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5世纪文艺复兴始，直至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辉煌的欧洲美术史由无数重要艺术家书写而成。与意大利、法国和尼德兰等地相比，西班牙画家的数量或许没有那么多，但仿佛总是在积蓄一种能量，在绚烂的画坛星空升起一颗颗巨星。近日，西班牙普拉多国家博物馆携70多件油画精品登陆上海浦东美术馆，呈现一场顶级的视觉盛宴。艺术爱好者们在与跨越5个世纪的大师之作近距离对话之时，思绪也被带向属于西班牙的“光辉时代”。
格列柯：不被时人理解的先锋性，终在20世纪现代艺术中得到回应
15、16世纪的西班牙不仅控制着意大利和尼德兰的部分土地，还随着哥伦布的远航将势力扩展到美洲，“日不落帝国”的强盛国力和王室的艺术热情滋养了艺术发展的土壤，为第一位大师的出现做好了准备——格列柯（1541—1614）。很多人大约都不知道这位出生于克里特岛的艺术家其实叫做多梅尼科斯·塞奥托科普罗斯，而是习惯用他故乡的名字称他为“希腊人”。从威尼斯到罗马，格列柯一路学习，也一路受挫，直至来到西班牙的托莱多，虽然未能获得宫廷认可，但最终形成独属于自己的风格并在当地获得成功。受威尼斯画派影响，格列柯重视绘画的色彩语言，认为“对色彩的模仿是艺术最大的困难”“色彩高于形式”，但他的形式语言又极为独特，他自由地将形体拉长变形，动感十足，情感激越，带有强烈的表现性与主观性，不属于一般意义的文艺复兴风格，但也无法全然归入手法主义。在他创作的《揭开启示录的第五封印》一作中，观众能够一眼就读出作品宣扬的宗教精神与奇迹，人物仿佛摆脱重力向上升腾，在经过拉伸后体量感被弱化，形状和色彩都不再摹仿自然，具有了超现实的意味，却表现出了动人心魄的戏剧性场面。
虽然托莱多当地给予格列柯的“现代”艺术极大的包容，但当他死后，他的风格被主流的巴洛克风格视作无法理解，也鲜有后继者。整个18世纪对格列柯的艺术都是否定的，19世纪的部分艺术史家在认同他的部分技巧的同时，也批判着他的反自然主义风格。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艺术家们重新“发现”格列柯，也在他身上找到“自我”。马奈、德拉克罗瓦等人受到他的色彩启发，塞尚与毕加索借鉴他的形式构成，德国表现主义画家笔下的夸张变形也深刻着他的烙印。“希腊人”那不被时人理解的先锋性，终于在20世纪的现代艺术中得到回应。在普拉多博物馆出版的艺术手册中他的名字与后辈委拉士开兹、戈雅放在一起，并称西班牙画坛三杰。
委拉士开兹：相隔两个多世纪后，印象主义奠基者仍对他倍加推崇
17世纪的西班牙，与政治、经济的日薄西山截然不同的是艺术领域的辉煌景象，画坛人才辈出、硕果累累。生活在西班牙属地那不勒斯的里贝拉受到卡拉瓦乔艺术启发，将强烈的明暗对比注入自己感情真挚、色彩明朗的作品，创作出一系列打动人心的宗教作品，成为首位受人敬仰的大画家。从西南部的艺术之都塞尔维亚走出了数位名震画坛的大人物，苏巴朗、牟利罗，以及委拉士开兹，共同将西班牙艺术带向高潮。
委拉士开兹（1599—1660）可确认的作品有近半数都收藏在普拉多博物馆，自1899年起，这位17世纪最伟大的西班牙画家的作品就一直占据着博物馆的C位展厅，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前往。试问有机会来到马德里的艺术爱好者，哪一位会错失“朝圣”《宫娥》等名作的机会呢？画家刻意制造出一种“偶然性”，仿佛现代人用相机捕捉到某个瞬间，带着观众偷看宫廷生活的片段。画家自己也在画中，手持画具望向我们，从容淡定，自信满满。
