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产3A游戏《黑神话：悟空》中的陕北说书强势“出圈”，众多国内外玩家对此表达了喜爱与惊叹，还有人称其为中式Rap。
作为我国民间说唱艺术的一部分，陕北说书为何能重新受到人们的欢迎？它的“爆火”，又能否为中国民间说唱艺术开启一片新的发展空间呢？
细节“拉满”，与时俱进
“黄风岭，八百里，曾是关外富饶地……”漫天黄沙中，无头僧怀抱三弦、腿绑甩板，那“成败生死莫讲理”“不强走那正道才有戏”的唱词悲切苍凉。
在《黑神话·悟空》中，这段陕北说书不仅力道遒劲，而且细节“拉满”。
首先，是演奏者“无头僧”。在过去，陕北说书一直靠民间盲艺人走乡串户相传，师徒口耳相承。这种盲人说书的传统始于先秦时期的“瞽矇文化”，这是一种典型的盲人乐官制度，瞽矇执掌乐器，既要诵诗，也要歌诗，由此形成了中国说唱的萌芽。
在周代时，陕北属于雍州管辖，当时的民间艺人为了生计向宫廷里的瞽史学习，以至如今许多陕北说书的开场白都与当时的瞽史诵诗大体相似。《黑神话·悟空》中演奏者“无头无眼”的设定，似乎也与这一传统暗合。
其次，是无头僧弹奏的乐器。陕北说书一般为自弹自唱，所使用的主要乐器是三弦，这一乐器由北魏、唐宋时的琵琶演变而来。不过，也有直接使用琵琶的场景，因此，陕北说书被分为“三弦书”和“琵琶书”。
此外，为了使表演更加立体丰满，说书人还增设了绑在小腿上的以两块木板制成的耍板，用来增强音乐的节奏感。但另一种节奏乐器——用竹片做成枣核形的绑在手腕上的“嘛喳喳”就没有出现在游戏画面之中。
最后是唱腔与唱词。游戏中的这段表演由陕北说书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熊竹英弹奏及表演。据报道，就在录制前，熊竹英还在对唱词进行反复打磨，调整长短、押韵，使其朗朗上口。
这是因为，尽管陕北说书的唱词一般采用五字句或七字句，但并不受字数局限，而是更讲究通俗流畅，保持浓郁的地方特色。
在唱腔上，陕北说书则脱胎于当地的民歌小调，后吸收眉户、秦腔以及道情、信天游的曲调逐步而成，因此，曲调既可以激扬粗犷，也可以低沉迂回，富于变化，这才有“九腔十八调”之称。
其实，在历史上，陕北说书的传承与发展就始终与时代走在一起。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文协曾成立“说书组”，在多地举办说书训练班，帮助当时的说书艺人编写说唱新书，改造过时的内容与形式。这一时期，诞生了如《瓦子街战斗》《宜川大胜利》等许多优秀的新书作品，广受人民群众的欢迎。
著名的陕北说书艺术家韩起祥从20世纪40年代初便开始编演反映现实生活的新书，创作了《王丕勤走南路》《刘巧团圆》《我给毛主席说书》等几十部作品。
到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陕北说书有了新的变化，由单人说唱发展为多人对说，由坐场改为走场，由地摊搬上舞台，由盲艺人说书走向正常人、有文化者说书等。
近年来，随着国产动漫产业迅速发展，对传统文化元素的需求也大大提升。熊竹英就大胆尝试，参与配音了《玄门之众生无相》，并一举获得金海豚动画短片银奖，让人们看到陕北说书这一传统艺术“跨界”的可能。
此后，熊竹英在社交媒体上不断发布创新的陕北说书作品，如南北曲艺“混搭”的《看今朝》，与电子游戏和流行音乐结合的《黄风起兮》等，广受当代年轻人的欢迎。正如他在采访中说的，“陕北说书，它从未停止过传承和创新的脚步”。
推陈出新，句句入耳
陕北说书属于我国民间说唱的一种。在我国，民间说唱历史悠久，流派众多，无论是庙堂之上，还是市井乡间，都曾有过许多民间“说唱”歌手的身影。
1957年，四川成都出土过两尊东汉陶塑说书俑，一为站式、一为坐式。坐者头系巾帕，在额前打结，右手持鼓棒高举，左腋下夹类似腰鼓的鼓，作笑唱状，憨态可掬，俨然一副说书人的形象。
与此相似的汉代说书俑此后还多次被发现，如1963年在四川郫县出土的陶制“说书俑”和1979年在扬州邗江西汉墓中出土的木质“说书俑”。这说明，我国的民间说唱在汉代已经有了比较大的发展。
魏晋至隋唐，伴随着佛教的传播，宣教的师父们希望利用更为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解教义，其中有一个重要手段叫作“变文”，因其通俗易懂，故事性强，有“白不离歌，歌不离白”的特质，而大受欢迎，也成为民间说唱的雏形。到唐代时，我国民间说唱逐渐成熟。
