人生疑，更像影片强行添加的一个偶然。
此外，王战团的儿子海洋是一名公交车司机，看起来勤恳踏实，是世俗观念中的“正常人”，但他却突遭车祸，死于非命。这使主题逻辑显得极为混乱：如果说离经叛道者害人害己，那为什么循规蹈矩者却难以抵挡命运的无常？可见，李广源和王海洋这两个角色不仅高度扁平化，而且对主题建构产生了强大的消解性力量。
《刺猬》平实地描绘了生活素朴又狰狞的面目，冷静地展现了“特立独行”者的生存境遇，以及他们内心强烈的理想追求，并冷峻犀利地对看似正常的社会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与反思。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高度概念化的故事，对生活的挖掘和对人物的深度揭示都显得力有不逮，甚至过于注重人物和情节的隐喻象征意义，导致人物的行为逻辑和主题建构意义有难以自圆其说之处。
作者：龚金平 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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