委拉士开兹是西班牙的荣耀，但他的艺术不仅仅是西班牙的。20岁出头就成为宫廷画师，他有机会接触到哈布斯堡王朝的收藏，看到其深处的意大利趣味，在结识鲁本斯后，更是听从后者的建议，两次前往意大利，走访各地，将意大利艺术，尤其是威尼斯画派的色彩的活力与光线的微妙注入自己的作品。宫廷画家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给王室成员画肖像，艺术史家贡布里希曾经直言不讳地说这些人“很少有漂亮的面容，有趣的面孔也很少”，对于任何富于挑战精神的艺术家来说，制作这类肖像绝非一份诱人的工作，但委拉士开兹却“仿佛使用魔法”赋予它们独特的魅力。他崇拜鲁本斯和提香，但并不只是摹仿大师的手法，而是想作出挑战，只消看一眼他的《英诺森十世》，便不难察觉他将稳重的金字塔构图与自由奔放的笔触结合，动人地再现了教皇的王者威严，人脸部分用薄涂法突出面容细节与表情，法袍则用厚涂法传递出面料的光泽与不同质感。任何观众都会相信自己面对的就是被画者，无怪教皇本人发出“太真实了”的感叹。委拉士开兹用大胆的构思、潇洒的笔法，加上酣畅淋漓的色彩表现，将看似平常的日常变成伟大的作品，在相隔两个多世纪后，印象主义的奠基者仍对他倍加推崇。
戈雅：无论内容主题还是形式技术，他的画作都是启示性、革命性的
西班牙艺术在17世纪发出最强音，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都陷入低谷，这种尴尬局面直至18世纪下半叶，才随着一个人的出现而改变——戈雅（1746—1828）。
戈雅的创造力在他漫长的艺术生涯中始终强烈而持久。虽然同为宫廷画家，他崇拜委拉士开兹，将后者的笔触、光线与表现性融入自己的作品，成为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但身处一个动荡的时代，他无法像委拉士开兹那样保持一份平和与坦然，生命的坎坷被他画进了作品。无论是内容主题，还是形式技术，戈雅的画作都是启示性的，革命性的，甚至现代性的，被视为“现代艺术第一人”。
作为首席宫廷画家的戈雅自然也创作过不少宫廷肖像，但其中有一幅杰作在同类题材中堪称异类，即《卡洛斯四世一家》。“皇室”“家庭群像”，人们在此类绘画中预设的奉承与温情丝毫不见，画家以真人大小描画国王一家，他们衣着珠光宝气，华丽张扬地显露着自己的尊贵身份，但给人的印象却是呆板的、冷漠的、假模假式、令人讨厌。戈雅对卡洛斯四世和妻子路易莎的刻画几近刻薄，前者身材臃肿，表情懦弱，后者傲慢狡黠，任观者猜度他们的心思与境遇。站在画面左后方暗处的画家本人直视着观众，令人想起委拉士开兹在《宫娥》中的出现，只是戈雅表达的不是亲密温暖的气氛，而是仿佛在说，“这家人就站在这里，你们自己看自己判断吧”。虽然这幅画并没有以往宫廷肖像应该对皇室抱持的赞美之情，甚至透露出一些讽刺之意，但却意外地被国王和王后接纳了，据说被“丑化”的王后路易莎甚至对它评价颇高，不知道是否被流动于画面之上的光彩打动，又或者对画家的精心构图暗自叫绝：问问自己，一眼望去，你首先看到的是谁？