另外，由于贸易繁荣，城市人口众多，唐朝已经有了专门的“说唱”职业艺人。1966年，西安西郊出土的一组彩绘陶俑，左右两侧陶俑，席地而坐，一人吹奏乐器，一人双手击节，一髯面长者居中作说唱状，经鉴定系唐代制造的“说唱俑”，证明此时已经有了职业化的说唱艺人。
这一时期的“说唱”艺术，韵散相间，长短结合，故事性完整，不仅在民间流传，在宫廷也受到统治者的喜爱。例如，郭湜《高力士列传》有：“上元元年七月，太上皇移仗西内安置……每日，上皇与高公亲看扫除庭院，芟剃草木，或讲经论议，转变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
到了宋代，民间说唱艺术已蔚然成风，不仅种类丰富繁多，还具有很强的娱乐性，甚至还出现了民间说唱艺术与广告结合的营销方式。
这些民间说唱艺术家还能在前代说唱技艺的基础上引入当代的流行曲，让说唱表演的体制更加宏大、曲调更加多变、内容更为丰富，从而吸引更多的观众。
此时，一批独具特色的表演艺术形式，如北宋的“诸宫调”“说话”“说浑话”“说经”“小说”“合生”“商谜”，南宋的“像生”“陶真”等，都迅速发展起来。
这一时期，民间说唱还将触角由城市延伸向乡村，并受到乡村社会的热烈欢迎。在南宋诗人陆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中就有：“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元明清时期，说唱则基本上承袭了唐宋两代的传统，只在表演形式上有新突破：元明两代有词话、评话、弹词、鼓词等说唱形式，清代则开发出如“十不闲”“数来宝”“山东琴书”“山东柳琴”“山东快板”“河南坠子”“三弦书”等艺术品种。
事实上，传统民间说唱最为显著的特色是语言表达的通俗化和大众化，民间艺人严格遵循语言、唱词不生不隔，句句入耳入心，一律说老百姓的话的创作规律。
甚至有些源于古典文学或戏曲的故事，在经过几代艺人的努力之后也形成了风趣、机智、俏皮、幽默的语言表达风格。
或许，一门艺术只有“活”在百姓大众中间，才会永葆活力。
近日，国产3A游戏《黑神话：悟空》中的陕北说书强势“出圈”，众多国内外玩家对此表达了喜爱与惊叹，还有人称其为中式Rap。
作为我国民间说唱艺术的一部分，陕北说书为何能重新受到人们的欢迎？它的“爆火”，又能否为中国民间说唱艺术开启一片新的发展空间呢？
细节“拉满”，与时俱进
“黄风岭，八百里，曾是关外富饶地……”漫天黄沙中，无头僧怀抱三弦、腿绑甩板，那“成败生死莫讲理”“不强走那正道才有戏”的唱词悲切苍凉。
在《黑神话·悟空》中，这段陕北说书不仅力道遒劲，而且细节“拉满”。
首先，是演奏者“无头僧”。在过去，陕北说书一直靠民间盲艺人走乡串户相传，师徒口耳相承。这种盲人说书的传统始于先秦时期的“瞽矇文化”，这是一种典型的盲人乐官制度，瞽矇执掌乐器，既要诵诗，也要歌诗，由此形成了中国说唱的萌芽。
在周代时，陕北属于雍州管辖，当时的民间艺人为了生计向宫廷里的瞽史学习，以至如今许多陕北说书的开场白都与当时的瞽史诵诗大体相似。《黑神话·悟空》中演奏者“无头无眼”的设定，似乎也与这一传统暗合。
其次，是无头僧弹奏的乐器。陕北说书一般为自弹自唱，所使用的主要乐器是三弦，这一乐器由北魏、唐宋时的琵琶演变而来。不过，也有直接使用琵琶的场景，因此，陕北说书被分为“三弦书”和“琵琶书”。
此外，为了使表演更加立体丰满，说书人还增设了绑在小腿上的以两块木板制成的耍板，用来增强音乐的节奏感。但另一种节奏乐器——用竹片做成枣核形的绑在手腕上的“嘛喳喳”就没有出现在游戏画面之中。
最后是唱腔与唱词。游戏中的这段表演由陕北说书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熊竹英弹奏及表演。据报道，就在录制前，熊竹英还在对唱词进行反复打磨，调整长短、押韵，使其朗朗上口。
这是因为，尽管陕北说书的唱词一般采用五字句或七字句，但并不受字数局限，而是更讲究通俗流畅，保持浓郁的地方特色。
在唱腔上，陕北说书则脱胎于当地的民歌小调，后吸收眉户、秦腔以及道情、信天游的曲调逐步而成，因此，曲调既可以激扬粗犷，也可以低沉迂回，富于变化，这才有“九腔十八调”之称。