赞助人制度决定了文艺复兴以来的艺术家无论有怎样的天赋，有时也不得不妥协，得到赞助人的认可是成功的前提。但从1737年法国人举办官方沙龙展开始，艺术家便有了将作品面向公众的机会，有了为自己而不是赞助人创作的机会，画家可以画自己想画的，表达自己想表达的。于是就有了《1808年5月2日》和《1808年5月3日》，戈雅用激荡的笔法，强烈的明暗对比，表达着自己的家国情怀和民族气节，那个看似逸笔草草却成熟笃定的白衫黄裤的青年成为美术史上最打动人心的经典形象之一，被无数艺术家致敬。而蚀刻版画《奇想集》更是让艺术家将个人宣泄发挥到极致，看着那一个个怪诞可怖的形象，我们一边感叹戈雅的奇思妙想，一边也对他因病失聪的痛苦感同身受。画家的工作不再只是装饰宫廷与教会，不再只是投他人所好地创作。戈雅用他的艺术关注国家命运，讲述个人命运，他为自己而创作。
为自己的创作在“黑色绘画”中达到巅峰。在75岁高龄时，戈雅的健康每况愈下，而复辟的波旁王朝治下自己希冀的政治与宗教改革成为泡影，陷入身体与精神的双重绝望之中，他独自在居住的“聋人别墅”（房屋的前主人恰巧也是聋人）的石膏墙壁上用油画颜料画下14幅主题黑暗的作品，夸张、怪诞、放肆、恐怖、令人不安。这些画不是用来展览的，戈雅也未曾写过它们，甚至不曾与人讨论过，那是独属于自己的作品，肆意地抒发自己的心声，焦虑、压抑、恐惧，无人能解。单是看看《萨图恩食子》就足以震撼我们，戈雅的精神已经到了怎样的崩溃边缘，终日面对怎样的痛苦，才会在自己的餐厅墙上画出这样恐怖的图景？你很难想象他是那个曾经画出最浪漫美好的《阳伞》的戈雅。他终于成为了自己的赞助人。
江山代有才人出，西班牙艺术家的创新精神与革命精神从未停歇。格列柯、委拉士开兹、戈雅，在他们身上无法使用的单一风格标签，同样也无法适用于他们的后辈，安东尼·高迪（1852—1926）、巴布罗·毕加索（1881—1973）、胡安·米罗（1893—1983）、萨尔瓦多·达利（1904—1989）……一个个杰出的西班牙人努力摆脱现实的平庸乏味，用艺术演绎他们的奇思妙想，至今仍有回响。
作者：洪潇亭 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副教授
自15世纪文艺复兴始，直至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辉煌的欧洲美术史由无数重要艺术家书写而成。与意大利、法国和尼德兰等地相比，西班牙画家的数量或许没有那么多，但仿佛总是在积蓄一种能量，在绚烂的画坛星空升起一颗颗巨星。近日，西班牙普拉多国家博物馆携70多件油画精品登陆上海浦东美术馆，呈现一场顶级的视觉盛宴。艺术爱好者们在与跨越5个世纪的大师之作近距离对话之时，思绪也被带向属于西班牙的“光辉时代”。
格列柯：不被时人理解的先锋性，终在20世纪现代艺术中得到回应
15、16世纪的西班牙不仅控制着意大利和尼德兰的部分土地，还随着哥伦布的远航将势力扩展到美洲，“日不落帝国”的强盛国力和王室的艺术热情滋养了艺术发展的土壤，为第一位大师的出现做好了准备——格列柯（1541—1614）。很多人大约都不知道这位出生于克里特岛的艺术家其实叫做多梅尼科斯·塞奥托科普罗斯，而是习惯用他故乡的名字称他为“希腊人”。从威尼斯到罗马，格列柯一路学习，也一路受挫，直至来到西班牙的托莱多，虽然未能获得宫廷认可，但最终形成独属于自己的风格并在当地获得成功。受威尼斯画派影响，格列柯重视绘画的色彩语言，认为“对色彩的模仿是艺术最大的困难”“色彩高于形式”，但他的形式语言又极为独特，他自由地将形体拉长变形，动感十足，情感激越，带有强烈的表现性与主观性，不属于一般意义的文艺复兴风格，但也无法全然归入手法主义。在他创作的《揭开启示录的第五封印》一作中，观众能够一眼就读出作品宣扬的宗教精神与奇迹，人物仿佛摆脱重力向上升腾，在经过拉伸后体量感被弱化，形状和色彩都不再摹仿自然，具有了超现实的意味，却表现出了动人心魄的戏剧性场面。
虽然托莱多当地给予格列柯的“现代”艺术极大的包容，但当他死后，他的风格被主流的巴洛克风格视作无法理解，也鲜有后继者。整个18世纪对格列柯的艺术都是否定的，19世纪的部分艺术史家在认同他的部分技巧的同时，也批判着他的反自然主义风格。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艺术家们重新“发现”格列柯，也在他身上找到“自我”。马奈、德拉克罗瓦等人受到他的色彩启发，塞尚与毕加索借鉴他的形式构成，德国表现主义画家笔下的夸张变形也深刻着他的烙印。“希腊人”那不被时人理解的先锋性，终于在20世纪的现代艺术中得到回应。在普拉多博物馆出版的艺术手册中他的名字与后辈委拉士开兹、戈雅放在一起，并称西班牙画坛三杰。
委拉士开兹：相隔两个多世纪后，印象主义奠基者仍对他倍加推崇
17世纪的西班牙，与政治、经济的日薄西山截然不同的是艺术领域的辉煌景象，画坛人才辈出、硕果累累。生活在西班牙属地那不勒斯的里贝拉受到卡拉瓦乔艺术启发，将强烈的明暗对比注入自己感情真挚、色彩明朗的作品，创作出一系列打动人心的宗教作品，成为首位受人敬仰的大画家。从西南部的艺术之都塞尔维亚走出了数位名震画坛的大人物，苏巴朗、牟利罗，以及委拉士开兹，共同将西班牙艺术带向高潮。
委拉士开兹（1599—1660）可确认的作品有近半数都收藏在普拉多博物馆，自1899年起，这位17世纪最伟大的西班牙画家的作品就一直占据着博物馆的C位展厅，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前往。试问有机会来到马德里的艺术爱好者，哪一位会错失“朝圣”《宫娥》等名作的机会呢？画家刻意制造出一种“偶然性”，仿佛现代人用相机捕捉到某个瞬间，带着观众偷看宫廷生活的片段。画家自己也在画中，手持画具望向我们，从容淡定，自信满满。
委拉士开兹是西班牙的荣耀，但他的艺术不仅仅是西班牙的。20岁出头就成为宫廷画师，他有机会接触到哈布斯堡王朝的收藏，看到其深处的意大利趣味，在结识鲁本斯后，更是听从后者的建议，两次前往意大利，走访各地，将意大利艺术，尤其是威尼斯画派的色彩的活力与光线的微妙注入自己的作品。宫廷画家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给王室成员画肖像，艺术史家贡布里希曾经直言不讳地说这些人“很少有漂亮的面容，有趣的面孔也很少”，对于任何富于挑战精神的艺术家来说，制作这类肖像绝非一份诱人的工作，但委拉士开兹却“仿佛使用魔法”赋予它们独特的魅力。他崇拜鲁本斯和提香，但并不只是摹仿大师的手法，而是想作出挑战，只消看一眼他的《英诺森十世》，便不难察觉他将稳重的金字塔构图与自由奔放的笔触结合，动人地再现了教皇的王者威严，人脸部分用薄涂法突出面容细节与表情，法袍则用厚涂法传递出面料的光泽与不同质感。任何观众都会相信自己面对的就是被画者，无怪教皇本人发出“太真实了”的感叹。委拉士开兹用大胆的构思、潇洒的笔法，加上酣畅淋漓的色彩表现，将看似平常的日常变成伟大的作品，在相隔两个多世纪后，印象主义的奠基者仍对他倍加推崇。
戈雅：无论内容主题还是形式技术，他的画作都是启示性、革命性的
西班牙艺术在17世纪发出最强音，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都陷入低谷，这种尴尬局面直至18世纪下半叶，才随着一个人的出现而改变——戈雅（1746—1828）。