其实，在历史上，陕北说书的传承与发展就始终与时代走在一起。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文协曾成立“说书组”，在多地举办说书训练班，帮助当时的说书艺人编写说唱新书，改造过时的内容与形式。这一时期，诞生了如《瓦子街战斗》《宜川大胜利》等许多优秀的新书作品，广受人民群众的欢迎。
著名的陕北说书艺术家韩起祥从20世纪40年代初便开始编演反映现实生活的新书，创作了《王丕勤走南路》《刘巧团圆》《我给毛主席说书》等几十部作品。
到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陕北说书有了新的变化，由单人说唱发展为多人对说，由坐场改为走场，由地摊搬上舞台，由盲艺人说书走向正常人、有文化者说书等。
近年来，随着国产动漫产业迅速发展，对传统文化元素的需求也大大提升。熊竹英就大胆尝试，参与配音了《玄门之众生无相》，并一举获得金海豚动画短片银奖，让人们看到陕北说书这一传统艺术“跨界”的可能。
此后，熊竹英在社交媒体上不断发布创新的陕北说书作品，如南北曲艺“混搭”的《看今朝》，与电子游戏和流行音乐结合的《黄风起兮》等，广受当代年轻人的欢迎。正如他在采访中说的，“陕北说书，它从未停止过传承和创新的脚步”。
推陈出新，句句入耳
陕北说书属于我国民间说唱的一种。在我国，民间说唱历史悠久，流派众多，无论是庙堂之上，还是市井乡间，都曾有过许多民间“说唱”歌手的身影。
1957年，四川成都出土过两尊东汉陶塑说书俑，一为站式、一为坐式。坐者头系巾帕，在额前打结，右手持鼓棒高举，左腋下夹类似腰鼓的鼓，作笑唱状，憨态可掬，俨然一副说书人的形象。
与此相似的汉代说书俑此后还多次被发现，如1963年在四川郫县出土的陶制“说书俑”和1979年在扬州邗江西汉墓中出土的木质“说书俑”。这说明，我国的民间说唱在汉代已经有了比较大的发展。
魏晋至隋唐，伴随着佛教的传播，宣教的师父们希望利用更为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解教义，其中有一个重要手段叫作“变文”，因其通俗易懂，故事性强，有“白不离歌，歌不离白”的特质，而大受欢迎，也成为民间说唱的雏形。到唐代时，我国民间说唱逐渐成熟。
另外，由于贸易繁荣，城市人口众多，唐朝已经有了专门的“说唱”职业艺人。1966年，西安西郊出土的一组彩绘陶俑，左右两侧陶俑，席地而坐，一人吹奏乐器，一人双手击节，一髯面长者居中作说唱状，经鉴定系唐代制造的“说唱俑”，证明此时已经有了职业化的说唱艺人。
这一时期的“说唱”艺术，韵散相间，长短结合，故事性完整，不仅在民间流传，在宫廷也受到统治者的喜爱。例如，郭湜《高力士列传》有：“上元元年七月，太上皇移仗西内安置……每日，上皇与高公亲看扫除庭院，芟剃草木，或讲经论议，转变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
到了宋代，民间说唱艺术已蔚然成风，不仅种类丰富繁多，还具有很强的娱乐性，甚至还出现了民间说唱艺术与广告结合的营销方式。
这些民间说唱艺术家还能在前代说唱技艺的基础上引入当代的流行曲，让说唱表演的体制更加宏大、曲调更加多变、内容更为丰富，从而吸引更多的观众。
此时，一批独具特色的表演艺术形式，如北宋的“诸宫调”“说话”“说浑话”“说经”“小说”“合生”“商谜”，南宋的“像生”“陶真”等，都迅速发展起来。
这一时期，民间说唱还将触角由城市延伸向乡村，并受到乡村社会的热烈欢迎。在南宋诗人陆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中就有：“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元明清时期，说唱则基本上承袭了唐宋两代的传统，只在表演形式上有新突破：元明两代有词话、评话、弹词、鼓词等说唱形式，清代则开发出如“十不闲”“数来宝”“山东琴书”“山东柳琴”“山东快板”“河南坠子”“三弦书”等艺术品种。
事实上，传统民间说唱最为显著的特色是语言表达的通俗化和大众化，民间艺人严格遵循语言、唱词不生不隔，句句入耳入心，一律说老百姓的话的创作规律。
甚至有些源于古典文学或戏曲的故事，在经过几代艺人的努力之后也形成了风趣、机智、俏皮、幽默的语言表达风格。
或许，一门艺术只有“活”在百姓大众中间，才会永葆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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