戈雅的创造力在他漫长的艺术生涯中始终强烈而持久。虽然同为宫廷画家，他崇拜委拉士开兹，将后者的笔触、光线与表现性融入自己的作品，成为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但身处一个动荡的时代，他无法像委拉士开兹那样保持一份平和与坦然，生命的坎坷被他画进了作品。无论是内容主题，还是形式技术，戈雅的画作都是启示性的，革命性的，甚至现代性的，被视为“现代艺术第一人”。
作为首席宫廷画家的戈雅自然也创作过不少宫廷肖像，但其中有一幅杰作在同类题材中堪称异类，即《卡洛斯四世一家》。“皇室”“家庭群像”，人们在此类绘画中预设的奉承与温情丝毫不见，画家以真人大小描画国王一家，他们衣着珠光宝气，华丽张扬地显露着自己的尊贵身份，但给人的印象却是呆板的、冷漠的、假模假式、令人讨厌。戈雅对卡洛斯四世和妻子路易莎的刻画几近刻薄，前者身材臃肿，表情懦弱，后者傲慢狡黠，任观者猜度他们的心思与境遇。站在画面左后方暗处的画家本人直视着观众，令人想起委拉士开兹在《宫娥》中的出现，只是戈雅表达的不是亲密温暖的气氛，而是仿佛在说，“这家人就站在这里，你们自己看自己判断吧”。虽然这幅画并没有以往宫廷肖像应该对皇室抱持的赞美之情，甚至透露出一些讽刺之意，但却意外地被国王和王后接纳了，据说被“丑化”的王后路易莎甚至对它评价颇高，不知道是否被流动于画面之上的光彩打动，又或者对画家的精心构图暗自叫绝：问问自己，一眼望去，你首先看到的是谁？
赞助人制度决定了文艺复兴以来的艺术家无论有怎样的天赋，有时也不得不妥协，得到赞助人的认可是成功的前提。但从1737年法国人举办官方沙龙展开始，艺术家便有了将作品面向公众的机会，有了为自己而不是赞助人创作的机会，画家可以画自己想画的，表达自己想表达的。于是就有了《1808年5月2日》和《1808年5月3日》，戈雅用激荡的笔法，强烈的明暗对比，表达着自己的家国情怀和民族气节，那个看似逸笔草草却成熟笃定的白衫黄裤的青年成为美术史上最打动人心的经典形象之一，被无数艺术家致敬。而蚀刻版画《奇想集》更是让艺术家将个人宣泄发挥到极致，看着那一个个怪诞可怖的形象，我们一边感叹戈雅的奇思妙想，一边也对他因病失聪的痛苦感同身受。画家的工作不再只是装饰宫廷与教会，不再只是投他人所好地创作。戈雅用他的艺术关注国家命运，讲述个人命运，他为自己而创作。
为自己的创作在“黑色绘画”中达到巅峰。在75岁高龄时，戈雅的健康每况愈下，而复辟的波旁王朝治下自己希冀的政治与宗教改革成为泡影，陷入身体与精神的双重绝望之中，他独自在居住的“聋人别墅”（房屋的前主人恰巧也是聋人）的石膏墙壁上用油画颜料画下14幅主题黑暗的作品，夸张、怪诞、放肆、恐怖、令人不安。这些画不是用来展览的，戈雅也未曾写过它们，甚至不曾与人讨论过，那是独属于自己的作品，肆意地抒发自己的心声，焦虑、压抑、恐惧，无人能解。单是看看《萨图恩食子》就足以震撼我们，戈雅的精神已经到了怎样的崩溃边缘，终日面对怎样的痛苦，才会在自己的餐厅墙上画出这样恐怖的图景？你很难想象他是那个曾经画出最浪漫美好的《阳伞》的戈雅。他终于成为了自己的赞助人。
江山代有才人出，西班牙艺术家的创新精神与革命精神从未停歇。格列柯、委拉士开兹、戈雅，在他们身上无法使用的单一风格标签，同样也无法适用于他们的后辈，安东尼·高迪（1852—1926）、巴布罗·毕加索（1881—1973）、胡安·米罗（1893—1983）、萨尔瓦多·达利（1904—1989）……一个个杰出的西班牙人努力摆脱现实的平庸乏味，用艺术演绎他们的奇思妙想，至今仍有回响。
作者：洪潇亭 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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